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北佬，人地都熟。这一带人少地多，大片的芦苇荡，河川纵横，日本人没少吃苦头。现在沙洋农场的田地，都是解放后劳改犯开辟出来的。河南一带的老百姓，也往这里移居。这一回，咱们也来了，队伍在一天天壮大，这江汉平原最偏僻荒漠的一角，有发展前途呵！”“你真认为这儿有发展前途？”我打断了张执一的叙述。他停顿了片刻，才缓慢而有力地说：“对敌斗争，党内斗争，我都经历得多，看得多了。我打心眼里坚信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条语录，因此什么时候，我都没有丧失信心，没有失望。我正是从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角度，认识沙洋有发展前途，“五七”干校的人未来仍有希望，包括像我这样被“监督劳动”的人也不例外。这些话对谁我都敢讲，我对军代表谈话也是这么说的，因此你听了就是去汇报，我也是无所谓的。”张执一的最后一句话使我不舒服。本来，是我主动找你攀谈的，你又何必刺我一下呢？他看我默不作言，笑着说：“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得好听，叫姜是老的辣；说得不好听，是老奸巨猾。小伙子，不要介意，请恕老夫失言嘛！”我只得对他报以苦笑。我想，张执一身处逆境，还这样谈笑风生，锋芒毕露，岂止是苦中作乐呢！
一次“五七战友”聚餐，沉默的史永道出了共产党特工打入蒋介石身边的绝密行动
话头还得回到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环境。张执一与我，只在一个连，而不在一个排，吃住不在一块，只限于全连大劳动的场合才能见面。真正同我吃在一起、同住一屋的受审查对象，是另一位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史永。
史永的性格与张执一截然不同。“文革”前，张执一的领导工作大致上一半在政协，一半在统战部，而史永自１９５８年之后是天天在政协机关坐镇的。他应当说是张执一在政协的第一助手。自１９６２年我到政协工作，与史永是天天都能碰面的，但除了重要事情他找我谈话，或听他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我很少有同史永交谈的机会。从我来说，是职务太低，隔了一层，许多事有办公室主任交代；在史永呢，他本来生性寡言，一口浓重的宁波话。在机关大会上讲话，他也能让则让，迫不得已才讲几句，因为政协干部中多数是北方人，大部分同志反映对史永的话十句只听得懂两三句。史永有自知之明，讲话机会越少越好。
他天天从家到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看文件，批文件，最多只同身边的人交谈几句。我对他的印象也同多数机关干部一样，认为史永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虽然他忠于职守，认真做事，所有引人注目的“吃吃喝喝”之类，都与他不相干。“文革”掀起揪“叛徒”之恶风，造反派忽然抛出早已由中央作过结论的“历史问题”，给史永挂上“叛徒”的牌子，他依然如实交代历史情况，对造反派的无限上纲，他也从未像张执一那样硬顶硬抗，跺着脚说“我不是叛徒”，而是无数次地低着头说“我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史永由此少受皮肉之苦，批斗的次数和级别，也要比张执一少得多，低得多。
到了干校，史永虽不够做“五七战士”的资格，但并没有正式被“监督劳动”，而是被编入连队劳动，等待审查结论。他与我同在一个排、一个班，我们１２个同住在大约有３０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五七战士”们自己建的房子，要比原先劳改犯们住的房子宽敞一些。１２人中有３位背着“叛徒”的黑锅，史永级别最高。开始时，大家埋头劳动，还不随便交谈。日子一久，慢慢的，在北京机关大院里长期造成的隔阂和运动中人为制造的对立，便逐渐消融。特别是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大家更加少了顾忌，农活虽然照干，但在吃的方面却自我开禁了。单是我们这１２个人，就经常捕鱼摸虾，自食其力，甚至上沙洋采购食物，举办夜宴，简直成了“吃喝集团”。彼此间的关系更近了，吃喝中，山南海北，谈天说地，除了现实政治，几乎无所不谈。
１２人中有５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在酒足饭饱时也开始讲亲身经历的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往事，尽管有三人是有“历史问题”的，也常常参与其中。唯独史永，他至多插几句话，从未细谈自己的经历，而我们全屋的人都清楚，他从２０年代初投身革命队伍，在解放前２０多年时间里，都在江、浙、沪、渝等地从事地下斗争，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其中惊险奇绝的事一定很多，但他总是不开腔。虽经大家几次请求，他仍然推辞。有一天晚间，正赶上干校的周末（干校是每半月休息１天，后来改成１０天、７天休１天，不等），我和另几位同事掏干池塘，捕捞到几十斤鱼，包括十来只如今是５０元一斤的甲鱼。
