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陈独秀未到广州，只是待在书斋里“研究革命”，派彭述之来广州同国际代表谈判。一些正确意见被共产国际代表全盘否决了，并说：“现在是共产党替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一切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在几天前，一艘满载军事物资的苏俄兵舰驶进黄埔，陈独秀要求国际代表拨出五千支步枪武装广州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军，不要把军用物资全部送给靠不住的蒋介石，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
彭述之回上海向陈独秀汇报情况后，陈独秀立即派张国焘来广州处理“中山舰事件”。
两下敲门声。
周恩来走近大门，他在问是谁敲门以前，先透过钥匙孔朝门外看一看，可是只看到一个人的胸部。
“我是张国焘。”门外的人不耐烦了。
“呵，确实是你。”周恩来说着，同时把门打开。
张国焘往那儿一坐就唠叨开来：“在目前形势下，谁反蒋就是反革命！李之龙是个不纯分子，目无党的领导。他为什么指使中山舰开赴黄埔？他为什么得罪了那么多的国民党将领？他是否与反革命有勾结？一定要查清，严肃处理……”
“我们不能轻信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周恩来叉着手臂，不满地说，“李之龙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他在海军局工作，坚持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成绩是主要的，只不过是惹翻了一些营私者罢了。”
张国焘胖胖的身材扭得椅子吱吱作响，他发问时，声音、目光、脸部表情也都在发问：“恩来同志，你支持李之龙的错误是不应该的。他好大喜功，追求享乐，败坏共产党人的名誉，又影响两党合作，已经受到过留党察看处分，我们难道还要姑息养奸？”
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
“国焘同志，”恽代英忍不住了，扶了扶眼镜，沙哑地反驳着，“你这是什么立场？即使李之龙犯了错误，也不应该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呼风唤雨，置自己的同志于死地嘛！”
“你也是个激进分子！”
张国焘一听表情就变了，好像别人冲他提到了世界上最可恶的东西一般。他站起身，把屁股下的椅子使劲一挪，再一顿，发出指令：“三二○事件中央会有考虑的，在没有做决定之前，你们不得盲动，以免事态扩大！”
不等会议结束，张国焘就离开了区委机关。
回到上海，张国焘把在广州发生的情况讲述了一遍。“但是所有这一切，”他补充说，“都还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广东区委的同志对蒋介石多少有点成见。”
陈独秀专心致志地在思索，对周围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他在斟酌思考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提示的种种办法，力图从中找到一个妥善的办法以摆脱困境。他说道：“３月２０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
但目前对蒋介石还不能过火，我看还是由我和高语罕分别给蒋介石写封信，对某些问题作些解释吧，我想他还会醒悟吧。”
陈独秀与高语罕商议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长信。
高语罕的信是这样写的：
介石先生：
３月２０日的事变，我竟以毫无关系的人，不得不离开那可爱的广州，可爱的黄埔。４月７日夜轮泊黄埔诗云：
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
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看了我这首诗，便可以晓得我对于黄埔军校的态度。到上海后，即想写一长信给先生，藉明心迹。后来一想，事实必定会替我们解释的，多言何益？所以一直到今，都沉默着！５月２５日上海《申报》载先生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演说，中有一段牵涉到我，不能不有所解答。别的皆可不辩，单就先生所谓“彰明较着”的说一说罢。
先生说：“并且还有彰明较着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这句话实在有因，但是事实全然不对。３月底广州各界开“反段示威运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叫我去演说，我演说的大意是：“我说先打倒段祺瑞是不够的，因为段祺瑞不过是中国的旧社会旧思想的产物。所以我们应当把中国数千年来的宗法社会封建制度英雄思想打破才行：就是说要破我们思想上的段祺瑞。”
