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基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木板房只能略避风雨，入睡前被褥上必须铺一层油布防潮遮雨。早晨起来，油布的凹陷处总会淌一窝融化的雪水。吃的是粗糙得难以咽下的拌着苦涩萝卜糖的糌粑面，难得吃一次米饭也是半生不熟（当时没有高压锅），连麸面馍馍都算上品了，能吃上蔬菜禽肉是一种奢侈。
住地山坡下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海子（高原湖泊），悠闲漫游的鱼儿们在阳光下泛着银光，这些就是我们藏族同胞奉为神明的八宝之一。尽管物质极度匮乏，但谁也不敢冒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捕捉这些唾手可得的美味。
7月1日，为了向党的生日献礼，工区主任安排工人们多打炮眼、多爆破，我们几个女同志外加局研究所（成矿所的前身）的两位技术人员在住地给炸药装雷管，并负责将装好雷管的炸药运上工区。尽管住地到工区的直线距离不过百把米，但在这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上，即使不负重，走起路来也会双腿发沉，上气不接下气，更何况将装好雷管的炸药运上工区，这一路走走歇歇，至少要半小时，其艰辛不言而喻。
当最后一批炸药被陆续安放在炮眼后，工区主任便催促我们赶快下坡回住地。就在我们回到住地十余分钟后，大约傍晚六七点，突然一阵巨响将我手中的饭碗震落在饭桌上，我们冲出屋外，沉寂一两分钟后，阵阵黄烟从坡上漫起，紧接着哭喊声从坡上传来。不一会儿，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工人从工区奔下来，只见他额角的头发被烧焦变黄、脸颊上布满了灼伤的斑点和小坑，他半天没说出话来，几分钟后才语不成句地说：“他们……他们……倒了……倒了……”
原来我们离开工区后，高原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毫无预兆的“地滚雷”袭击了工区，刚装完炸药的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撤离，40余发炸药就被“地滚雷”引爆了，当场炸死三人，重伤六人，轻伤十余人。人们向坡上跑去，伤员被陆续运下，一路所见惨不忍睹。随着夜幕降临，为防止这一带游散的土匪闻风偷袭，整个驻地都不敢点马灯，外出也不敢打电筒。六名重伤员急需向外转移抢救，矿区连夜派人徒步摸黑奔去塔公报信求救，气氛十分紧张。这就是当年震惊四川地质局的“甲基卡雷击”事件。
记得一名重伤员的脚板心炸了一个洞，鲜血不断往外涌，矿区既无医生，也无任何医疗条件，雷击事件当晚只好由几名女同志轮流用双手卡住他的脚踝止血，伤员痛得哭天抢地喊爹叫娘。第二天，他便同其他重伤员一道由请来的藏族同胞送往外地进行抢救，死去的三名工人的遗体也从工区运下来，暂时停放在紧邻女生宿舍的木板房侧面。夜间值班时由我们几个女同志负责上半夜，共产党员张开智身背长枪走在最前面，我们跟随其后，围着木板房转圈，每一圈都要经过那三具遗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惊恐万分，但几圈下来也就麻木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那几晚是怎么度过的。后来三名遇难工人的遗体就地掩埋，永远长眠于美丽的塔公草原。他们姓啥名谁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两人是叔侄关系。
几天后，甘孜队的书记贾志斌（1961年调任第二区测队党委书记）带领工作组抵达甲基卡进行调查并处理后事，不日我被召回康定。
七八月间区测分队结束了野外地质工作，我和伍崇琳跟随他们一起到成都地院，着手进行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的工作。直到那时，我才与建队初期出野外工作的最早一批地质人员见了面，记得他们分别是吴世良、程上恩、盛朝华、葛稀、林元灿等人，整个分队不足20人。
我们曾年青
20世纪60年代初，一部描写地质工作者的话剧《年青的一代》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剧中勘探队员萧继业和林育生同是地质学院毕业生，出身于革命家庭，却走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通过他们在对待生活、友谊、爱情和事业诸方面的不同态度，引发出该怎样去教育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的主题。
1963年末，为配合革命传统教育，工会组织排演该剧，演员由地质技术人员、岩矿重砂鉴定人员和化学分析人员担任，关建哲任导演兼普通话指导，付光忠饰林育生，方延年饰萧继业，姚武员饰林父，俞瑞葵饰林母，钱建瑜饰夏倩如，詹行礼饰萧奶奶，金治中饰小李子，彭崇光和李怀成饰夏倩如的同学，我饰林岚，朱时昔任舞台美术兼效果。
由于演员全部都是南方人，操着各种带乡音的普通话，我们常常为台词发音不准确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烦恼不已。俞瑞葵操着江西口音，总说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导演老关不厌其烦地反复示范、纠正。演员们怀着极大热情，克服语言关和表演关，夜以继日地排练，不到一周时间就排练完毕。
