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竞选之后，新上台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主动拜访了尼克松。有人问肯尼迪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和1956年竞选胜利之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拜访竞选失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肯尼迪回答说，有些事情是民主党必须去做，而共和党不必做的②。尼克松虽然竞选失败了，但他仍然想对肯尼迪政府施加影响。他特别关心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与肯尼迪的选后会见中，尼克松对肯尼迪说，他对承认中国和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持“特别强硬的观点”，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切斯特·鲍尔斯和肯尼迪政府中的其他一些外交事务顾问们在催促肯尼迪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对此，肯尼迪说，他也反对承认中国，但已经有人向他提出实行所谓“两个中国”政策的建议。尼克松认为他与肯尼迪总统的这次会谈，有力地阻止了肯尼迪的“左翼”顾问们说服肯尼迪与中国和解的企图。在《六次危机》中，尼克松还振振有辞地说出了他的所谓“理由”。他说是否承认中国和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不只是中国拥有一票表决或否决权的问题，而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其成员国应当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规定。更重要的是，给共产党国家这种荣誉，只会使之扩大其在亚洲的势力，而削弱该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力量③。其实，尼克松不仅继续坚持其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而且夸大了他对肯尼迪政府的影响。
①Nixon，RN：Mem0irs，p.43.
②Schlesinger Jr.，A Th0usand Days，p.113.
③Nixon，Six Crises，pp.406 -407.
尽管尼克松对肯尼迪政府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写文章、提建议。1961年12月8日，又一轮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辩论前夕，尼克松在洛杉矶《镜报》上发表文章，鼓动肯尼迪政府在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妥协的政策，“战斗到底”，同时，也不能让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
他还说，一旦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和国会要有抗议的措施，如退出国际组织、减少美国的参与等。他批评那些认为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有利于联合国的生存的人，他认为任何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哪怕是“两个中国”的方案，“都是灾难性的，只会增强联合国中的反美势力”。他还谴责中国“无论用什么标准看......都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侵略者国家”，污蔑中国决不会遵守联合国宪章对其成员国的要求。最后，他以一句谚语结束：“防人之心不可无”①。
由此可见，在60年代初期，尼克松在公开场合的坚决反共、反华态度，并不逊于从前，基于这一立场，他不断地在各大报刊如《读者文摘》、《星期六晚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发表文章，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内外政策发表评论。1963年秋，尼克松对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的猛烈批评，使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做出回应②。
尼克松对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从共和党的政治利益出发，尼克松必须要批评民主党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其外交政策。例如，当中苏分歧日益明显之时，尼克松与其他国内的保守人士一起，公开指责肯尼迪等人热切欢迎中苏分裂的态度，他警告说，很多人因为中苏分裂而幸灾乐祸，而没有认识到“他们并非争论如何打败对方，而是如何打败我们”③。1963年4月，当肯尼迪致力于推动与苏联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尼克松对这种东西方之间的对话表示了他的怀疑。他说，美国不应对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扩展其势力的目标是否会改变抱有任何幻想。他认为美国不能对中苏分裂感到过分乐观，而应当想办法从中为美国谋取好处。此时，他还在号召要取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要争取建立“自由中国”，并认为和平共处“是屈膝投降的代名词”④。然而，另一方面，当尼克松到欧洲旅行并开始思考东西方关系的现实时，他又呼吁共和党的参议员们支持肯尼迪的核武器禁试条约，他还说这个设想是艾森豪威尔最早提出的。思想上的起伏变化和言辞上的矛盾百出是尼克松一贯的特点。尼克松没能对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相反，肯尼迪政府的某些做法给了他启迪，促使了他在60年代后期的转变。
①Richard M. Nixon"s article，December 8，1961，PPS 208（1961 - A）. 40.1（1），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②Matthews，Kennedy＆Nix0n，p. 226；Public Papers 0f President Kennedy，1963，p.614.
③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24.
④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 282 -283.
尼克松与约翰逊政府的关系则很微妙。约翰逊本人对尼克松印象不错，他说他从没有像他的其他民主党同事们那样反感尼克松。约翰逊曾与尼克松在国会共过事，在尼克松任参议员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逊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认为尼克松是“一个被人中伤和被误解了的人”，是一个“强硬的、顽固的共和党人，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但也是一个总想为国尽忠的人”①。尽管如此，尼克松还是对约翰逊政府的几乎所有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尼克松较少提到约翰逊的对华政策，但他不会没有注意到约翰逊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1967年7月1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虽然认为中国那时并没有准备好向美国敞开大门，但披露约翰逊已打算开始与中国对话。而那个时候，尼克松正在纽约，如泰勒所说，他“不可能错过这样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②。
当尼克松准备在1968年再次竞选总统时，约翰逊政府是他攻击的当然目标。他攻击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了混乱。事实上，所有的攻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他的竞选服务的。对此，尼克松也曾内疚地说，1968年竞选以后，他再也不会为难约翰逊了，还称赞约翰逊是“140年来美国最勤奋和最投入的总统”③。
①Lyndon Baines Johnson，The Vanta e P0int：Perspectives 0f the Presidency，1963 - 1969（New York：Popular Library，1971），pp.547 -548.
