“他们说：中国拥有众多人口与丰富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取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而自食其果；对其他各国来说，他们所以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的‘黄祸’论。”
“中国威胁”的逻辑无非有以下几方面：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将使中国变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经济上将使西方失去优势；中国的人口压力必然产生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中国人的道德与精神属于“异教”范围，永远不会属于西方世界；中国具备了文明世界的一切物质利益，却不要基督教的精神，这样的中国，将会使世界处于灾难中等。
其实，从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很难得出中国威胁的结论，从中国和平主义的历史文化上也得不出中国威胁论，只有从西方殖民史，依据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理论去推理中国，才会出现中国威胁论，而且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在强国之路上，完全接受西方的权力价值观，采取争强权的战略。从中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实践更找不到中国威胁的证据。其实在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中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外交的现实性和现代性发展，其思想来源不能完全归结于民族主义的东西，也不是基于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而是依然保持着中国历史文化孕育的和平思想、制度意识形态规定的民族平等的国际主义信念，以及近代的不幸遭遇所造成的对现存国际旧秩序的忧患意识。虽然这使得中国人的政治视野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国内，而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秩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又保证了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只能是国际和平新秩序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威胁力量。而且，当今中国已努力改变过去长期被排斥在国际体制之外的局面，实施的是通过寻求国际交往、合作与对话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持世界和平的新型战略，中国一向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谈不上对现有体制的挑战。当然，在此进程中，可能会“威胁”到数百年建立在强权政治之上的霸权秩序和一些不合理的国际旧体制。这也注定了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所遭遇的国际关系不会一帆风顺。尽管中国主观上想与任何大国都和平共处，但毕竟不能一厢情愿，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称霸，而且必须靠发展才能抵御强权和霸权，只有抵御住强权和霸权，才能保障和平。因此中国将在韬光养晦中寻求合作、有所作为，在国际斗争中稳住阵脚，在维护和平中加快发展。这也是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第二，中国新型的和平主义。
国际关系史上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体系之下，存在不同的解决战争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和平主义主张。在历史上等级制国际体系下，有过帝国一统下的和平主义，也有过宗教一统下的和平主义；在殖民体系时代，垄断国际事务的列强依据其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来维持殖民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而在列强之间存在的是权力均衡制下的帝国主义秩序论、霸权稳定论以及世界政府论。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依然存在靠霸权威胁、核威慑获得集体安全的逻辑。
虽然古代中国长期维持过等级的国际关系秩序，但是，在近现代中国中心观已被彻底去除之后，留下的只是对和平的向往，而且现代性的和平思想不会再是过去通过道德教化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也不会接受建立在西方权力政治基础上的“霸道”的和平主义。中国已经有了顺应形势发展的思想和行动，并在一些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比如在国家利益关系上，中国早已主张平等互利；在解决冲突问题上，主张用对话消除对抗；在解决自己与外国的领土争端上，做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资源共享、互利合作的举措；等等。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理应得到坚持和发展。中国还将进一步致力于促进一种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自制机制的形成，使冲突的平息也不再是那种依靠外来威慑的平息，而是在自主意愿基础之上的和平解决。
与主权国家全球林立几乎同时而来的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分工的日益加快，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经济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因此突出。在过去国家利益关系被界定为彼此“零和”的对立关系的时代，冲突双方在得与失之间抉择，权力往往成为决定因素。当今国际关系中经济、安全、环境保护、科技信息等彼此息息相关的制约因素正在改变过去的观念，面对或“双失”或“双赢”的选择，国家间合作与对话就成为解决冲突和摩擦的可能方式。即便在最为敏感的领土争端中，解决争端的方式也在改变。边界争端不再必然爆发战争或对抗，保持某种形式的边界和平与稳定秩序，已经比边界本身显得重要。于是，在主权独立的政治取向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全球化两相并存发展的时代，新的思想和理论逻辑应运而生。
以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行为取舍来看，当今关于国际秩序的思潮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沿袭旧的权力政治和霸权稳定论，要建立单极的霸权体系下的新秩序。二是强调经济相互依赖的自由制度主义，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行为，要建立发挥社会功能而不是国家作用、以增进社会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的超越领土界限的世界秩序体系。第三，坚守主权原则的平等主义，将希望多寄托在发挥联合国作用上，其目的是建立主权国家体系下的和平秩序。第四，强调集体安全的理想主义，也将希望多寄托在发挥联合国作用上，但其目的是要联合国发挥类似世界政府的干预作用，建立超国家的世界秩序。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对上述一种思潮作出选择，也可以将几种思潮合为己用。随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交合发展，西方大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思想也不再是单一的一种主义的产物，比如，美国布什政府开始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所宣扬的就是保障全球的集体安全，要建立的是泛美主义的世界秩序，所依仗的是霸权的单极格局，奉行的是霸权稳定论，最想捍卫的无疑是自己国家的主权利益，最想达到的则是削弱别国的主权地位。
然而，对于20世纪才赢得主权独立的国家来说，民族自立与国家强盛都是必须争取的目标。为此，他们在国际关系中要同时坚守主权原则和寻求有利的发展环境，因而在强权政治与经济全球化并存的国际形势下，他们必须在反对霸权和对外合作之间做到平衡。在维护主权方面，他们所能依据的主要是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则对保障主权的约定。在发展民族经济的现代化道路上，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验和经济学理论，纷纷实行经济开放，抱着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间纠纷。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均是为了赢得一个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但当他们在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而踌躇满志的时候，也已经对强权国家借经济优势推销其制度和文化模式的企图有所警觉和忧虑，全球“一体化”的宣传就像意识形态一样使他们感到恐惧。另外，主权国家之间还存在差别、对立和利益冲突，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一个竞争性体系，各国外交战略的不同，导致这种国际竞争或冲突性竞争或合作性竞争的不同。