为增强演出的舞台效果，我们在演员化妆和服装，舞台布景和效果各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饰演萧奶奶的詹行礼当年27岁，我们用面粉扑在她头上让黑发变白，又在她额上画上几道皱纹，当她用低沉的嗓音述说革命家史时，一位六七十岁饱经风霜的老奶奶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舞台美术负责人的朱时昔还绘制了作背景用的上海外滩高楼林立的大型景片，同时根据剧情需要研制闪电、雷鸣和暴雨倾盆的影像和声响效果，为整台话剧增色不少。
彩排时队领导亲自参加审查，顺利通过后即在大队部演出，后又开赴二分队驻地广元县朝天区和一分队驻地南江县大礼堂公演，当年我们的演出在边远的小山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4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年青的一代”多数已经两鬓飞霜，不用往头上扑面粉、额上画皱纹就能胜任萧奶奶了！
1965年初冬，原西南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罗迭任队长的“四清”工作队驻罗江大队部，运动期间成立了“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乌兰牧骑”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原来是指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小分队。“乌兰牧骑”的队员个个一专多能，吹、拉、弹、唱、舞无所不会。我所在的“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由李文涛任队长，演员有我、郭西嬿、李达云、徐泉清、胡子林、俞瑞葵、郝、付光忠和金治忠，代百超、何天华负责剧务和后勤，“四清”工作队队员卢惠也参加演出。
我们的演出节目多为原创自编，内容多取材于本队真人真事，形式以说唱为主，其次是器乐合奏和独奏，舞蹈节目仅一两个。全体演员均着工作服，女同志只在工作服内加穿一件红毛衣，革命化程度相当高。“四清”快结束时，我们由工会的冯主席带队到局汇报演出，反映第二区测队的精神风貌，省委书记杨超和局领导观看了这次演出。
演出的节目中，李文涛、徐泉清和郝的小提琴三重奏，郭西嬿的诗歌朗诵《勘探队员之歌》，忆苦思甜表演和舞蹈《女民兵》令我记忆深刻。演出结束后，李凤午局长到后台接见全体演员，并安排录音师录制部分说唱节目存档。多年后碰到一位朋友，闲谈中提到当年的演出，问我还弹木琴吗，我一怔，茫然中唤起了快要忘却的记忆。当时的器乐合奏是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笛子、二胡加小提琴，不知谁在工会发现一架从未用过的木琴，惊喜中决定在器乐合奏中派上用场，可是没有人会弹，队长李文涛想来想去决定叫我弹。那时我年轻胆大，欣然接受使命，凭着一点键盘乐器的基础，跟着乐队弹奏曲调简单的诸如《我是一个兵》等曲目，并在结尾前的两小节从低音到高音划出一串清脆的木琴声。但为了避免让行家看出破绽，演出中木琴的位置都摆放在不起眼的后排，而我则实实在在地当了回南郭先生。
深山探宝
1970年至1972年期间。我担任一分队1：20万茂汶幅重砂矿物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圈出了多处稀土、稀有矿重砂异常。1972年5至6月，由郭建锁担任组长，地质技术员孙朝相，物探技术员余兴活、工人李成文、刘明太和小侯组成矿产组，任务是解剖理县薛城孟通沟一带稀土和稀有矿物异常，重砂组派我参加配合。
第一个点是铌钽矿物异常，该矿物在室内鉴定时已确定为含铀的铌钽矿物，标本送局中心实验室X―荧光光谱测定后确定为铌钽矿物——黑稀金矿。该异常点位于孟通沟沟尾的支沟长沟，海拔3000多米，人迹罕至，地形和气候条件恶劣。从薛城沟口出发，小组粮油和生活用品由藏族民工搬运，个人的行装由自己负责背运。我的装备中还外加了一台双目显微镜，好在当时野外装备已极大改善，个人行装就尽量精减，鸭绒被加狗皮褥子十余斤。
在高原上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后到达异常点，随即“安营扎寨”，这营寨其实就是一顶有顶无壁，只能遮雨雪，不能挡风寒，四周通风的简易帐篷，“弹簧床”则由砍下的树干铺成。我和男同志间由米口袋和装物探仪的木箱隔开，外挂一张油布便成单间。夜间为防野兽袭击，帐篷外燃起熊熊篝火，两位藏族民工裹着家织毛毯，围着篝火席地而睡。
一切就绪后次日便展开工作，首先沿沟加密重砂取样当日鉴定出成果。在这荒山野地难觅一处能摆放双目显微镜的平地，只能将显微镜摆放在标本箱上，下面用石头支撑着调整平衡。看显微镜的姿态或半蹲、或半跪、或席地而坐，所用显微镜是即将淘汰的“江南牌”，再经路途颠簸，两个镜筒焦距不等，视阈中心不重合，镜下视物模糊不清，我只能调整自己的双眼来应付，整日在头昏目眩的“斗鸡眼”状态下鉴定样品。
