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回到使馆时，已是满天星斗。他看见使馆有几个窗户还亮着灯，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他循声走去，进屋一看，几个人正在桌上打麻将。他心里的火一下子蹿到脸上，满脸通红。他右手叉在腰间，左手握成拳头，他恨不得立刻推翻桌子，把麻将牌扔出窗外。但他没有动手，厉声追问着：“这是谁带来的？”
一位新任参赞站起来，承认是他带来的。
黄镇一时不能平静，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太阳穴上青筋暴起：“让华侨和印尼朋友听到像什么样子！”
后来，黄镇让一秘朱霖组织讨论，制定了不准打麻将的规定。
有人想不通，朱霖就在办公室生活会上带头给黄镇提意见：“我觉得大使态度急躁，不够民主，外交活动中有浪费……”
黄镇摇着扇子，低头听着。朱霖说话的间隔，他插话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制定一个对外宴请的标准，我看基本上分为三个等级，根据宴请对象的身份和需要统一考虑。有的宴会可能多了，有浪费现象，这是我的责任。有一点需要向同志们说明，对最高层如苏加诺的宴请，规格高一些，不能算浪费……”
看来朱霖一时没有领会黄镇的意图，他的话音一停，她便接着“开火”……黄镇手里的扇子扇得呼呼响，大约他想扇灭朱霖的“火”，可朱霖性子耿直，把同志们的意见和她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端了出来。直到散会，同志们都走了，她才发现黄镇的脸色有些异样。
黄镇把扇子扔到一边，鼻翼轻轻地翕动，对朱霖说：“你呀，我在前面卖白面，你就在后面卖石灰！”他的意思是说，朱霖老与他唱反调。
一种酸辣的滋味升腾到她鼻尖了。然而她能克制自己。她有意无意地微微一笑：“我是你的老婆，可我不能老护着你呀，你有缺点，我就应该站出来提嘛，这才叫互相帮助……”
“我不是反对你给我提意见。你是党委秘书，可以个别谈吗，也可以在党委会上说，何必带头在群众中提意见呢。有的意见是只看到现象，没看到全面；你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嘛。”
朱霖竭力保持镇静，不使自己流出眼泪来，一时觉得夫妇在一个单位工作真难。既是夫妻，又是上下级，该怎样处理呢？她心里时常交织着复杂的情感，她压抑着它们，不使它们爆发出来，只是在暗地里咀嚼……
见朱霖低头不语，黄镇过来，歉疚地拍拍朱霖的肩膀，这几年朱霖确实也过得不容易。她来印尼前，刚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北京，想检查治疗一下，未及治疗，母亲又犯了脑溢血，卧床不起。正巧黄镇的弟媳又带着孩子找来了，弟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弟媳没有文化，解放后仍然生活无着，只好带着孩子们流浪来京，黄镇和朱霖商量，把弟媳一家的生活费用全部包下来，决不要求按烈士家属补助而增加组织上的负担。同时，朱霖把重病的母亲又送回老家，她是独生女，亚非会议前母亲因无人照管死在炕上……1960年父亲又去世。她回国开会，看到父亲临终前的一封信，信整整压了三个月，信中说：“我现在病得很厉害，不知你回来没有，希望给我寄2两红糖，1两茶叶，我觉得嘴里没味，一点不愿吃东西……”看了信，朱霖痛哭流涕。再说抚养教育7个孩子，大部分担子都压在她肩上。就在前不久，放在军委十一小学的两个孩子，胳膊先后摔断。男孩老四是擦玻璃时从大梯子跌下来的，当时就开了刀，胳膊接得不错，女孩老三是冬天在运动场摔倒的，断胳膊用石膏夹板固定起来，过了5个月，胳膊又断了，就成天拖着一条断胳膊，还哭着不让婶婶写信告诉爸爸妈妈，因为她知道印尼已开始排华……黄镇记得有一次在紫光阁陪周总理接见外宾，总理送完外宾回会客室时，边走边问朱霖：“你有几个孩子？”当他听说有7个时，停住脚步，浓眉惊奇地一皱，说：“唉呀！你可犯了大错误了。”朱霖指着后边走着的黄镇说：“这都怪他。”邓颖超正好过来听见了，连忙说：“既往不咎嘛，还说什么呀！”……现在黄镇想想，解放十多年，无暇顾及子女，也无法照顾妻子。他常说“革命第一，孩子第二”，“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女当马牛”，那么妻子呢？他拿起一把香蕉递给朱霖，喃喃道：“我有缺点。”
朱霖掰下一个香蕉，把皮儿剥开，又回递给黄镇，喃喃低语：“我也有缺点。”
黄镇看见她眼里莹莹地闪着泪水。
她望着他，不敢眨眼，生怕眼泪溢出……
游泳池：听毛泽东说古喻今
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也继承了周总理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他总要设法让主席接见他们一次，这种关心是细微而又巨大的。
6月7日下午3时，黄镇随另外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池水和天空一样蓝。毛泽东出水后披上浴衣，向池边的藤椅走去，他招呼大使们入座，递一支烟给陈毅，陈毅摆摆手：“我戒了。”毛泽东笑着把烟放在嘴上，说：
“还是你有决心。我戒不了。”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便吐出嘴里的烟雾，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毛泽东伸手划开眼前淡薄的烟雾，十分沉着地望着变成许多不规则的烟丝在慢慢挥发，随便谈起来：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黄镇知道毛泽东是在说“破除迷信”。毛泽东经常以一个极小的事情去比喻一个庄严深刻的道理，有时又以一个极大的哲理来说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他说的越平淡，越不介意，越使听者振聋发聩，寻思万分。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毛泽东说到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便开始了他擅长的“古为今用”：“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一、延安整风有80％的人被迫检讨；二、搞个人崇拜；三、反对共产国际。