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命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及其阶级斗争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其工作才有意义和前途。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一切古人和外国人的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又有团结，又有斗争，又有批评，帮助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克服缺点，转变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3）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一个是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文艺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保证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党内外的数十位同志在会上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毛泽东的《讲话》，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随即决定进一步学习《讲话》，以克服文艺工作中的偏向。延安文艺座谈会标志着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始，它有助于克服“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未能彻底解决而当时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本弱点，使新文学在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与人民群众的结合。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关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的主张：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对于外国文化，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的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著有成绩的，就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在过去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是起了伟大的作用的。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重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门市部合并，用三联书店的招牌在上海恢复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资本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问题》、《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华岗著）、《科学历史观教程》（艾思奇、吴黎平著）等著作。
194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推荐文艺作品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开始与工农兵群众结合，文艺各部门都出现了很多崭新的作品，用工农群众的语言或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描写解放区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他们反映了新中国人民斗争的现实，并且与斗争结合，成为教育群众、指导现实的利器，对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生产运动、抗日及爱国自卫战争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品的出现，使“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一改从来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内的面貌。现在需要把这些文艺创作的成绩加以总结，表扬其中优秀的，巩固已得的成果，并使这一新中国人民的文艺运动推进一步。为此，延安将组织评议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希望趁五四土地会议代表来中央之便，将各地优秀的文艺作品推荐出来，交由参加土地会议的代表携带来延安，并注意以下几点办法：（1）推荐项目，包括小说、诗、秧歌、戏剧、歌曲、木刻、连环画、说书、洋片。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有特佳者亦可。
军队中的作品亦包括在内。（2）推荐标准，必须是反映群众的实际斗争，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在群众斗争中起相当作用的作品。（3）推荐方法，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由宣传部领导，组织委员会，以决定应推荐之作品。（4）所推荐之作品，须将成品带来中央，不要只是开列名单。每种作品至少带两份或三份来。
1947年7月10日，中央工委发出《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最近所获报告，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时，清查出来的地主家庭的书籍、字画、碑帖、古董等受到很大损失，有的被当成废纸贱卖。五台山的古庙古物，也破坏得很厉害。这是中国文化的损失。请及时通知各级党委及军队中的各级首长，对于现存书籍、古物，如已分散的，应当尽可能设法收集凑拢；尚未分散的，务必指定专人妥当保管，或暂就原地保存，或在必要与方便时，集中到指定地点保管，以备将来进一步集中到适当的图书馆存放。总之，绝对不要任意破坏或出卖。古庙古迹也必须保存，禁止拆毁。已开始破坏的必须停止，将来统一处理。各地方党在处理此事时，应当向支部、民兵及群众多做解释工作。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率中共中央机关向华北转移途经晋绥解放区时，与《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谈话。《谈话》系统地论述了党的办报方针：（1）党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
（2）必须实行群众路线。（3）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即如何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仅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4）报社人员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并且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强调：“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194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宣传中，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忘记了我们主要是代表工农兵的，另一种倾向是拒绝为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服务，与他们格格不入”；规定报纸的主要消息应来自农村、工厂，其次是来自市场、学校等其他方面；报纸要办副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
1949年3月29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为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举行茶话会。接着，召开了原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组成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组成的文代会筹备组。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为主席，茅盾、周扬当选为副主席。7月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周恩来指出，文学艺术为人民不仅是口号，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我们的新文艺队伍由部队文艺工作者、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和原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所组成，对工人、城市、农民和部队各自存在不同程度的陌生。必须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希望能有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已有一部分同志开始熟悉农民和土兵。土兵基本上是拿枪的农民。应该继续熟悉他们，并帮助不熟悉他们的人去熟悉他们。所有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深入工农兵，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而不能写官僚资本家、地主及国民党军官等，但主要的力量放在哪里必须清楚，否则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时代，不可能反映出伟大劳动人民。关于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目前仍是普及第一。解放区的普及工作离需要还很远。重视提高而轻视普及工作，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新生事物要爱护、帮助。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重视它的改进。改进首先和主要的应是内容，其次是旧形式，如此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旧文艺界许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参加改造工作，应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因为只有尊重他们才能改造他们。旧文艺里宣传封建思想、反革命思想以及不适合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会被消灭，另外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将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是有前途的。否则，完全肯定或否定，都是错误的。
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立，推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