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的日益盛行，是均田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北魏以来各朝均田令中都有对国有土地买卖的禁令，但这个禁令在后来是越来越放宽，北魏时规定“诸桑田皆世为永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土地买卖禁令还非常严格。到北齐时“露田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禁令开始放松。到了唐代，“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平民永业田在“身死家贫无以供葬”或流移时可以出卖，或“若从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也就是说，平民对永业田的买卖经过官府批准后，就合法化了。同时法令还规定，口分在“乐迁就宽乡”或“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也可以出卖。这便逐渐放宽了对受地买卖的限制，从而为地主官僚的兼并打开了方便之门。土地兼并必然改变均田制的国有土地性质，大量农民的土地以隐蔽或公开的形式，合法或违法地被少数地主所占有，国有土地逐渐变为私有土地，从而严重危害到均田制的持续实施。唐朝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来阻止土地兼并，唐政府虽然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均未奏效。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成为兼并的主导力量。《册府元龟·田制》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田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受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这些官僚地主还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借荒”、“置牧”、“包佃”等办法，将封建国家的公田攫为己有，使国有土地日益减少。另外，寺院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破坏均田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初时寺院已经相当发达，寺院“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已俨然成为了地主庄田经济。武则天统治时期，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及至唐代宗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由此寺院成为了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成为破坏均田制的主力之一。
封建政府的赋役日趋苛重，也促使了均田制的破坏。由于唐租庸调制是将土地、劳动力、赋税三者结合的赋役制度，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农民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就成为必然趋势。唐高宗时，赋税已相当沉重，裴守真曾上表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武则天专权时，赋敛益重，为此狄仁杰上疏着重指出：“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池城，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到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虽然社会经济繁荣，但赋税负担也达到了顶峰，甚至官府还作奸舞弊，变相加赋于民。《通典·食货六·赋税下》说：“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苛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新唐书·食货志》也记载：“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杨）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杨）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由于赋税日益苛重，农民无力负担，便纷纷逃亡，以致户籍失实，伪诈甚多，使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唐统治者为了增加财赋收入，还采用“摊逃”的办法，即将逃亡农民所担负的租调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分摊征课，其结果引起更多农民逃亡，造成辗转增多的恶性循环。失掉土地的大量农民，或者沦为大地主的隐匿佃户，或者流散逃亡，或者武装起义，以致天下课户愈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日蹙。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从而宣告了均田制的完全废止。
§§§第六节唐代封建地主庄田经济的发展
庄田有各种名称，如“田庄”、“庄园”、“庄宅”、“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别墅”、“别业”、“庄”、“墅”、“园”等。庄田经济是封建大土地私有制的产物，是伴随封建土地私有制的长期土地兼并的必然结果。早在东汉时期，地主田庄经济就开始形成，田庄的主人多为官僚地主和地方豪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田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其时庄田的主人则多为世族地主，但随着世族地主的衰落与庶族地主的崛起，庶族地主的庄田发展也十分迅速。魏晋以来，由于地主庄田普遍广占田土，荫庇依附民，对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较大危害，以致封建政府不得不通过实行屯田、均田等措施抑制兼并，与地主庄田争夺劳动力，并采取“身丁为本”的租调制度以保证国家财税收入，特别是实施均田制以来，国家在恢复发展生产、增加赋税收入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均田制不是地主庄田的对立物，均田制一开始就承认大地主私有制及其表现形态———地主庄田，并且不触及土地私有者的利益，所以地主庄田与均田制是一直并存，其发展也并不因为均田制的推行而有所停滞；相反，官僚地主在均田制下，通过奴婢占田、耕牛占田、官阶占田等方式，获得了扩张田庄土地规模的新的途径，庄田经济还在发展。特别是在均田制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盛行，以及不堪赋税的逃户的增加，地主庄田的土地和劳动力都因此而迅速增加，大地主在与封建政府争夺土地和劳动力方面逐渐占据上风，地主庄田发展更是达到了高峰。唐玄宗曾在诏书中指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可见庄田经济已非常盛行。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对土地兼并也不再有任何限制，庄园经济更加发达，故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唐代的庄园，依土地所有者身份的不同，大致分为皇室庄园、官府庄园、官僚地主庄园和寺院庄园等。
