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罗廷笑道，“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照样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向来以雄辩着称，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李宗仁虽不长于辞令，但并不示弱，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决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它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罗廷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李宗仁的酒杯叮当一碰，一饮而尽。
郭沫若、朱德羞怒了蒋介石
再说邓演达在德国留学时的老朋友朱德，也于１９２６年从欧洲归来，并辞去军阀二十军杨森部的政治部主任职务后，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委托，到江西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以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是年１１月，朱德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新扩建的第九军副军长；以后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１９２７年２月初，招生接近尾声，第三军军部传出话来：“钧座他们（指朱培德和王均）都很关心学校的事业，希望学校及早开学，及早举行开学典礼。他们还准备邀请朱总指挥从前的顶头上司李烈钧前来参加。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朱总指挥、王军长都来参加。蒋总司令也问了几次，并说，他也可能抽暇前来向学员训话，这样，开学典礼要搞隆重些……”
朱德他们想拖到３月底，到那时蒋介石势必离开江西。但是到了２月底，总指挥部的参谋就来催询：“总司令不能再等了，最好是最近几天举行，总司令好来训话……总司令说了，他到校时，学生不用列队迎接，大家在礼堂等待就行了……”
２月２８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太阳初升不久，学员们都到简易大礼堂集合。
外面传来一阵踢踏踢踏有节奏的皮鞋踏地声，值日官大叫一声“起立！”蒋介石、李烈钧、邓演达、郭沫若、朱培德、王均等向礼堂鱼贯而入。只见蒋介石面孔严肃，肤色灰白，颧骨突起，身体消瘦，左手扶个黑皮包，右手拿根文明鞭，身穿灰色马裤服，肩扛特级上将军衔的肩章，腰扎加有斜肩的皮带，腿裹黑包裹腿，脚穿一双黑皮鞋，真是“五皮”俱全矣。再看李烈钧，下半身是老军人打扮，与蒋介石相同，腿上穿黄呢军马裤，脚穿黄色皮马靴，靴后跟上装有两制马刺。上装则与蒋介石两样，别开生面，身穿一件寿星八团花的黑缎大马褂，前钉有五个古老黄铜扣；头戴一顶瓜皮锦缎帽，顶上钻个光艳夺目大小如核桃的玛瑙结。礼堂蚊蝇并不多，但他还是自由自在地挥动着手中那把白色马尾大蚊帚，威风凛凛地端坐在主席台上，大有蔑视现实、在蒋介石面前摆其革命元老资格的架势。其余邓演达、郭沫若均系“五皮”装束，惟朱培德、王均则是“三皮”（没有抱皮包、没有拿皮鞭）形式，按平日的时髦装束前来。
朱德校长照例先介绍了军官教育团的筹备工作，之后请总司令“训话”。
蒋介石走向台正中，严肃地直视前方，左手背在背后，讲话时右手作种种手势，两腿分开，两脚跟在原地不动，两脚尖左右来回转动，讲一句话转动一次，有时也双手作势。他说：“吾们南昌军官教育团，今天举行开学盛典，诸生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中正得以亲临参加，不胜荣幸之至！”
蒋介石冷眼扫了台下一周，又尖声说：吾们南昌军官教育团诸生，都是转战数省，久经战争锻炼，并曾在三民主义的哺育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经过多次考验，证明诸君都是忠于领袖、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尤其忠于三民主义的。诸君的朱德校长，是追随孙总理的忠实信徒，是总理所倡导的同盟会员，是倒袁护国、再造共和、有功于国的有名将领，他经受三民主义的熏陶，不恋高官厚禄，到世界军事强国德意志学习军事，现已饱学归来，担任诸君的教育团长，是很负盛名的，是诸君的幸运，也是革命的幸运。你们这个团，不是一般教育团可以比拟的，有你们朱团长掌舵，那就应算一个高等军事学府，可以和黄埔军校媲美。接着，蒋介石讲起黄埔的奋斗史，特别强调：“这些学生从未辱没中正苦心教导，直起着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的威力，为党国建立了不朽功劳。现在中正深深期望我南昌教育团诸生，要融化三民主义于脑海，把精湛的军事技术浸透于周身血液中，不辜负你们那受过军事强国技术训练的朱团长，也不辜负中正对诸生的满腔热望！”
蒋介石环视四周，两脚尖依然左右摆动，两手高举作势说：“吾们要打倒军阀，就必须依靠诸君起来革命，就需要依靠诸君一心一意地忠于党国，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导吾们革命的领袖……”
学员们听出了蒋介石的弦外之音，开始小声叽喳。蒋介石意犹未尽，说得更明白了：“现总理去世了，中正肩负的责任重大了。总理死而不能复生，中正只好把总理一生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肩负起来。倘有能继承总理未竟的革命重担者，中正当立即逊位让贤，并愿鞠躬尽瘁，追随其后。现正当青黄不接之际，中正只好勉为其难……”
