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你大腹便便,里边吸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就算你是起义的,能还得清欠下人民的债吗?都是一丘之貉,你给我靠边蹲着去吧!”说着给唐生明的大肚皮捅了一拳头!
谁也不敢发笑,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所幸红卫兵们没有解下皮带,谁也没有挨皮肉之苦,唐生明也自然不敢往下多说了。
杜聿明三人写了一张答复大字报,贴在红卫兵通令旁边第二天上午,一张白纸黑字的红卫兵通令早早就贴在大门口,字迹歪歪斜斜,口气却如军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你们听着:
一、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二、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过寄生虫的生活。
三、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天天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此令。违者严惩不贷。
×××中学红卫兵总部
1966年8月27日
天兵天将未到,玉帝圣旨却已先临。
杜、宋、郑立即商量对策,首先否定了去红卫兵总部禀报的想法,认为找上门去,那里人多口杂,弄不好就受凌辱,等于自投罗网。最好的办法是,写张答复的大字报贴在红卫兵通令的旁边,以示我们的态度。杜、郑推宋执笔。宋二话没说,经商议立刻写出条文。
红卫兵小将们:
诚恳接受你们的监督、改造。
一、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扣除三分之一,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是应该的。
二、我们没有雇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像我们这号人再过寄生生活是可耻的。
三、从明天起,我们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
另外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再多干一些,随叫随到。
杜聿明 郑庭笈 宋希濂
1966年8月27日
唐生明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的区别。大字报内容大体相同,只第二条写明“立即解雇保姆”,因为四家人中只有唐家多年雇用了保姆。
答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红卫兵便开来了一支二十余人的小分队。
领头的还是命令杜、宋、郑、唐一字排开站着。他站在台阶上大声说:
“你们的答复大字报我们看了,应该这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就是实行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合情合理的。现在人民宽大了你们,给了你们重新做人的出路,难道你们还想比劳动人民生活过得还舒服,甚至还妄图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过去统战部那帮老爷们给你们的生活待遇太高,是投降主义,完全错误的,现在我们纠正过来,完全正确!今后你们的日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有人胆敢捣乱,那只有自取灭亡!”讲到此,立即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杜聿明夫人不忍看到心爱之物被红卫兵剪坏撕碎,说了几句话,招来一顿耳光接着领头的宣布抄家开始,名之曰要找“四旧”物品和反动“罪证”。
这个大院四家人。郑庭笈和宋希濂的全部家产是特赦后重新购置的。所有家具都是政协机关的,衣服被褥也少得可怜,墙上早就贴着毛主席像和样板戏的画片。所以红卫兵们一会儿就查抄完毕,自然一无所获,很有些出乎意料。
但唐生明与杜聿明两家情况不同。唐住的房子大,使用东西考究,从香港回来后不断购置的衣服、摆设多得惊人,而且质量很高。红卫兵们翻箱倒柜,凡认为“奢侈”的东西一概没收,有的时髦衣服甚至当场用剪刀剪毁。
单是各种做工考究、质地优良的被袄,被红卫兵抄走的就有八件之多。唐生明家损失的东西——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这笔账也无法算清。杜聿明家的情况本来也同宋、郑差不多,但由于他的夫人曹秀清是从美国回来的,女儿、女婿近几年又在经济上接济家用,东西也比较多,特别是曹秀清的衣服、饰品,也有不少时髦、讲究的心爱之物。在抄家时,杜夫人不忍看他们当场剪坏撕碎,说了几句话,便招来红卫兵们的一顿耳光,受了皮肉之苦。
红卫兵杀气腾腾地胡抄了一通之后,自然没有搜着任何“罪证”,他们只是一箱箱把没收了的珍贵物品抬走,最后领头的一声令下,呼啸而去。
第二天清晨5点,杜、宋、郑、唐四个人便各执一把扫帚,分段清扫胡同,半小时不到,便打扫干净了。四人还商定,如白天发现不干净的地方,在家的人也要注意随时打扫,免得红卫兵一来检查,节外生枝。杜、宋、郑三人,白天还得去政协机关上班劳动。
老居委会主任普普通通几句话,却似酷夏里的习习凉风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宋希濂正好在家,看见运送垃圾的工人运送垃圾时,沿胡同撒漏了好些脏土。他等垃圾车过后,便又再扫一次胡同。正扫着,走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是居委会的主任,姓张,谁都认识她,却叫不出她的名字。这位头发花白的共产党员看四周无人,便轻轻对宋说:
“清洁工人并没有停工。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从早到晚多少人走过,还能保持时时刻刻干净?你们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看不必一天扫好几次。”
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几句话,但在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1966年长夏,却似一股沁人心脾的习习凉风,顿时送进宋希濂痛苦而惶惑的心里,感到人间毕竟还有正义和同情,并不是漆黑一片。宋连忙抬头回答道:
