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3年，明成祖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于此并营建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五百余年的首都地位。
建造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筹建于明成祖永乐五年，兴建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具体负责是规划师吴中。
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明成祖集中全国匠师，征调了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建成了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组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编修《永乐大典》
在文化事业上，明成祖加强儒家文化思想的统治，大力扩充国家藏书。
公元1403年，明成祖命解缙等人编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技艺之言，各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辑古今图书八千余种，谓“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
公元1408年此书编成，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定名为《永乐大典》，藏于“文渊阁”中。此书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重要贡献。
明成祖迁都后，在宫内东庑南又建“文渊阁”。南京的藏书大量北运至北京，《永乐大典》运至北京后，专贮于“文渊阁”。
明成祖使明代国家藏书建设发展迅速，收录入《永乐大典》中的图书均未删未改，实为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现仅存百分之三。
思想控制
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强化君主专制
朱棣在位期间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他还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
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
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明宪宗时增设西厂，权力超过东厂。明代锦衣卫、东厂和西厂都是特务机构，合称“厂卫”。厂卫制度是明朝封建皇权膨胀的产物。
重视经济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
他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免税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年间的收入非常富足。
对外军事与交流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公元1405年起，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七次出使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和德州。
公元1406年，朱棣派兵征安南，次年安南内属，于其地设交趾布政使司。
明成祖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公元1410年始，明成祖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公元1414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公元1421年，永乐帝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蒙古势力遭到永乐帝的连续打击后，此后数十年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
公元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以招抚为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
诛人十族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
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周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方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成祖暗压怒火说：“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并抓捕了大量方孝孺的宗族门生。每抓一人，就带到他的面前，但方孝孺根本无动于衷，头都不抬。
明成祖彻底绝望，也横下一条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就这样总计八百七十三人全部被凌迟处死！
明英宗：土木堡之变
公元1436年，随着仁宣王朝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加之后来宦官势力的急剧上升，正统王朝的政治日趋腐败，太监王振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明英宗非常宠信王振，对他言听计从；王振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
此时，漠北地区的蒙古已经一分为二——瓦剌与鞑靼。这两个部落互相征伐，到了英宗朝，瓦剌强大了起来，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瓦剌部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太师也先的手里，他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三千多人。
王振对此忍无可忍，下令减少赏赐，也先以此为名对明朝发动战争。英宗年少气盛，想御驾亲征，王振也想耀武扬威、名留青史。于是王振极力撺掇英宗亲征，但是由于当时朝廷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成的五十万大军，在英宗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开向漠北。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得尸横遍野的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他们决定撤军。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他想拉着英宗和军队回家炫耀一番。于是，王振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们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哪里听得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最终大军朝着蔚州方向开始移动。
然而，王振此时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怕自己因此背上骂名，于是又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逃命的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
也先的军队终于在土木堡追上了明军，并把他们给包围起来。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明军被困死地。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也先原本不杀明英宗目的是想靠英宗大捞一把，却没想到自己的如意算盘遭到明朝的拒绝，计划失败。于是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杀奔北京。明军以逸待劳，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抵挡住了瓦剌军的攻势。此时，各地的勤王军也陆续赶到京城，也先只能退回大漠。8月，也先释放了形同鸡肋的英宗。
英宗回到北京后，代宗尊他为“太上皇”，但英宗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短暂的仪式之后英宗被软禁在南内，又开始了他七年的软禁生活。
即便如此，景泰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仅让食物从一个小洞中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英宗原配钱皇后也不得不学着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景泰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英宗在这七年中，每天都活在惊恐与饥饿中。
景泰八年春正月，景泰帝重病，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迎“太上皇”明英宗复位，改元“天顺”，英宗终于见到了太阳。英宗论夺门迎复功，封石亨忠国公，其余功臣皆各有赏赐。接着，英宗清算拥立景泰帝的旧臣，杀于谦、王文等大臣。
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及前后八年的软禁后，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终于显现出英主的风采。
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王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制度。
公元1464年，英宗驾崩，皇太子朱见深继承皇位，即明宪宗。明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明英宗决定的尊重。经过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殉葬制度画上了句号。
明代宗：不甘于做替身的人
明代宗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明宪宗朱见深的叔叔。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消息传来，皇太后命朱祁钰监国。不久，瓦剌以英宗要挟明朝，于谦等大臣严词拒绝，并立朱祁钰为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并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景泰三年，代宗废去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朱祁钰的一生命运多舛。他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朱棣的第二子朱高煦。在明宣宗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驾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结，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因此被封为贤妃，却继续住在宫外。
明宣德八年，宣宗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宣宗死后，张太后没有食言，不久就册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成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
本来朱祁钰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先是朱祁钰奉命在明英宗御驾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明宪宗）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并在皇太后的授意下继承了皇位，开始了他纷纷扰扰的一生。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兵部侍郎于谦当即否决了南迁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在接下来惩治王振党羽的午门血案中，更加深了朱祁钰和于谦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
朱祁钰在位期间，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直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制为之一新，他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组织北京城保卫战。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编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军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军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终于稳定了下来。
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王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朱祁钰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
朱祁钰在坐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朝皇帝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皇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心胸狭隘的朱祁钰在迎接明英宗归来时不断暗中使坏，英宗回京之后，更把明英宗软禁起来。而事实也果如于谦所说的那样，没有影响到朱祁钰的皇位。
但朱祁钰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英宗的太子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群臣意见不一，又不愿公开反对朱祁钰，只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久，爆发了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皇帝复辟。朱祁钰被废为亲王，软禁于西内，不久气死于永安宫。他为自己营建的陵墓寿陵，被英宗下令拆毁。于谦、王文等大臣也被杀，明朝历史上景泰皇帝朱祁钰的统治时期就这样宣告结束。
回想明代宗的一生，他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重用正统朝被迫害的忠直大臣，挽狂澜于即倒，并对明王朝战后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待迎回英宗的问题上他显得过于小气，同时在太子问题上他又显得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他的一生以这种悲剧的形式告终。
明世宗：迷恋长生不老的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公元1521年4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嘉靖帝尊道教、敬鬼神，一生乐此不疲，这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关系密切。
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的源头，嘉靖帝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对嘉靖帝的影响不言而喻。嘉靖帝个性很强，认定的事大多难以改易，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尊道者升官发财，敢于进言劝谏者轻则削职为民、枷禁狱中，重则当场杖死。嘉靖帝时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嘉靖皇帝住的乾清宫西暖阁上下两层，有二十四个床位，一方面他每天换一张床考虑到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他可以随意地霸占妃嫔、妻妾或者宫女——宫女的人身安全很难保证。同时，嘉靖皇帝的妃嫔很多，以至于大多数妃嫔在后宫长期不能和皇帝过夫妻生活，非常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