和平外交作为战略思想在中国三代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中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所奉行的是新型的和平主义与主权平等原则。在经济全球化到来、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增强的时代，中国的中心任务转移到发展经济上，中国要调整与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的关系，在现有国际体制中增进自己的制度参与，通过合作与对话发挥影响，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虽然中国不会在制度和文化模式上与西方完全统一，而且中国将对国际社会出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等发出变革的声音，但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的目标是为全面建设自己的小康社会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在通过参与国际体系来达成合作，因此，中国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体制，中国更不会发出霸权的声音。当然，中国也不会放弃反对霸权的口号，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共同规定。对于国际机构的集体安全和主持正义的功能和行动，中国更多强调的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主权国家地位和安全进行保障的初衷，那种宣扬主权过时的思潮，对中国则不合时宜。因为当今世界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主权国家的数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坚守主权原则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在不断增大。二是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呼声不断高涨。正如中共十六大报告所声明，中国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总之，在合作中求和平、促发展，推动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形成，将是中国国际和平主义的应有内容。
科学的文化氛围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文化
工业文明是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工业文明建立在现代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技术革命则以科学发明为动力源泉，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不是凭空出现的，尤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科学发展首先需要获得人们对于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其次，科学发展依赖于人们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上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科学方法的形成。这两方面都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从文化是人类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进程的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是文化的一种典型形式和根本内容，因此有人对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为：科学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是一种文化过程。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先进的文化必然建立在科学的文化发展基础上。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变革与对科学新知的接受有很大关系。近代前后中外文化的冲突并非首先来自于人文思想领域，而是首先来自于自然观领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般来说，如果一种知识不至于威胁和瓦解固有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则容易被接纳。中国对待异种文明的进入通常有两种反应：一是采取表面普遍主义的态度，而实际则将似乎不容置疑的新知识转化为中国的旧学，以一种天下一家的心态渐渐使自己融入世界；一是采取特殊主义的态度，坚决拒斥外来新知。近代前后进入中国的西洋文化分两大方面，即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伦理道德观念的方面，和涉及宇宙、自然和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解释和评判的方面。虽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们本意是传播宗教，但他们的宗教伦理文化被淹没在中国的信仰世界中，而更能凸显其知识与思想异常的却是西洋的天文地理等科技文化，因为这些新知成为人们另类思想的解释资源，彻底打破了帝王可以“通天”的政治文化体系。通天手段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成为王权的象征，古代中国曾以“天圆地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秩序为天经地义，正是西洋关于天地的知识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时空观，改变了封建官方向来对天文之学的垄断，也动摇了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这种支撑几千年人们所熟悉的宇宙和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动摇之后，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相互支持，并在19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中随着坚船利炮与商业贸易双管齐下，才最终导致了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瓦解。虽然中国是先从技术、军事上认识到中不如西的，最后才从文化上认识到自己观念的落后，但正是人们对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了解，触动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中外文化关系在近代的三次变革。最初变化出的是“中体西用”模式，尽管局限很大，但它总算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观念体系，为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国人学习西方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办洋务、师夷法、引进西学等提供了文化环境。“中体西用”主要是西方科学技术的西学被作为有用之物、御夷之策和自强之道，大批西学书籍开始传入中国，最早一批科学家也在此阶段成长起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和中外战争较量的增多，“中体西用”模式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被认清，于是到了第二步“改革中体，以用西学”的阶段。维新派人士要求变革旧的体制，维新变法，并且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科技发展的重大措施，如废八股科举，兴学校，学习自然科学，成立学会，广开知识人才，派遣留学生，奖励工艺发明等。束缚科技发展的科举制度终于在1905年被废除，两种被认为是西方科学基础的重要方法---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也开始被国人认识和掌握。在此期间，第一批国内自己的医学、农业科技、数学、综合性自然科学等杂志相继出现。
清王朝灭亡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第三个阶段即“西体西用”阶段的到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加上西方的工业科技文化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内容，尤其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既是科学化的产物，也为科学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时代氛围。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大多是科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们要冲破旧的传统文化，所依靠的武器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如陈独秀断言：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并倡言科学法则正是破除迷信和蒙昧禁锢的思想解放的理性工具，是提高生产效率以增进人生幸福的有效手段。鲁迅认为“，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胡适说“，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并总结道：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民主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从此，科学文化在中国具有了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社会土壤和根基，中国人的观念正是随着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完成了一次重大转换，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向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这个起步时代的科学成果还不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时代并未到来，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历史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