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我执意要求，并再三申言完全是我个人感兴趣，想听他说说往事，他当故事讲，我也当故事听，不做记录（我采取了事后追记的办法——笔者注），也不外传。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１９３５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像梳头发一样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四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３６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做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我立即给他点火。
当时我初入烟民之列又决心戒烟不久，身上无香烟却带火柴，为的是同政协的长者接触随时略表殷勤敬意的。宋知道我宣布戒烟之举，便边抽边笑着说：“吸烟易而戒烟难，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你这种年龄（当时我２８岁——笔者注），能否真的从此戒烟，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宋的闲谈使我担心他不再讲的神情松弛下来。我估计等他吸完烟还会继续这极有趣味的谈话，但出乎意料，他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
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
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工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
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事后得知，宋对大学生们耐心接待，要材料就写，并尽量写得准确、细致，但对于一些“瞿秋白如何出卖党组织”之类的审问，宋始终持否定态度，并极耐心地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情况，如果说《多余的话》就是叛党的“罪证”，那又另当别论；宋承认《多余的话》确是瞿秋白所写，但如何定性不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上级组织和“革命群众”才是拍板者。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宋希濂前前后后接受当时“小将们”的调查费去许多时日，究竟有多少批，多少人，写了多少材料，后来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往少说，也得在三位数以上。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已开始形成两派。尽管当时政协机关中不少有“觉悟”者，早已与宋希濂、杜聿明等无形中划清了界限，轻则“敬而远之”，重则“怒目而视”，但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又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为什么我个人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宋希濂的住所是在东城东四南端的一条小胡同里，我是骑自行车去的，进院后即快步直达他的家里，心态是很不想让别的人碰见。巧的是只有宋希濂一个人在家伏案写材料。他对我的破门而入颇感意外，但欢迎之态可掬。他立即沏茶并敬烟。因我还未开戒，只得又是他自抽而由我点火。
“机关里怎么样？”这回是他发问。我答了两句他问及的机关情况后，立即发问：“听说近来有不少大学生到您这里了解瞿秋白之事，我们上次的交谈才开了个头，我很想听完这段故事，今天不约而至，不知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否？”
宋希濂笑了，说：“你这种时候还主动登门，我还能拒之门外吗？而且正由于近来写了不少材料，我也进行了认真的回忆，还查看了来访者提供的我回忆的材料，恐怕这次谈的内容会更细致些。”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１９２２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１９２４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那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陈赓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却是公开的，如同黄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样。
“１９２７年北伐军到上海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其时我在苏州养伤，陈赓在武汉，从此政治上我同他分道扬镳，由同乡、同学、同志而变为敌对两方。这话说来太长，我点一下这段经历，是想说明在１９３５年４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还是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我就从最早引我走革命、爱国之路的熊老师那里读过一篇又一篇瞿秋白写的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进黄埔又读过瞿秋白的不少文章，听过他的报告。
那时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１９２７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
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宋希濂——笔者注）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做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戴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
“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
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的是邻居唐生明，我同宋的谈话自然被打断了。
我绝没有想到，这一打断会使宋同我关于瞿秋白的第二次谈话到此为止，而第３次、第４次、第５次……竟推迟到１０年以后——这也是宋本人预料不到的。
唐生明一进门就说：“我早就看见小汪（他从不像杜、宋那样称我汪秘书或汪同志——笔者注）进来了，这半天你们“密谈”什么？”
这一问使我尴尬得不知如何对答。姜是老的辣。宋笑嘻嘻且无所谓地回答：“唐公解放前就是戴笠的座上客，是搞情报的老手，他改不了好打听秘密的性子，我们可以拒绝回答。”
唐生明咧嘴一笑，说：“宋公，你这话可只能在屋里说，现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运动闹起来了，这戴笠的名字是万万不能沾的，可不能随便开这个玩笑啊！”
“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是明摆着的，共产党有政策，你的顾虑总不该比我大。你与戴笠的秘密关系，白纸黑字，你自己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谁人不晓，还赖得掉吗？”宋希濂打开天窗说亮话。
“唉！早知今日，那些文章当初真不该写！虽然那是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们才写的，但如今要是下边的人不懂政策，不管你那一套，怎么办？
那可就糟了！岂止是我，包括你（指宋——笔者注）、老杜（指杜聿明——笔者注），等等，统统在内。”唐生明摇着头说。
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唐的话就应验了。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后，首都红卫兵杀向社会，唐、杜、宋、郑同住四合院首批被抄家；杜、宋、郑与政协其他文史专员一道被正式打入“另册”，停止文史工作，不准参加机关运动，包下全机关清扫厕所、院落和其他各项杂务劳动；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３０年代着名影星——笔者注）后来真的被捕入狱，徐冤死在狱中，唐关押七年后才获释。
在经过十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
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