这个主张，我到现在还没有更变，就是将来也不会更变的。不料我用普通话讲演之后，由一位广东同志，用粤语把它翻译给群众听了，却恰恰把“我们思想上的段祺瑞”一句话中“思想上”三个字落掉了。当时我因为不懂他的话，所以不晓得他错了。后来看见报纸上如是登载，我便写了一封信给国民新闻请它更正，有国民新闻可以覆按。若是有心要说是“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又何必更正？若是有心指先生为段祺瑞，我也不必更正。先生没有看见我那封更正的信，因而有此误会，实在可惜！若是如先生所说的“彰明较着”的言论，就是这样，那末，那些不彰明较着的言论，更是出于误会，不问可知！盖先生是否是“军阀”，是否是这里的段祺瑞，是一个事实问题；我曾否诋毁先生为“军阀”为“段祺瑞”，也是一个事实问题。现在事实如此，先生，可以不必再“悲愤”了！
而且我不但没有诋毁先生的言论，自信因国民革命而爱护先生的言论，实在是到处公开的。不说别的，单说３月２０日事变的前两日，我在军校军官团讲演时，曾反复说明汪党代表与先生的人格，俾官生有所模范；３月２０日早，我还同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同志，亲赴燕塘，对入伍生部第一团训话，又反复把先生和汪党代表为党奋斗的历史详细地说了一遍。好在第一团的郭团长和方部长以及其他官生都在广州，先生可就近问他们一下，我并不是要对先生唱“丑表功”，不过借此反证我没有诋毁先生的言论罢了。
先生！言论最公开，最事实的，该要算文字了罢！我且把我在黄埔潮总理纪念刊上做的那篇《总理逝世后的一周年》的末了一段写出来给先生看看：
我们的敌人！你错了！你错了！
我们伟大的领袖——东方弱小民族的导师，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友——孙文并没有死！
他在每一个未死的中国劳动者的心中活着！
他在每一个中国的贫农的心中活着！
他在那千千万万的殖民地的奴隶的心中活着！
他在那居在敌人地位的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一切反革命的仇恨恐惧中活着！
先生！就是你阐扬我们的总理，服膺我们的总理，追悼我们的总理，形诸文字，到了这样，该要算“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罢！
我既信仰总理，追念总理，焉有不爱护他的遗产和继续他的未竟工作的你呢！我还不算，再看我在纪念刊上署名赤羽的那首追念总理的《黄埔哀昔》的末一章：
我们伟大的领袖！
黄埔还是你去时的黄埔！
我们不朽的导师！
黄埔还是你去时的黄埔！
只是白骨累累，碧血斑斑，拥抱着“白日”，仰护着“青天”，这便是先生伟大的圣迹，这便是先生不朽的薪传！
若果这些事实，能以使先生相信我没有诋毁中伤的公开或不公开的言论，那末，先生所谓“旁的用意”的话，也就不辩自明了！先生责我“应该先拿同志资格来规戒责罚”的话，更是无的放矢了！然而我倒要责备先生：
就军队的系统说，先生是我的长官；就党的关系说，先生又是前辈。若果先生老早见到我有不轨的行动或言论，就应该拿着长官的分际来训诫我申斥我，或则客气一点，也该如先生所说的“拿同志资格来规戒责罚”我，等到我不听的时候，以党的纪律处治可也，以军队的纪律处治亦可也。曾记３月２０日事变以后，我在汪精卫先生家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答道：“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我说到这里，不禁身上打了几个寒战，连声说道：“好险哪！好险！”假使有人要问先生：“你这岂不是不教而诛么？”“岂不是像郑庄公一样，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态度么？”先生其何以自解？
先生！我老子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戆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无论何人，凡于人家批评我，指摘我的，我都很乐于接受，今天看见责备我的话，虽然不合事实，但就先生“应该先拿同志资格来规戒责罚”我的那句话，我已经感奋得不得了了！
总而言之我不但没有诋毁中伤先生，此后凡遇其他同志有欲诋毁先生、中伤先生的，语罕忝属中央监察委员，定当严加弹劾，以肃本党纪律而森严革命的壁垒。海天在望，诸维珍重！
高语罕
５月２５日于上海
人们都嘲笑高语罕是对蒋介石放了一个软气球。而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信，则解释到水净沙明。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３月２０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我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３月２０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３月２０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３月２０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３月２０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像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３月２０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