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1日至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法问题。陆定一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委宣传部的方向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思想领导是党委领导的首要职责，而宣传部又是党委领导思想战线的工作机关。因此，党委宣传部必须明确工作方向，改变工作作风，从包办代替政府文教工作，陷于日常行政事务的圈子解放出来，充分认识理论工作是思想工作的根本，改变理论工作的薄弱状况。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1955年3月10日，全国文联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1955年12月，《列宁全集》中文译本第1卷出版。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1月14日，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20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指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中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旧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现有的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向科学进军，努力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知识分子。1月20日，李富春在会议上发言，阐述科技工作方针。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养足够的科学技术力量，是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知识分子为中国迅速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这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讨论十大关系过程中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和科学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必须把法学研究的机构迅速建立起来，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社会上培养守法的风尚等。
1956年10月17日，新版《鲁迅全集》第1卷出版。
以文化主体和主体文化两大转变为根本标志的政治文化变革成就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以工业文明为奋斗目标，但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其进程是以社会变革，尤其是政治革命为动力启源，工业文明所同时要求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现代政治运作并未同步实现，这就造成现代化进程中以政治经济为依据和以生活模式、经济模式为根基的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的巨大变革。
一、政治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
“政治文化”一词是20世纪才被明确使用的，它可以取代传统政治学中常见的“民族精神”、“国民性格”等意义相近的术语，成为现代政治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文化有多个方面，虽然政治文化与文化的社会部分（如习俗、道德和伦理风尚等）、经济生活层面（如小农意识等彰显的经济文化特征）等一起成为文化总体的构成部分，但人们把政治文化看作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变量。因为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标志和价值，是一个政治体系集体的历史，体现为一个社会的中心价值和政治取向。虽然对政治文化不一定形成一致的定义，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形成，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向往和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行为方式是政治文化的表现，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固形态，而政治学说是政治文化的理论化反映。
政治文化一方面是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情感等对政治行为发生作用的，并且人们的政治行为又对政治体系和宏观政治活动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还通过政治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政治传统资源（工具）对其政治、行政行为发生作用，政府的政治、行政行为又对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结构关系、社会个人交往等发生作用。因此，有人把政治文化称为是“国家的非正式组织”，它与一定社会的正式组织交互作用，存在着互动关系。也就是说，除了基本的直接的政治功能之外，政治文化还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等，甚至还具有决定和影响文化其他子系统的力量和功能。政治文化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文化直接影响政治行为的方式，如中国古代的“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民众的政治人格，特别是深层意识里的畏官、崇官、迷信“清官”等顺民心理，致使官员和民众都有一种主奴性格。其次，政治文化影响政治结构的模式。政治制度就是主要的政治结构模式，一些非制度性的政治结构如派系结构、帮会结构、种族结构、宗族结构等，也深受政治文化的影响。第三，政治文化影响政治社会的稳定。任何政治秩序都有其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认同基础，尤其是在民族认同、领土认同、利益认同方面不可缺少，否则政局就会动荡。第四，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变革进程。如果政治变革的方向与民众的政治认同和取向一致，那么政治文化就会促进政治变革，反之，政治变革就会受阻甚至失败。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化重要性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大量关于社会政治意识、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精辟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观的主体内容。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文化决定于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主要包括有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信仰、理想以及政治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即由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关系所决定，任何政治文化都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状况所决定的。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有许多思想家试图用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黑格尔等人认为：
“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一再强调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文化对社会和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也在强调：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多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也曾指出：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明确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政治文化反作用的主要作用或直接作用对象当然是政治生活领域，但通过政治生活领域的中介，又会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政治文化的反作用有正负两种表现形式，新型的、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起的是正面作用，而守旧落后的政治文化则起负面作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政治文化中具有双重角色，既是政治文化的主体，又是政治文化的作用对象，人的解放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和理论的制造者。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属于人的主观意识领域，因而人是政治文化的主体。而且，人是政治文化的主体还表现在人也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创造者和主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赋予人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坚实的现实性基础上的：
“思想、观念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现实性主体的人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对于政治文化来说，正是这种能动性使得人们能够根据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规律和要求，选择或形成与这种规律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理论和政治理想。列宁认为：
“人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人作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其思想观念的制造者。“政治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人类群体的政治意识，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同继承和拥有的社会政治性格，规定着人类群体的“政治发育”程度，制约着群体中个体的政治行为方式。所以鲁迅先生说：“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马克思在分析法国社会时曾以小农为例，指出法国小农“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扰，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种对小农政治社会心理的分析说明了正是法国传统政治文化使波拿巴政变得以成功。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文化具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化的阶级属性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政治文化反映阶级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与阶级活动和阶级关系密切联系，恩格斯在分析不同阶级道德观念的形成时指出：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一定的政治文化正是决定于并反映着一定的阶级利益。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斗争也必然反映到政治文化上来，“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其二，统治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其三，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政治文化。无产阶级将“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文化专家杜撰出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具有新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