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树德（１８９３-１９８２），河北静海人（今天津市静海县），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总干事。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
我同于树德先生的交往，自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８２年于树老病逝，正好２０年整。
期间，他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第一召集人（即组长），而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小组秘书。除了“文革”前期（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学习组停止活动近四年，其他时间差不多每周在学习会或其他会议见面两三次，每次半天。在我熟悉的老一辈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当中，于树德先生是我心目中最敬重的长者之一。
由于我和于树老的交往，包括于树老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包括我所见所闻的关于他的历史和现状，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因此，在转入正题之前，颇有必要介绍一下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简要情况和背景，点一点与于树老相关的人和事。
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是主管全国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人士日常学习改造工作的机构。它成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人民政协工作的初创时期，曾经在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国家时事政策，提高觉悟，改造旧思想，树立新思想诸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５０年代后期“左”的思想路线越演越烈，政协的学习工作也逐渐变成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尽管在每年的学习计划中，仍强调“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讨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学习方针，但实际上已经很难兑现了。当我调进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时，正赶上１９６２年秋天党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已经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左”的倾向就更加严重了。
在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和办公室之下，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均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办公室和若干学习小组，经常参加学习的成员包括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中在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从主要负责人开始往下的领导成员都在内，总共二百多人。
而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则绝大多数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而且由全国政协学委员办公室直接负责日常的组织联络工作，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担任小组秘书，分管组织联络、小组记录、会议简报等具体工作。
在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学习成员，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从５０年代后期（即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到８０年代中期的３０年间，前后参加这个学习组的学习成员在名单上有四五十人之多，实际上能不时参加会议（指重要会议，如重要文件传达、批判会等——笔者注）的，也就２５人左右，经常到会的约２０人。在我担任小组秘书的２０年间，前前后后常能到会的学习组成员有：马寅初、梁漱溟、王克俊、唐生明、张学铭（张学良之胞弟）、董竹君、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杜建时、廖耀湘、沈醉、文强、向达、秦德君、邹秉文、赵君迈、陆殿栋（史良之丈夫）、李书城、杨公庶（杨度之子）、周同宇（周恩来之胞弟）、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巨赞、皮漱石、阎迦勒、马松亭（伊斯兰教大阿訇）、刘品一（伊斯兰教大阿訇）、陈达、翁独健、赵子立、申伯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是该组唯一的一名中共党员）、李建勋、米暂沉、朱洁夫、宋伟斌等四十余人。他们当中，其时有实际工作岗位的居少数，大多数只挂全国政协常委或委员的头衔，有的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少人有自己的专业或事业，他们的社会知名度主要来自历史。
“老资格”于树德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敢言，行别人所不敢为
在我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的２０年间，负责主持召开会议的召集人有五位，即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程是后来才补选的）。实际上，由于每周学习两三个半天，能经常来主持会议、差不多是二十年如一日的主持人只有两位，即于树德和王芸生。
于树德是该组最年长者之一，１８９３年生，与梁漱溟同庚。他是天津静海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是李大钊的挚友。１９２２年，经李大钊的推荐，于树德以新中学会代表的身份，与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的代表一块，出席由列宁发起在莫斯科召开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远东民族代表会议，受到托洛茨基的接见。１９２４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是在国民党高层担任重要职务——国民党中央２４名执行委员中的少数着名共产党员之一。
期间他曾作为国民党中央大本营的特派员北上河南调停政治纠纷，还同时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主讲合作社经济。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他脱党后仍从事合作社经济研究和实践。解放后任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于树德作为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第一召集人，二十年一贯制，主持学习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他在学习组自己发言三言两语，经常是组织、启发甚至指定别人发言，大家都乐意他的。他的威信来自善于处置和应对可预见的或突发的各种政治性的问题。凡属每个阶段，甚至每个年度的学习组总结性的发言，他都全部推给小组也能经常到会的第二召集人王芸生。
王芸生是着名报人，曾任《大公报》主笔多年，当时也是全国政协常委。