第一点是基本上对的，实际是10％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点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毛泽东兴致极高，揿灭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他对多少有点吃惊的外交官们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毛泽东停顿的间隙，黄镇觉得毛主席对迷信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孝道，而到了今天，迷信似乎是指任何阻碍“跃进”的束缚。他多少觉得自己似乎是太“稳”，还不太会“野”。他和大部分高级干部一样，只在自己的个性和领袖的指引间寻找差距。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毛泽东用平淡的语气说，但挥动了一下夹着烟卷的厚实的手，以加重这些话的分量。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前所有的重要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西藏问题……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又一次看着黄镇，皱着眉头，在想着什么。突然，他舒了一口气，接着说下去：“苏加诺给我写过几次信，信上表现很热情。你们代我给他写封复信，交黄大使带去。”
陈毅舌战赫鲁晓夫虽然毛泽东的动作比先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陈毅和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么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毛泽东沉默了。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亮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暂短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白一切，他会怕么？
1959年9月8日，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毅外长，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毅听完翻译，脸色一下涨得通红，站起来，怒睁双眼，额角上青筋随着呼吸的粗气一鼓一胀。他马上把客人送走，见工作人员还都站在原地等他，他说道：“是对方在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我们被迫自卫反击，苏联的立场不像话！叫我说什么？只好报告中央。”
9月30日，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参加国庆10周年活动。
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刚在客厅坐下，赫鲁晓夫便眉飞色舞起来：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泽东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赫鲁晓夫越说越起劲：“我到了戴维营，见到艾森豪威尔，他叫我ｍｙｄｅａｒｆｒｉｅｎｄ（我的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交黄大使带去。”
陈毅舌战赫鲁晓夫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比先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陈毅和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么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毛泽东沉默了。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亮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暂短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白一切，他会怕么？
1959年9月8日，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毅外长，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毅听完翻译，脸色一下涨得通红，站起来，怒睁双眼，额角上青筋随着呼吸的粗气一鼓一胀。他马上把客人送走，见工作人员还都站在原地等他，他说道：“是对方在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我们被迫自卫反击，苏联的立场不像话！叫我说什么？只好报告中央。”
9月30日，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参加国庆10周年活动。
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刚在客厅坐下，赫鲁晓夫便眉飞色舞起来：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泽东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赫鲁晓夫越说越起劲：“我到了戴维营，见到艾森豪威尔，他叫我ｍｙｄｅａｒｆｒｉｅｎｄ（我的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不投机。毛泽东面无表情，起身请他到房里休息，说晚上还要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