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善
《三字经》起首就是这样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两句话是把儒家孔孟的人性论思想综合起来的结果。儒家思想的主流，是一直倾向于人性本善的。
在《论语》中，明确记载孔子谈论人性问题的话语只有一句，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不管是谁，人性天生都是相近的，但会随后天的不同行为习惯而发生变化，故隐含一种人性平等、人性可塑的意味；人性究竟是什么、人性与善恶又存在什么关系，这是孔子所未提及的。
孟子则进一步把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及“仁”的情感本体作了高度的发挥，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天然地在心中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的天赋善根，是为“四端”。孟子认为四端是人可以内圣——“人皆可为尧舜”的基础、人不同于禽兽的本质区别。人应该发扬这种良知良能，使之真正成长为“仁”、“义”、“礼”、“智”，以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君子。
孟子举例说，人都有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任何一个人，看见一个孩子在井口边玩耍，他都会产生一种伸出手去把小孩拉离井边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不假思索的，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同时，既不是为了结交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纯粹是一种内在的本能冲动。
孟子进而从人性本善推进到君王应该对老百姓实行仁政，因为君王之人性应该比平常人更善良。公元976年，宋太宗即位。
他生活节俭，关心、体恤百姓。一年夏天，高温酷暑，太宗走出屋外，觉得口渴。身旁执事的太监问他：“万岁，您想喝酸梅汤吗？”太宗说：“我很想喝一口酸梅汤，但宫里没有。如果我今天喝一口，以后你们一定会天天想方设法弄来。这样，就会有很大耗费。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口腹之欲，给百姓增加负担。”
转眼到了冬天，有一天晚上，风雪交加，寒风刺骨。太宗坐在宫内，烤着火，品着美酒，猛抬起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他突然想到：“这样的大雪天，汴梁城里，不知有多少人家缺米少柴，他们的日子一定很难过。”想到这儿，他命开封府尹带足粮食和木炭，救济那些正在挨冻忍饥的人家。开封府尹立即带着一班人马，将粮食木炭送给孤寡老人和贫困人家，受救助的人十分感动，感叹道：“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食、色，性也
在《孟子》一书中，记载了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对人性的观点，以及孟子与告子两个人针锋相对的辩论。我们知道，孟子是明确主张人性本善的，而告子的主张则比较复杂，概括起来有四层意思：
第一，生之谓性。人天生的那种秉性气质就是他的本性。告子在这里表示，人一生下来什么样，就表明人的本性就是什么样的。李宗吾在他的《厚黑学》里面说道，你观察小孩子，小孩子想要什么东西伸手就拿，根本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拿不到就会哭闹个不停。
第二，食、色，性也。饮食男女，这就是人的本性。《礼记》里也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礼记》并没有说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从人类种群发展延续来看，饮食男女实在非常重要。饮食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命的延续，男女是为了维持种群整体生命的延续，没有了饮食男女，人类也就不会存在了。但是，这里面除了这种延续生命的生物学需要，还有更多的文化内容。饮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驳杂、洋洋大观的文化体系。
第三，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告子说，人性就像流水，你在东边放开它，它就往东流；你在西边放开它，它就往西流。所以，关键就看后天的导引，没有什么内在的善性。孟子则反驳说：水自然没有东西之分，但是难道也没有上下之分吗？水只可能往下流，绝不会自动向上流；这就好比人性，只可能本来是善的，而不会是恶的。
第四，或者说人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告子说，可能人性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你看，像尧舜这样的圣贤，他们的儿子或者父亲也会非常坏；殷纣王这么残酷暴虐的君主，也会有微子和比干这样贤良的家人，这不是很能说明人性的问题吗？还有，人既可以做善事，也可以有恶性，周文王周武王主持天下的时候，天下的百姓就热爱善良；周幽王周厉王主持天下的时候，天下百姓就崇尚暴力，这就是人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证明。
告子的人性学说经常被后来的儒家批判，但其实告子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清醒地认识人性有很大的作用。人就是容易陷入食色之中，如果不善加培养，就容易堕落败身。但是，历史上也有人专爱饮食男女，鄙视其他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这其中的选择，不知孰是孰非？
子产是郑国的宰相，他有一个哥哥叫公孙朝，一个弟弟叫公孙穆。哥哥喜好喝酒，弟弟喜好女色。子产对这两个兄弟十分恼火，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听我的话，在早晨悔改，在下午我就可以给你们俸禄。”兄弟二人说：“我们没有时间来顾虑什么名声丑恶，性命危险；你用荣华富贵来引诱我们，是很鄙俗而可怜的。”通过这个故事也许我们可以理解：饮食男女才是人的本性，压制合理的、个性化的需求，反而是违反人之本性的。