②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 273；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An Investi ative Hist0ry（New York：Public Affairs Press，1999），p.41.
③Ambrose，Nix0n，Vol. 2，p. 183.
尼克松没有能够影响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内外政策，相反，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陷于困境的外交政策，为尼克松提供了机会。正如詹姆斯. C.汤姆森所说，尼克松继承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丰富的遗产。第一，两届政府中有一批能干的、训练有素的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为探索对华政策做了铺路的工作；第二，近10年之中，政府内部的研究和有关中国问题的“清单”为将来的对华政策做了准备；第三，约翰逊政府已经放宽了去中国旅行的限制，这也是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先声；第四，作为“对民主党渐进主义的回应”，美国公众已经对与中国和解有了思想准备。约翰逊在1966年7月12日的讲话更是“尼克松后来言行的先兆”。按照汤姆森的说法，尼克松为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以上遗产增加了两项内容，一是他在中美关系方面令人惊异的转变，二是他的无懈可击的反共产主义的共和主义①。的确，当尼克松仔细观察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准备再次进行总统竞选时，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并以适应这种变化的新形象、新姿态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他在1966年年中才真正认识到中苏分裂的存在及其价值，这是他改变观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凭着政治上敏锐的知觉，尼克松感到利用中苏分裂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机会，而解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困境是他东山再起的关键。到1967年，尼克松开始考虑某些外交政策设想。他并没有放弃反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他认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旧的目标应通过新的方式去实现。
为了增加他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和为1968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从1963年到1967年间，尼克松访问了大部分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正是这些访问促使他改变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形成了新的外交构想。这些访问不仅使尼克松深入了解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而且得到很多启发。正如他后来说的，这些旅行让他有机会亲自看到世界的变化，并与各国的新领导与老朋友会谈②。
①Thomson，“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p.241，p.243.
②Richard Nixon，In the Arena：A Mem0ir 0f Vict0ry，Defeat and Renewal（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0），p.50.
尼克松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和渐变的。在60年代的前半期，他的言行还是如以前一样，是坚定的反共分子。1963年，尼克松进行了他首次环球旅行，访问了里斯本、马德里、法兰克福、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和开罗等城市。他一方面与各国的领导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会谈，讨论新的国际形势，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召开记者招待会，仍然是大声疾呼反对共产主义。1964年3月和4月，尼克松进行了一次亚洲之行，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百事可乐公司的商务目的，但实际上是一次实地考察亚洲形势的旅行。尼克松访问了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南越的西贡、香港、菲律宾、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4月15日，当他结束这次为期24天的亚洲之行回到美国时，他发表了有关外交事务，特别是越南问题的讲话，他认为美国应当加强针对共产主义在亚洲活动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如富布莱特听证会上所说的那些路线。他敦促美国采取行动对付共产主义在北越和老挝的据点，以“使敌人不再有特许的圣殿”①。在4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总统被要求对尼克松的此次亚洲之行发表意见，约翰逊说他不能确定尼克松从这次旅行中到底收集到了多少有用的信息，但至少“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人也需要知道哪些事情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决策的”②。1964年11月，尼克松再次访问了台湾，他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亚洲人民反共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声称，即使赢得了越南战争，在亚洲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也将继续下去，因为“（共产主义）的力量中心在中国大陆”③。在泰国的访问中，他又说美国对付中国的惟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强硬路线，他反对在这方面的任何变化。如果他成为总统，在必要的时候，他将运用美国的否决权，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④。到了1966年8月，尼克松还在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的一次全国大会上说，如果越南丢失了，无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战场上丢失的，太平洋都会变成一个红色的海洋，共产主义的中国将成为这个地区的支配力量，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①。
①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138.
②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138.
③Ta-Jen Liu，U. S. -China Relati0ns，1784 - 1992（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7），p.284.
④Kubek，The Red China Papers，p. 184.
以上说明，在公开场合，尼克松原有的反共产主义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就在他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新的观点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当他在欧洲和亚洲进行访问时，他与各国的领导人及其他知名人士都谈到了中国问题，他看到了有一个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机会。事实上，在60年代中期，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和重要的变化。按照基辛格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说法，早在1965年尼克松就被有可能去中国的想法所吸引，并且差一点成行。当时，一个加拿大客商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贸易代表团，邀请尼克松一起去，但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没有批准②。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提过这件事，在尼克松的其他传记里也没有类似的记录，因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旅行计划，也就不值一提。
1966年7月，尼克松又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他访问了伦敦、都柏林、巴黎、特拉维夫、卡拉奇、曼谷、西贡、马尼拉、香港、东京和汉城。有人说尼克松某次在香港停留期间，与中国的代表有过接触。这既没有确实的材料，事实上也不太可能。不过，有趣的是，笔者在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66年7月至8月尼克松的旅行行程备忘录，上面列出了他每到一地要会见的人物名单，只有香港写的是要求获得“情报介绍”③。
①Reichley，C0nservatives in An A e 0f Chan e，p.106.
②Walter Isaacson，Kissin er：A Bi0 raphy（New York：Simon＆Schuster，1992），p.335.
③“Nixon Trip 1966”，1966 - 07 - 21，Box 32，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Travel Files，NSF，LYJ 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