蒋介石发现学员中交头接耳、似有不满的情绪，把脸一沉，提高嗓门尖声说：
“自古以来，军令如山，要养成绝对服从革命天职的良好习惯，对一个中心人物必须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
邓演达、李烈钧、朱培德、王均他们听完蒋介石的训话，都各有所思，但都没有讲话。郭沫若憋不住，看了一眼邓演达，便走到台中央，徐徐说道：“此次北伐，进军神速，全赖总司令的高瞻远瞩，披荆斩棘，运筹帷幄；另方面总司令军事上指挥有方，经常发挥着雄才大略，不到半年，打下半个中国。但具体地说，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北伐先锋队——叶挺独立团。这个团之所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是它有着旺盛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这个独立团，它的特点，是共产党员最多，官兵最融洽，士气最旺盛！……”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郭沫若情绪更加激昂：“若我们夜郎自大，故作姿态，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装聋作哑的态度，盗窃他人之功，是不公平的。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军人，是总理的信徒，以公道之心讲公道之话……”
蒋介石低头听着，脸色已由白变红，由红变青，由青变紫。邓演达默默地捏着一把汗，怎么把他俩在小屋中密谈的内容也泄露了，这个郭沫若要倒霉了……而郭沫若完全信马由缰，又是嘻笑，又是讥讽：“总理去世了，幸有总座健在。
总座是总理的化身，今天的总理即是总座，而总座亦即是总理。我们必须忠诚地信仰总理的化身蒋总座，真心崇拜总理的化身蒋总座。”
朱德也不冷不热地插话：“北洋军阀吴大帅决不是总座的对手，五省联军孙传芳，在总座面前，也只徒有空名。总座只须将手一挥，他们都将败北而去。东北的张作霖，山西土皇帝阎老西，山东糊涂将军张宗昌，也不敢同总座一比高低！”台下的士兵哄堂大笑。
朱德还要讲下去，只见蒋介石的脸色一变再变，全身躁动不安，便暗示王均，令会场暂时休息。蒋介石一言不发，匆匆离开。
邓演达把郭沫若拽到一侧，担心地说：“你这下可惹麻烦了！”
郭沫若不在乎：“他存心不良，我给他一个下马威。”
朱德也说：“真可谓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大喜过望了！”
“你很难再待下去了。”邓演达深知蒋介石的为人。
“待不下我就走。”
郭沫若回去后写了一本小册子，交给朱德，这就是后来发表在《贯彻日报》上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从此，郭沫若再也不和蒋介石见面了。
张国焘如此看待邓演达
邓演达还在苦心经营着军校。
因为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武汉行营，一切事务都集中到武汉行营，即集中到邓演达一人之身；而行营的编制很少，用人不多。邓演达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只注意大事，不注意小事，他对人有热情而不注重细节，所以参谋处、秘书室两个负责人都不合他意。周佛海原在秘书室当中校秘书，邓演达因为他参加过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不喜欢他，也不给他工作做。一直到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间，蒋介石来武汉召见周佛海后就要重用他，因为蒋介石要拉拢右派，就硬下手令派周佛海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只好在苦笑中接受了。
在计划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初，原是作为黄埔军校的分校来做计划，预定招收大学或高中毕业学生，照黄埔的老办法训练六个月，毕业后即分配各省县当行政干部或是军队中当政治指导员。准备招收三千至五千人。这个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由包惠僧奉命筹备这个学校。最初是一无所有，从炊事家具起，到校舍和学校的一切设备，都要一样一样地购买，限期又非常急迫。先在武昌紫阳桥畔烈士祠边，找着一所停办了的中学，开始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牌挂了出来。邓演达跑来一看，说这里像一座城隍庙，哪里容纳得下五千学生？这里作为学校筹备处办公用还可以，作为学校就不行。包惠僧当即带着几个助手，在武昌山前山后跑了两天，才找到两湖书院的旧址，当时是湖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舍。邓演达去看了一下，认为可以，就在这里准备动工修建。好在战后各学校都在停办中，房子都是空着的。两湖书院的房子很大，是古老的建筑，内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房及南书库、北书库，庭院中间有一座高大的坐东向西的藏书楼，相传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常召集门生故吏在这里讲学，他所着的《劝学篇》就是在这里讲学时的主要内容。他在湖北做了很多事，如汉阳兵工厂，武昌纱、布、丝、麻四局及毡呢厂、玻璃厂，都是他首创的。他入阁拜相以后，两湖人士为了纪念他在湖北的政绩，在黄鹤楼建筑奥略楼，在蛇山北麓建筑抱冰堂并重修这座藏书楼，为一时所传的张文襄公的手泽。楼的前面有很大的一个湖，湖的周围种了很多花木，以桃李为最盛，象征张之洞桃李满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五个斋房和南北书库改建成课堂宿舍，藏书楼依照原样加以装修，楼下做礼堂，楼上做校本部的办公厅。学校的名称因为国民政府准备迁武汉，广东就变成了地方行政区，黄埔练兵的重要性因而有所改变，到了定案时就不是黄埔的分校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舍刚刚修建完成，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一个总队开到武汉，即住在新建的校舍里。
