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虽然宋神宗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是其变法的决心还是不变的，由此可以说，神宗还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宋哲宗：垂帘太后和影子皇帝
宋哲宗赵煦登基时，只有十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任用顽固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就把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全部废止。
宋哲宗对司马光与高太后的执政与压制感到不满。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哲宗亲政后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一带），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哲宗是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但是由于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不但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在宋哲宗当政期间激化，种下了北宋灭亡的远因。
高氏垂帘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赵煦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
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宋哲宗登基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
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高太后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哲宗即位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到了哲宗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旧党大臣的一个原因。
高太后和大臣非常重视宋哲宗的教育，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宋仁宗。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并防止其耽于女色，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却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元祐八年九月（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北宋使用这个年号共九年。由于元佑年间是由反对新政的旧党当政，因此后来的党争中，元佑一名又被用来指称旧党及其成员），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宋徽宗：靖康之变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不久，即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免，时称“六贼”。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定司马光、文彦博等百余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惇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
赵佶生活穷奢极侈，和六贼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华阳宫等宫殿园林。他派朱勔设立苏杭应奉局，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园林，名为“艮岳”，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很快挥霍一空。“花石纲”又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谁家只要有一花一石被看中，朱勔就带领差役闯入民户，用黄纸一盖，标明这是皇上所爱之物，不得损坏，然后拆门毁墙地搬运花石，用船队运送汴京。
有一次船运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一路上强征了几千民夫摇船拉纤，遇到桥梁太低或城墙水门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桥毁门。有的花石体积太大，河道不能运，朱勔就下令由海道运送，常常船翻人亡。人民在此残害之下，痛苦不堪，爆发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赵佶又派兵进行了血腥镇压。
赵佶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十月十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赵佶是个书画家，他的正书称为“瘦金体”，并最擅长于花鸟画。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
公元1125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的引导下，直取汴京。赵佶接报，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
金兵长驱直入，逼近汴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一个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话没说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上。被救醒后，他伸手要纸和笔，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12月，他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让位于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
公元1126年4月，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回到汴京。
公元1126年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赵佶与子赵桓为庶人。公元1127年3月底，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深刻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据说，赵佶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赵佶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赵佶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囚禁。囚禁期间，赵佶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但是，他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 赵佶作品——瑞鹤图没有认识到是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和自己成为阶下囚的结局。公元1127年7月，赵佶要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并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宋高宗）快来援救父母”。赵佶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赵佶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赵佶被囚禁了九年，公元1135年4月，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
宋高宗：岳飞精忠报国
宋高宗赵构先后被封为广平王、康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于金兵大举南侵时，奉钦宗之命，与王云一起出使金国求和。经过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时，州官宗泽劝阻他说：“金朝要你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还有什么用，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百姓也拦住了他的马，不让他北去。赵构害怕自己被金国扣留，便驻留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称河北兵马大元帅。
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
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他又担心李马会揭穿真相，便用毒药将李马变哑，不久杀死了李马。
高宗在位初期，起用抗战派李纲为相，以宗泽为东京留守，发动军民抗金。不久，他罢免了李纲，启用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把宋军防线由黄河一线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从而使抗战形势逆转。使得金兵分兵三路轻易地渡过黄河，并在不到三个月之内即占领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之广大地区。
从公元1127~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
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
公元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四十五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
高宗对内还全力镇压了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绍兴和议后则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朝政完全被议和派所把持，致使大批主战派官员被贬谪被迫害。高宗还严禁对议和不满的呼声，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你忘记越王杀害你的父亲吗？”结果被打几十大板刺配吉阳充军。
公元1161年，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率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而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昚，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夺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