大家兴高采烈地烧锅熬鱼（即清水加盐煮鱼），打开了几瓶“沙洋水”（当地白酒），快活得像过年一般。正巧这一天史永收到一封几千里之外的家书，曾经因为政治运动而不得不“划清界限”的妻儿，终于和他“恢复关系”，预示着一个破碎的家庭将重新团聚。他特别高兴。平时他吃鱼、肉不多，更很少喝酒，这次也破例举杯畅饮了几口。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史永涨红着脸，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话，深沉地说：“解放前，我参加党的地下工作２０年，有许多值得回忆而又颇为有趣的往事。但我一直不愿意讲，“文革”前亦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想起许多英勇牺牲的同志，我就难过。我血压高，又有心脏病。到干校两年多了，你们常常要我讲，我因为自己身上背着“叛徒”的包袱，就更不想讲了。好吧，今天我高兴，就讲一段往事。这件事是办成功了的，没有牺牲一个人，敌人根本没有查出来，是我个人做的事——“我是浙江宁波人，解放前大体上在浙江、上海、四川、南京等地。我本名不叫史永，姓沙，名文威。我们沙家在宁波是颇有名气的家族。我的大哥沙孟海，原名沙文若，是国民党的人，写得一手好字，现在杭州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作为书法家，名字广为人知。我的二哥沙文求，是共产党员，１９２７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我的三哥，叫沙文汉，也是共产党员，解放后当过浙江省省长，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名气也比我大得多。三哥很早就参加革命，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解放前是公开的，因此经常改名换姓秘密活动，也不敢见我大哥（抗战时期有一段时间例外）。我的弟弟病故在解放区。我行四，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秘密的，因此能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里谋职，暗地为党做事，同时利用我大哥的身份掩护自己。
“我要说的一段故事发生在抗战开始后的重庆，即１９４０年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正酝酿着皖南事变的时候。那时，大哥沙孟海先是朱家骅的秘书，后来到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凡蒋介石出面的红白喜事，都由我大哥撰写贺词或悼文，以至书写对联、挽联等等，最后主持为蒋介石编家谱，是经常能接触到蒋介石并受到蒋介石信任的。由于这个关系，我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个机关工作，职务很低，是专管总务工作的小干事。但是，由于这个机构重要，职务虽小，关键时刻能起到作用。因此党组织命令我做好本职工作，想方设法取得上司的信任，以利于取得情报而又不被怀疑。”
“那么，您是用什么办法取得上司信任的呢？”等不及史永往下说，我便脱口而出地发问。
史永听罢一笑，又接着说：“在敌人面前，你流露任何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不行，你高唱国民党如何好也不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都有可能引起上司的怀疑。我这人天性不善言谈，好闷头读书做事，如果不是别人问我，我一天不说一句话也成。我有意发挥自己的性格特点，不仅白天在机关埋头工作，做完事就读书看报，而且连晚上我也在办公室，除了节假日，几乎天天这样日以继夜。我也不与同事外出交友应酬，更不与同事争论个人利益得失和时事政治的是非。又由于同事中大部分是留洋生、国内名牌大学生，而我学历低，资历也比不上他们，别人不屑做的工作我都尽力包下来，时间一久，从上司到同事都对我印象颇佳，公认我是埋头苦干、与世无争、不问政治的老实人。在我所管的工作范围内，从处长到科长及一般科员、秘书、干事的办公用桌、柜橱，都由我一手购买、分配、安顿。我乘此机会，悄悄给所有我经手的办公桌、柜都多配了一把钥匙，这是无人知晓的“绝密”举动，是专门对付我所在机关的几个“特”字号人物的。
“所谓“特”字号，是指国民党军统安插在机关的特务。他们的任务一是为了对付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二是为了监视国民党军事机关的其他人员，他们的“特”字身份是连这个机关的首脑人物也不知道的。但我却知道他们的双重身份，这当然是我们的情报系统告诉我的。我的直接领导早期是潘汉年，后来是刘长胜。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我常常在晚间用那把我特备的钥匙，打开他们的抽屉、柜橱，偷看他们军统局下发的机密文件。由于我是天天晚上都在办公室挑灯夜读的，我的秘密行动从未有人觉察，我也由此获得过不少重要情报。
“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间，蒋介石不断在国民党内部发指示，不断制造摩擦，借机逮捕暗害共产党人。而在表面上，蒋介石和他的代表，在桌面上仍同我驻重庆办事处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代表侈谈什么“合作”。正在这时，我在一位军统特务头目的文件柜里发现一份蒋介石直接下达的“绝密通知”，文字不长，最重要的是强调在国民党机关单位里清查打进来的共产党，如一旦发现，各单位有处决权，可先斩后奏，杀了再说。我把这份文件全文抄下，当然略去了文件编号，第二天即通知我情报系统送当时的中共长江局，很快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手上。周恩来为此面见了蒋介石，出示这个文件抄本，揭露蒋介石要杀害共产党人的事实，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周恩来走后，蒋大发雷霆，要在内部查出这个绝密文件是如何泄露的，谁泄露就杀谁的头，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这之后不几日是星期天，我去看望一个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当处长的宁波老乡，我是他家的常客。落座后他就十分神秘而震惊地对我说：“老沙，不得了啦！共产党真的打进我们的心脏部门啦！”“怎么回事呢？”