皇室庄园亦称皇庄，是皇帝和皇室所有的土地经营管理形式，其土地来源多为没收罪犯的膏腴良田，由皇室直接占有，设内庄宅使、内园使或内宫苑使等来经营管理，多由宦官充任。皇室庄园的土地多以租佃方式经营；抑或以官奴婢、流犯、罪徒耕作；也有直接雇工耕作的情况。唐代皇室庄园很多，在全国到处都有。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唐顺宗即位时（805年）下诏内庄宅使说：“（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可见皇室庄园规模相当大。
官府庄田亦称官庄，为封建政府所掌握的庄田，在司农使和工部屯田郎中下，包括官司的公廨田、职田，以及许多屯田和营田。安史之乱后，这些土地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京内各官庄由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管理，各州县地方官田则由各地方官府直接管理。官府庄园土地也有许多是由没收私人庄宅而来。如安史之乱中，唐军收复长安后，唐肃宗下诏说：“其近日逆人及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官府庄园除了少数由官奴婢、吏卒、罪徒等直接耕作外，大多招租给佃农耕种，但实际上多是抑配，即强派农民租种，官府收取定额租谷。《唐会要·内外官职田》就说“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问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京百司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至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说明官庄田地多是抑配派租给农民耕种。关于官庄佃户的租额，如元稹所说：“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船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既缘差税至重，州县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疲人患苦，无过于是。”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多兼营田使，进行营田或屯田。唐政府掌握的屯田和营田面积也很大，如楚州的营田，即《通典》所称之“洪泽屯”，营田使由宰相遥领，其下田官就有几百人，占地面积当不会小。又如唐宪宗元和年间（愿园远—愿圆园年），振武的屯田，“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
官僚地主的庄田是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等私有的庄园。这些庄园的土地来源，或者是官僚地主通过请、射等方式将公田据为私有，或是以巧取豪夺的方式从农民手中兼并而来。唐代官僚地主庄田数量众多，占地很广。如郭子仪，“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今陕西郿县南），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他在京城还有“城南别墅”。又如李德裕在洛阳有“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良田众多。这些田庄不仅占据膏腴美田，而且有亭台楼阁、清泉怪石，风景优雅。如元载在京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司空图的“司空庄”，据说“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另外，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王维的“辋口庄”等也很著名。官僚地主庄田大多设置庄吏或别墅吏进行管理。唐时，中小官吏、一般地主、工商业主也都有庄园，这类不太大的庄园，一般由庄主自己管理。由于唐代规定凡考中进士以上的衣冠户，都可免纳赋税。于是一些没有科名官职的土豪富户，更往往将田地产业寄名托投于衣冠户名下，以规避国家差科，这便是当时所谓的“诡名寄产”。所以时人杨夔就说：那些衣冠户“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广占物产，百姓惧其徭役，悉愿与人，不计货物，只希影覆。富者称物产典贴，永绝差科，贫者以富籍挤排，助须从役”。又说：“今凡称衣冠，罔计顷亩。是奸豪之辈，辐辏其门，但许借名，便曰纳货，既托其权势，遂恣其苞囊”，以致“富贵者既党护有人，贫困者即窜匿无路”。这是唐地主与权势结合的新的方式。
寺院庄田是僧侣地主所有的庄园。这些庄园有属于僧侣个人私有的，亦有属于寺院所有的。属于某个寺院所有的庄园，通常称为常住庄田。如宜春郡的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寺院占田数相当多，如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40顷。越州阿育王寺有田10顷，“真陆水膏腴之沃壤”。寺院庄园均设有知庄或知墅的职事僧进行管理经营。每年年终，知庄僧或知墅僧须向寺中报告庄园的收入情况。唐时佛道盛行，因此寺院庄田经济十分发达。由于寺院占田过多，严重影响唐政府的收入，所以玄宗下令：“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然而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寺院庄园经济兼并土地和人口的问题，故寺院庄园经济仍然在继续发展，与封建国家争财源和劳动力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及至武宗时，终于演成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会昌五年（845年）全国共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可见寺院所占庄田之多。
庄园经济所经营的项目十分广泛。除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等，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非常显著。如柳谋在江陵的一个中等庄园，也“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由于庄园本身也从事工商业经营，所以庄园经济并非完全自给自足，其生产的部分产品还要用于市场交换，因此庄园经济与市场也有一定的联系。安史之乱以后，不仅农业经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工商业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
庄田的土地大多租给农民耕种，庄田主收取田租，致使唐中后期租佃制大为盛行。耕种庄田的佃农都是失去土地、投附庄园主的破产农民，有庄客、庄户、佃户、客户等多种称呼。这些庄客所受地租的剥削是很沉重的，陆贽说：“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不困。”尽管私庄剥削重于官庄，但因私庄客受庄园主荫庇，可免去封建国家的差徭杂役等，故破产农民，很多还是依附于私庄。
唐高宗、武后以后，均田制渐趋废弛，故地主庄田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完全崩坏，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再也不受限制，地主庄田经济发展更为迅猛。庄田经济大多采取租佃制方式经营，租佃制也就成为唐以后我国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成为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
§§§第七节唐的两税法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