邓演达要包惠僧起草一个教育纲领，并要他同共产党方面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一些进步人士的意见。包惠僧把邓演达的意见用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派张国焘同包惠僧谈话。
张国焘对邓演达并不陌生，在广州即相识，现在在武汉又共同处理事务。他认为邓演达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手软；虽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和左派人物；他似乎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张国焘拉过一把椅子，尽量挨近包惠僧坐下来，安详地把手放在膝盖上，说：
“目前用不着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同意他的思想方向。至于理论问题还是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执行就够了，不必另搞新的东西。”
包惠僧抽着烟，吃惊地吊起眉头说：“我已同他谈过几次，他坚持要写。”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关心的是学校的党团组织和人事安排问题，要那一纸空文干什么？”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农工运动为主体……”
“他这是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你不要写！”
“从党的立场上，我不能给他写像这样中间路线的文章，但在工作关系上，我不能不写……”
张国焘站了起来，像铁塔一样立在包惠僧面前，宽宽的肩膀，硕大的身躯。包惠僧从头上高高的地方听见他的声音：“你就拖着！”
包惠僧就一直拖着。有一次在校本部召集一次筹备会议，邓演达又提出教育纲领问题。后来包惠僧就把他讲话的记录加以修正补充，算把这个教育纲领完卷。
这个纲领就是邓演达后来组织第三党的理论根据。
庐山摊牌
１９２７年２月，蒋介石又上了庐山，邀请邓演达参加。说是研究进军江苏、浙江，实则以统一军政、军令为议题。蒋介石攻击武汉由宋庆龄等主持的政治分会，是“潜移党权、毒害本体、分子复杂、复多怀疑、抗拒命令、为共党驱使”等等。
邓演达在会场取保留态度，未作正面发言。
晚上，邓演达来到蒋介石房间。他听见一扇门响了一下，看见蒋介石趿着拖鞋，慢慢地从里屋走过来。
邓演达坐在那儿，两手插在腋下，慢慢舐着嘴唇。他讲得很多，先讲国共合作，又讲合作后的发展，接着讲农民问题：“总理创造国民党的基础，就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总理告诉我们‘使耕者有其田’……”
蒋介石干笑了一声：“坚决分共！农民问题等到统一全国后再办，其他问题不必谈了。”
邓演达坚持说：“老实说，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说，目前共产党的工作应该同我们国民党的工作没有多大差别。与其造谣说国民党‘赤化’、‘共产化’，不如说共产党‘国民党化’。如果国民党丢弃了他应有的使命民主化、革命化，丢离了他社会的主要基础农工，就无异他自己宣告自己的死亡，那不如自己先收拾起招牌，趁早收工，还可以保存四十多年在总理的领导下面的光荣历史；不然只有退到军阀和封建势力妥协的道路上去，至多不过造成孙传芳式的‘保境安民’的把戏，或者至少是要和革命的势力隔绝，迷离恍惚的乱撞，撞到坟墓为止。”
蒋介石用两只大拇指前前后后地摸着皮带。他这样慢慢地、一点不漏地连摸了好几次。然后大拇指突然停在半路上，两眼不由自主地眨巴起来：“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是到了全党一致，倚仗武力，倚仗权威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邓演达站了起来：“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无论是旧有的或新收的。”
蒋介石不再吭声，两人明显地谈不拢，怏怏而散。邓演达匆匆返回武汉。
邓演达走后，吴稚晖又在蒋介石耳畔吹风：“总政治部不过是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被邓搞得比国民政府还要大！”
“目前只要他不公开站在共产党方面就行了，不能树敌太多。”蒋介石伏在案上给邓演达写信。
邓演达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展开一看，上有“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尚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等语。
邓演达把信给其他人看，一半感叹，一半讽刺地说：“此人反革命到了尽头，想以个人情感动摇人们的革命意志，使用最后手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