我问。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当然不知道，我说了你可要保密呵！”“你还信不过我吗？”我说。“那当然，谁能信不过你这个老实巴交的书呆子！”他接着小声说道：“前些天有份对共产党钻进国民党内部的先斩后奏的绝密文件被泄露，跑到了周恩来的手里，总裁下令彻底清查，谁泄露就杀谁的头！这种事情，若不是共产党打进我们的心脏，国民党自己还有谁能敢这么做？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回答说：“你分析得对，这种事只有共产党敢干，他们不要命。我们国民党自己怎么可能呢？”我的这位同乡对我毫不怀疑，我所在的单位也对我毫不怀疑，没有人问我一句话。蒋介石要彻底查清的命令，也只能落空。后来我到上海，到南京，一直在国民党内部机关工作，我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一方面是有我大哥的地位作掩护；另一方面则是我自己处事特别小心谨慎。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我出任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许多我在解放前的熟人和朋友，包括我的大哥在内，都深表惊讶！”
史永的这个故事使现场鸦雀无声。真的，有谁能想到，这位貌不惊人、行政九级、年逾花甲的中共老干部，会在这江汉平原偏僻荒野上的小屋里，款款细语地向他机关工作时的部下，倾吐出这一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呢！
“当啷一声响，价值十元多”。这首形容由部长一级干部组成的“轰麻雀小分队”价值的打油诗不胫而走
如前所述，在我们这所干校，有武新宇、张执一、连贯、申伯纯、梁蔼然、史永等一批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老干部。他们大都年逾花甲，有的年近古稀，均属于“老、弱、病”之列。但在干校的开创阶段，特别是初到沙洋的１９６９年下半年，他们的劳动分配并未受到应有的照顾。１９７０年初春，各连队正式投入农副业劳动，才考虑到这些老干部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分配他们做一些劳动强度较轻的活儿。其中最有趣的是分配四位部级干部轰麻雀。
这是一个小分队，领头的是武新宇和连贯，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工作时间很长，可以说是起早摸黑的全日工作制。
原来，早春二月，沙洋就开始撒种育秧。从种子长成鸟儿叼不走的小秧苗，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当儿，刚度过寒冬的麻雀饥肠辘辘，都飞到秧田叼谷种吃。奉命驱雀的“部长”们身穿破旧不堪的棉袄棉裤（人称“干校服”，常常是补丁摞补丁，在沙洋严寒的早春，早晚是非穿不可的），每人提一面铜锣，扛一根长竹竿，竿尖上还绑一面红布，四人一组，人称“轰麻雀小分队”。麻雀觅食最集中的是一早一晚，特别在太阳落山时更是成群结队地往秧田俯冲抢食。这四位轰麻雀战斗队的队员不停地使劲鸣锣，摇晃着长竹竿，还大声呼唤轰赶，每人把住一边的田埂，总算把麻雀们搅得时起时落，不得安宁，最多只能叼上几粒谷种，便被吓得逃命。连队表扬“部长”们的战绩，岂知这根本不是什么轻活，而且从早６点到晚７点，达１３个小时之久。
“部长”们有苦难言。还是别人向连队和校方反映，才获准带小板凳在田埂上坐着，鸟儿多时再起立鸣锣呼唤，而且中午安排了替班，可略得休息，下午再度上阵。“部长”们对这桩马拉松式的苦差事，做得极为认真，使麻雀们饿着肚子，一直到秧苗绿油油，万物回生，才摆脱饥饿的困境。对这支轰麻雀小分队，全干校赞扬者多，贬责者少。但是，“部长”们大多拿原工资。他们的工资在干校是最高的，都在三百元左右，有的还高达三百五六十元。而在干校当权的军代表，以及各连队当连、排长的主事者（一般均由职工或一般干部担任），其工资只相当于部长的几分之一。这报酬上的强烈反差以及干校本身存在的种种千奇百怪而又难以解释的现象，使干校队伍中专事口头创作的“业余作家”们又灵感大发谱出了一首打油诗，诗曰：
早起田边坐，麻雀何其多；当啷一声响，价值十元多。
这后两句就是针对“部长”们的计日工资数目及其劳动成果之差距而发的。怪话乎？不满乎？这在当时，并没有人去作解释和考证，但它流传甚广，由近及远，一直传到几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
藏龙卧虎，老鸭倌都是大文人
１９７２年４月中旬的一天，雨丝绵绵。从京城被发配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已经是第三个冬春了。“五七道路炼红心”的豪言壮语，已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逐渐变得有名无实。执掌大权的军代表们早将“红宝书”打进了行李包，做梦也盼着一声调令，打道回京。他们眼看“五七”战士在经历数年苦行僧般生活后出现了吃喝“热潮”，只装着视而不见，我儿时在江南水乡农村练就的捕鱼摸虾的本领，因此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不，天刚发亮，我就扛着渔具，顶着细雨，向西河口进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