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所谓的敬业，就是时刻想着工作吧！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明天可能就要努力找工作了。
（六十九）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对我来说，找作者不难，找线索不难，难的是去采访那些目中无人的名人。大凡名人都有些做派（这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歌星、影星。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是这种德行。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北京，冒着漫天大雪，找到音乐家蒋大为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先生聊得十分愉快。蒋大为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上发表后，蒋大为先生十分满意，又介绍我采访腾格儿，并把腾格儿的电话给了我。
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腾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腾格儿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腾格儿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我说：“腾格儿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腾格儿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
“啪”，电话又关了。我又气又委屈，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腾格儿，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访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时候认识的。在武汉，我们还在某舟桥旅部队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后，这家伙趁介绍一位名人给我采访的机会，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七十）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总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生活阅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