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１８９７—１９７７），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１９３６年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１９４５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中央常委。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
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１９８０年恢复名誉。
三届政协常委会３９次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１９６３年３月７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９次会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举行。会议议程有三项，但引人关注且在新闻报道后产生社会影响的，是“同意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一项，这是因为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是人民政协组织对政协委员执行纪律中最重的处分，而且章乃器是我国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之一，又是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且一直没有摘掉“右派”帽子少数几个仍留在“政协委员”队伍中的一位。笔者其时年仅二十多岁，是这次会议记录人员之一，直到今天，对这次会议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会议气氛严肃，颇有些紧张。几位要紧的人员没有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排名第一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且分管政协、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还有章乃器本人。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邢西萍——笔者注），协助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说明撤销章乃器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情况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张执一。在程序上，按照政协章程规定，由原来协商提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党派、团体、部门、单位提出建议，简单明了地指出某某委员因何原因不符合政协章程关于委员资格的条款，要求政协常委会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一经会议举手通过便立即生效。中国民主建国会一负责人宣读完撤销建议后，张执一说，章乃器委员近年来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多次在政协工作组会议上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实属屡教不改，顽固不化，在政治上完全不符合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经有关部门就此反复协商研究，并呈报中央批准，今天提请政协常委会审议，各位常委可以发表意见。寂静了数分钟后，才有一位委员说，既然协商提名单位提出建议，章乃器本人又的确坚持反动立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同意撤销他的政协委员资格。立即有数位委员附议。于是会议进行表决，全体到会委员举手通过。
随后，张执一副秘书长又说，根据党的一贯政策，政治上从严处理，生活上要给出路，考虑到章乃器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和他的身份，经中央同意，每月发生活费１５０元，供给关系由全国政协转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张执一话音刚落，一常委立即举手站起来，气冲冲地说：“撤销章乃器委员资格，我举双手拥护，但张部长（当时的委员都称呼张执一为“部长”，而不习惯称“秘书长”——笔者注）说今后每月还发给章乃器１５０元生活费，我坚决不同意！章乃器不仅政治上反动之极，而且生活作风糜烂，他不配拿这么高的生活费。我们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大多数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９０元、１００元就算高的，１５０元已经是高级干部的月工资了，为什么对章乃器这样的反动分子还如此优待？我要求领导降低他的生活费，最多不能超过１００元！”随后，立即有两三位女常委表示赞同，其中一位还把该常委的话再次复述，情绪也十分激动。但会上绝大多数常委没有表态。
沉默了数分钟，主持会议的徐冰出来解释，他说：“几位常委就章乃器的生活费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与中下层国家干部相比，每月１５０元这个数是偏高的，但生活待遇问题不能不考虑历史情况和一个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章乃器的历史，在座的许多常委都知道，我不重复了。就他的工资而言，建国后他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实行新工资制时他月薪近４００元，１９５７年后减至３００元，这一次又改成１５０元生活费，就章乃器自身而言，这个减薪的幅度已相当大，不宜拿章乃器与一般干部的收入相比。
我们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经过协商研究，又报批了的，希望各位委员谅解。”徐冰的一席话，平息了几位常委的怒气，多数常委表示同意，事情也就这么通过，作了决定。
当年的“大右派”章乃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
章乃器何许人也？如今中年以下的人最多只听说或看过文字记载，他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被“扩”进去的知名大“右派”之一，至于章乃器解放前的历史和解放后被划“右派”前的情况可能知之甚少。在叙述章乃器１９５７年“右派”言论和１９６３年何以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之前，很有必要先对他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章乃器是浙江青田人，１８９７年出生。他早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后进浙江银行当练习生，直至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又任光华大学教授，主持中国证信所，对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有素。“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１９３５年参与组织发起上海各界救国会，次年５月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该会领导人之一。１９３６年冬与沈钧儒等人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着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担任过安徽省财政厅长，后到重庆上川实业公司任总经理，同时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１９４５年与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１９４９年春到解放区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副主席——笔者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着作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论中国经济的改革》等。还应指出的是，第三届全国政协是在１９５９年４月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在该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协商安排中，有少数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的上届委员，仍然继续担任这一届的委员，不过大多数都是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例外的亦即是戴着“右派”帽子未摘而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只有三位，一是章伯钧，二是罗隆基，三是章乃器。
章乃器的“鸣放”言论摘要
１９５７年，章乃器“鸣放”的言论很多，这里仅摘录其中最尖端的两条：
一是认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不科学，实际上是造成“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的思想基础。章乃器在发表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４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说：
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和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我现在想来谈一谈“墙”和“沟”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我想，首先，这个思想基础，如同党的文件和其他各位所说的，当然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赞扬。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发生了副作用：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员有自卑感，某些党员则有骄傲自满情绪。其次，我又要说到教条主义了。《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的誓词，一开头就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身份自居了。这样，这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客观的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马上就会被理解为：
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必须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这句话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毛主席对党员的教育是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共产党员的八个条件”更明白规定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但是，尽管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种说法就在我国不起作用。因为《联共党史》曾经在我国展开学习，而教条主义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说这种说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设想的。
第二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章乃器在发表于１９５７年第６期《工商界》月刊上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说：毛主席所用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毛主席的说法，工商业家是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神化”和“魔化”，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这样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有无比强大的说服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秘的东西，因而不自觉地堕落到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因而完全没有说服力……
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经历了由朋友变成敌人，再由敌人变成朋友——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接受了工人阶级领导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本来是存在着再变成敌人，即变成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危机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加以灵活的运用，经过了“五反”斗争的考验，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巩固了。而后，又经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危机，就完全消逝了。必须指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着主导作用，情形就会完全两样！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