人性本恶
荀子直言不讳地道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在当时的意思并不是今天所说的虚伪这样的贬义词，而是“人为”的意思。“伪”的内容包括礼法制度，也就是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明。
荀子说，人天生就有争夺和贪婪的本能，这是人性恶的表现，但是，人的特点又在于一个人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来战胜自然万物，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所以人要结群，结群就要协调分配利益而不能任凭本能办事，于是人群发明了礼法制度，用礼法制度来教化万民，使得万民关系良好地相互协作，实现对自然界的征服。所以，荀子强调必须“隆礼重法”，用这种人为（即“伪”）的文化来教化约束恶的本性，使其被塑造成一个谦谦君子。所以，像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荀子也号称“涂之人可以为禹”，二者的结果一样，只是路数不同，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人性是否如荀子所说的这般贪婪，我们不妨来看看殷纣王的例子。纣王继位不久，就换用象牙筷子吃饭。箕子见了，就伤心地痛哭起来。有人问他为何这般哭泣，箕子回答道：“我是为国家而伤心啊。国王用了象牙筷，陶碗自然就配不上了，明天就会用金玉碗；碗筷称心如意了，碗里的食物自然要求精美；吃的精美了，穿的自然必须与之匹配，人性中的这种要求是没有止境的。而一旦国王变得奢侈腐化，那么国家也就危在旦夕了。”我们知道，后来的纣王果然荒淫无度，最终国破身亡。
荀子的这种人性本恶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上帝耶和华依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建造了伊甸园供他们生活。上帝告诫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了必死。”然而，狡猾的蛇却引诱他们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戒律，禁不住诱惑而终于走向了堕落。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并被罚受无穷的劳役和痛苦，于是人类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便都带上了“原罪”。后来，上帝又发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甚至“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于是，耶和华后悔了，决定用洪水把人类消灭掉，只把挪亚及其后代保留下来。
总体来说，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孟子的人性本善是比较理想化的，主要看到了人性中好的一面，鼓励人们施行仁义；而荀子是偏于现实的，主要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所以强调礼法并用、双管齐下，方能保得社会和睦安定。
人分三品己在几品
对待人性问题上，孔子说人性本来很接近，只是后天的习染让人走上了善恶不同的道路；孟子认为孔子说的这个相近的人性就是善，而荀子就说这是恶。不管是善还是恶，总认为人性是一致的。而董仲舒则一改这种思路，认为人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说，上品的人不用任何学习，就可以明白一切伦理道德；下品的是天性恶劣，屡教不改的，朽木不可雕也，完全不能寄予希望的；而大多数的人都属于中品，就是需要接受教育，然后变成谦谦君子的。
董仲舒详细说明了生、性、情的区别。他说，生就是人一生下来的状态；性就是善良人性；情就是人的欲望。董仲舒打了个比方，他说人性好比禾苗，而善性好比是米，米是从禾苗中出来的，但是禾苗并不完全是米。这就是说，善性要靠后天的教化来完成。
董仲舒第一次用品级来区分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分法对后来影响很大，汉代实行各地方向上推举孝廉，也分品级。鉴赏诗歌的一本书叫做《诗品》，更把诗歌细分成九品。我们知道，后来，中国古代的官阶也是分成了九品，又分成了正、从。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也按照董仲舒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性之三品，情之三品”的学说，用之衡量人心善恶标准，推进儒学仁义道德教化。
韩愈认为人有性有情。他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儒家的五种伦理道德。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
他认为五种伦理道德在不同人身上的搭配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这样，人性便有了高下之分；同时，他把情也分成三个品级，而高下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表现不同。韩愈之所以认为如此，主要是他认为情由生性决定，人的情感意志与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人性中有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但又因为情感的表现和人的禀赋能力的不同，而分为上中下。在现实社会伦理关系中通过情的“动而处其中”，来体现人的道德本性，人们的社会行为只有以儒家的社会规范作为标准，才能近善而远恶。
韩愈的学生李翱提出“复性”说。李翱认为，性是天赋的，人性都是善的，“性”与佛教中的“性”相通，是人人都有的，不变的本性。而圣人的特殊性在于觉悟，对于人本身的觉悟。情则与性相对，圣人虽有情，但有节制，而凡人的情一般都是邪恶的。因此，在普通人中，性情对立，应该去情恢复性，恢复到善的本性才能成圣，达到圣人的最高境界。