“张主任,没事,我们有劳动习惯,身体也还好。”
“我已不是主任了,靠边站了。”那妇女接着说,“我是出于好心,多说几句话。如今这类事,大面上过得去就行,你们可别拿着棒槌就当针(真)。”
宋把她的话记在心里,还向杜、郑转告了。但四人依旧天天坚持清扫,有时还扫第二次。红卫兵总部一开始曾派人来察看数回,可能是对“战犯”
们的顺从和认真表示满意吧,没有再发什么新的命令了。不久红卫兵大批外出串联,到天南地北闹“革命”去了,从此就无人过问。但他们还是照扫不误。这起初虽然只是被勒令而为,可毕竟是一种公益劳动,又在自己家门口,渐渐地,就淡忘了是一种“惩罚”,而变成一种义务了。
沈醉告诉的是喜事,却也是一个谜
9月6日那天,又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这天上午10点多钟,沈醉拎着黑色塑料提包快手快脚地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聿明、唐生明家,最后进了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火越烧越旺,政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对特赦人员(当然也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是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见面冷眼相看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文史专员们为避免听风言冷语,连领取工资都发愁。沈醉在年岁上是文史专员中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不等别人张口,他像是早就意识到大家的难处似的,自告奋勇替大家领取工资。他说,冷言冷语,挨骂受唾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心地和脾性,便全拜托他了。9月6日是发工资的日子,沈醉自然是送工资来的。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是报喜,不是报忧。”宋笑着说。
“您说对了。”沈醉坐下,接过宋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去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扣,再看看你们的,同样没有扣。我忙问不是从上月起每人都扣去30元吗,为什么这月不扣了?财务科同志回答说,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还要补发。
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统战部和政协的领导一个个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吗?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我还听说,连统战部、政协的不少干部都被扣发甚至停发工资了,为什么我们不扣,还补发已经扣的?这是喜事,却也是一个谜。”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能算数的,不会是一般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我们呢?正当他们相对无言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
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地说:“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的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说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唐生明历来是消息灵通人士,但宋以往常常对他的消息打几分折扣。这一回,宋却认为他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沈醉一讲不扣发工资,他们都想到周总理的身上去了,只是话没有讲出来。现在除了他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威望,还有谁呢?眼下局面动荡,周总理又身负重任,日理万机,有多少人惦记着他,他又惦记着多少人,这境况杜、宋、郑、沈等也能想象的。
而他们由于身份和经历的特殊,虽然想着他,又怎能向他发出求援的呼声?
杜、宋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总理却在惦记着他们呢。他们相对默默无言。在无法抑制的激动中,他们的眼眶润湿了,眼前闪着黄埔军校、北伐战争、抗日烽火和特赦后会见的场面……真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吧,他们默默想念,倒成为一种最好的表达形式了。
收到天安门观礼请柬,全院喜笑颜开,家家宰鸡、剁肉、喝酒,以示庆祝
时光流逝,1966年国庆节就要到了。9月30日临近中午,政协机关的通讯员突然给杜、宋他们送来10月1日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告知已安排了次日小汽车接送。这一春雷般的喜讯,差一点把前厂胡同×号院炸开了锅。虽然过去年年国庆、五一劳动节都如此,但今年却不一般,这是发生在“文革”风暴四个月,他们这几个人被抄家批斗并勒令扫地一个月之后,他们的心又怎能不为之震动?这如同在密密乌云中闪出一线阳光,它明亮,耀眼,给人信心,催人前进!这一张印有国徽的天安门观礼台请柬,标志着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人民群众仍然把他们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于是全院喜笑颜开,家家都宰鸡、剁肉、喝酒,以示庆祝,仿佛一扫几个月来的烦闷和苦恼!
第二天一早,杜、宋、郑、唐个个衣冠整齐,满脸生辉,早早等候在临东四南大街的胡同口。一会儿,机关的小汽车来了,十分钟后便到达天安门广场。他们登上观礼台,看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