他学识丰富，思想敏锐，手勤脑勤，记忆力好。凡对学习组的各种传达或向上汇报，都由他包揽，于树老甘当补充发言的角色。当时的学习会，常常遇到无人发言的冷场局面，总会有人提出请王芸生讲讲国际形势，尤其是日本和亚洲的近况（王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是廖承志，王还是中日关系问题老专家，着有《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他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有分析，有判断，有当时报刊上没有的背景材料。于树德对此也打心眼里佩服。他比王芸生年长８岁，却常以“王芸老”尊称之，并且多次在全组会上说：“我这个组长，就是召集大家开会，听大家挨个发言。学习中的难题，各位自己解答，或请王芸老解答，或向上反映另请高人。我年迈迟钝，头脑昏沉，看了后头忘了前头，相信各位都了解我，也就不苛求于我了。”
于树老的这番话自然发自内心，但并不完全确切。据我２０年的长期观察，于在应对和处置那个非常年代复杂而严峻的政治问题方面，他的经验和本领，却要远胜于王芸生和其他召集人一筹。如上所述，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与其他单位、部门一样，所谓的政治学习，基本上是搞政治运动，除了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还要开展思想交锋，包括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自上而下都认可或不得否认，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而言，除了应对当时社会上“全民共诛之”的各种批判斗争对象以外，本组老组员、全国着名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则成为本组内最主要的批判对象。在言词上，各个不同政治运动中的过激语言应有尽有；在时间上，以每周两次的平均次数连续开会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之久。所不同的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没有体罚，批判内容不见报，当然更不给处分。正是在处置像批判梁漱溟这样十分棘手的问题和其他类似的突发问题上，秉性正直、待人忠厚、大事不糊涂的于树德先生，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敢言，行别人所不敢为，这是他深受全组成员暗暗敬重的原因所在。
于树德：梁漱溟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
我看算了……
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８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集中批判梁漱溟规模较大、时间较久的有四次，即１９６５年关于阶级斗争问题、１９７０年关于接班人名字不应写进宪法总纲问题、１９７４年关于“批林批孔”问题和１９７８年关于“人治法治”
问题。其中，１９７０年这一次因上边关照而未展开批判。为了记述于树老的态度，很有必要简述一下梁漱溟先生遭受批判的情况，因为这些批判会大部分（特别是小组会——笔者注）都是于树老主持的。第一次是１９６５年关于梁漱溟提出的“科学道德之事”的大批判，长达半年多时间，都在直属组小组范围进行。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以政协直属组为主战场开展的“批林批孔又批梁”，长达半年至一年，规模最大的是二百人左右的联组（即政协直属组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各学习组大联合——笔者注）批判，但多数时间是政协直属组小组批判，均由于树德和王芸生主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旷日持久的大批判，作为主持人的于树德不仅从未在联组作过一次批判发言，而且在小组的发言，也只是三言两语，常常是趁别人发言的空隙说几句。
于树老的家离政协礼堂很近。他多年来虽有专用车，但从来都是步行来开会的，而且常常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我是工作人员，因此常常有同于树老会前私下交谈的机会。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正式开会我无发言权，会下也留意不乱说话。在１９６５年批梁开始不久，梁的态度“极坏”。有一次会前，于树老忽然问我：“你上大学读过梁漱溟的书吗？”我答：“没有。但我看过５０年代中国科学院批判他的文章，也没有细读。”于树老说：“梁漱溟这样的人，你们年轻人更理解不了啦。他少年得志，五四运动时就在北京大学教书，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一时，我是５０年前就认识他了。多年来，什么事他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从来不轻易随从别人，连毛主席他都敢在大庭广众前顶撞，别人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我算是服了他了！”“那么我们小组的批判会怎么办？”我脱口问道。于树老迟疑了一下，说：“批判批判，肃清流毒！对他本人能不能认错，我缺乏信心。”
此外，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无论是１９６５年，还是１９７４年，无论是在小组召集人会议上，还是在向政协学委会（后改称学习领导小组——笔者注）汇报时，都是于树德第一个“打退堂鼓”，第一个说这样的话：“梁漱溟朽木不可雕矣！他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就我们直属组这几个人能有本事说得他认错？我看算了，还不如把他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多学点马列和毛主席着作，交流交流学习心得更好。再批判下去，对我们不合算，他倒不在乎，反正耳朵不会起茧，闷头听就是了。”对于树德这种态度，上边有人说他有“糊涂思想”，甚至上纲为“搞阶级调和”，但奇怪的是，政协直属组的大多数组员们却赞同于老的主张，有些人私下还悄悄说“还是于树老“和为贵”，有忠厚长者之风”。包括王芸生在内，这时也附和于树老的意见。当然，在客观上是因为时间一久，大多数人有“厌战”情绪，梁漱溟这颗“又臭又硬”的石头，弄得上上下下无可奈何，批到一定时候便不得不“告一段落”。
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
说到１９７０年那次关于接班人的名字不应写进宪法的问题，那完全是突发事件。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梁漱溟会自己“跳出来”而语惊四座，招来危险。
而这次梁居然未遭受批判，也与于树德有关。那是１９７０年军代表正在政协机关内部搞运动，抓“大联合”、“斗批改”之后，大部分干部已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其时中央正酝酿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还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上边交代要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座谈、讨论，征求意见。政协军代表便把直属组成员召来开会，但当时若干成员身陷囹圄，有一些在本单位被专案审查，能参加的只有十人左右，主持人便是于树德，组员中有梁漱溟。
１９７０年林彪、江青肆疟正盛，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能被召到政协开会，已经被看成是若干年未曾有的“政治待遇”。因此，尽管军代表在会上宣布欢迎大家提出修改意见，但所有人都诚惶诚恐，只说《宪法草案》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武装头脑，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对个别文字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主持人于树德以为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