中国儒家对人性论的学说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讲人之本性有诸多成分，既非朽木不可雕，亦非尽善尽美，总需要后天的教化、培养与约束。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是镌刻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铭文，已然在亘古的历史中回响了千年。当我们注视这句话语的时候，目光便超越了哲学，甚至超越了神话，而并行于永恒。也许，它原本就不是一个产生于人间的命题，而是一个神谕，一个启示，时时警醒着生活于世间的芸芸众生，告诉我们作为人的高贵与责任。也正是因为如此，当西方的圣人苏格拉底将这句话引入哲学的思考时，他便成为了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人。
在哲学领域，“认识你自己”意味着哲学研究的一次大的转向。在苏格拉底以前，西方哲学一方面集中于对自然本体的探究，例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等。另一方面则是面对于政治的辩论术。当人们醉心于这些外在东西的时候，却忽略了作为人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自身的问题。苏格拉底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人若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必须首先看清自己，了解自身的伟大与局限，否则自己不是陷入自大的武断，就是陷入不确定的混沌。正像苏格拉底本人所说的，“因为那些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而且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他人，通过和别人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
也许从苏格拉底的解释来看，认识你自己更像是一种生活常识。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质问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胸有成竹地说“我认识了自己”吗？
我们真的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能力与局限，高尚与卑劣吗？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会把无尽的物质财富当做幸福之源，人类亦不会将自然作为一个可以不断榨取的资源库。从个体的人乃至于整个人类的不幸恐怕就是源于此吧，并非上天的不公，而是自我的迷失。因为我们往往更愿意看到自身的伟大之处，也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智慧。从个体而言，我们与他人比较，认为别人能获得的自己也能获得，却忘记了差别与局限；从人类整体而言，则认为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为全知全能的神。于是，个人会因为无法获得而产生不幸，而人类则更是为自己无尽的贪欲付出了代价。其实，就像中国哲学中提到的“大智若愚”一样，最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往往是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表达的。当我们面对这句“认识你自己”时，在不假思索的回答之后，也许永远会有着沉默中的深思。苏格拉底期望人们通过“认识你自己”得到幸福，却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也许，这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人生在世的大智慧，也正是这一智慧引发了一场永恒的思考；或许，对于人而言，能够在这种思考中坦然面对自己，就是最大的幸福。
自知其无知
众所周知，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然而，当一个哲学家说出最高的智慧就是“自知其无知”时，将会引起怎样的一种震动。但历史却往往上演如此的戏剧，这句“自知其无知”恰恰出自在当时被视为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之口。
苏格拉底先后同城邦中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以及那些手艺精湛的工匠们进行谈话，这些人都自认为具有智慧，并以此为荣。然而，通过交谈，苏格拉底发现，其实这些人并不拥有智慧，他们至多是在某一方面拥有高超的技巧与相对丰富的知识。例如，政治家擅长论辩，工匠擅长工艺，而诗人的作品则依赖于他们的天性和灵感。但是对于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这类与智慧相关的问题，他们和苏格拉底一样无知。所不同的是，这些人似乎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对于本专业之外的事情也无所不知，具备超越于常人的智慧。当看清了这一点之后，苏格拉底领悟了“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这则神谕的意义。与政治家、诗人、工匠自负地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相比，苏格拉底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这种认识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知”，就是智慧。在苏格拉底看来，神谕的意义就是要借由自己的名字告诉人们，要看到自己的无知，乃至人的无知，从而认识到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
如果我们抛开其中的神学意味，不难发现这一命题对人类的启示。与自负和傲慢相比，谨慎的谦卑也许更具有智慧，它至少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难以企及的奥秘和难以理解的神奇，我们更不可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神。其实，一个自满的心究竟还能装下多少智慧的果实呢，也许，能够低下头来，学会谦卑与敬畏的人，才能拥有无限的智慧。
人都是带有原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