经过全组同志的努力，几天后我们就追到了原生露头——“γ2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肉眼可见黑稀金矿不均匀地分布其中，矿物周围呈现红色晕圈，放射性强度达60－70伽马，富集部位更高达100－130伽马。随即我们通过地质观察、放射性测量等综合手段，对该矿化地段进行了评价。紧接着西南地质研究所的一组人员又来该地进行了较详细的工作，称该含黑稀金矿花岗岩脉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见《地球化学》1976年04期）。
结束黑稀金矿矿化点工作后，我们又转入另一支沟进行独居石、铀钍矿重砂异常解剖，运用同样的手段，我们很快就追到了原生露头。就在该点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却因为多吃了野生木耳导致急性腹泻、腹痛，服用了急救箱里的药品，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也不见好转。代组长孙朝相同李成文和藏族民工老陈，连夜冒着暴雨，沿着崎岖的山路奔往沟口的林场求救。他们走后，带路民工王大爷硬叫我从鸭绒睡袋中爬出来，叫我打盘脚坐在火塘边，他抓起一把米放在嘴里围着我又唱又跳。唱跳几圈后，突然将口中已嚼碎的米粒连带口水喷向我全身，刘明太和小侯看见他突然的举动直笑得前俯后仰，病痛中的我也忍不住叫出了“王大爷，你做啥子。”王大爷表情严肃地向我们示意不准笑，口中还念念有词地继续表演。表演结束后，他才说这一带闹鬼，过去有挖药的老乡死在这里，我是被鬼缠住了，他在念咒驱鬼……孙朝相一行往返八九小时后于次日凌晨请来林场的赤脚医生为我急救，经扎针、服药、注射葡萄糖后，我又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逐渐好起来。当然王大爷认为是鬼被他赶走了，我才得以好转。王大爷做的这一切，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他确实从内心牵挂着一名地质队员的安危。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却记忆犹新，同志间无私的关爱和友情令我终生难忘。“5·12”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便是李成文的老家——青川，听说他和家人均没有什么大碍，我牵挂的心得以宽慰。
从事地质工作并非我的初衷，当年受父亲右派身份的影响，被剥夺了正常升学的权利，别无选择地进入了地质系统，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想起自己曾经的岁月，或是艰辛，或是澎湃，或是美丽，或是温暖，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第二区测队的15年，工作条件的艰苦，物资生活的匮乏，文体活动的丰富多彩，同志间的互助友爱，点点滴滴汇聚成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伴我终生。
2008年12月于美国新泽西州
甲基卡惊雷
王光勇
谨以此文献给为地勘事业牺牲和尚健在的战友们！1960年7月初，我们重庆地质学校二年级的一些同学和原成都地质学院的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原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甲基卡矿区进行教学实习，主要从事稀散元素锂、铍的找矿评价工作。我们区调人曾经经历和见证了骇人听闻的“甲基卡雷击事件”。
甲基卡矿区位于康定县塔公乡以西，甲基卡海子旁的山上，距乡上20多千米，海拔约4000米，当初交通极为不便，仅有马帮小道相通，一切生产、生活物资全赖马匹和牦牛运输。加之当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物资十分匮乏。住的是阴冷潮湿的帐篷和木板房，吃的是连麸面馒头、糌粑、干菜和“夹生饭”。新鲜蔬菜和副食品非常缺乏。由于高原缺氧，干风肆虐，环境十分艰苦。导致我们出现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嘴唇及脚手皮肤开裂。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充满工作热情，愉快地投入工作，为完成国家下达的稀有元素普查评价工作任务，抗严寒，战风雪，顽强地工作着。
矿区出露岩层为三叠系十字石片岩和红柱石片岩。含矿伟晶岩脉（约占1/3）和非含矿伟晶岩脉大概有百余条之多。星罗棋布地分布于甲基卡海子附近的山包和山脊上。其中含矿高，规模最大的104号矿脉，长约600余米，厚约30余米，突出地表，沿山脊走向延伸分布。
雷击就发生在该矿脉的施工地段。施工主要在含矿伟晶的岩脉中进行。为了便于刻槽取样，其工作手段是探槽和浅井，采用人工打眼，电雷管引发炸药爆破，这是防护措施极差的粉尘作业，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7月的一天下午约五点左右，灾祸从天而降。当工人们打好了炮眼，装好了炸药，准备放炮后收工下山时，陡然天色突变，乌云集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雷击声、炮响声在矿脉上空频发。大约过了十余分钟，施工人员余发贵（现为川西北地质队退休职工），抱着剩余炸药包，跌跌撞撞地下山向矿区领导报告说：“不得了啊，山上雷打死人了。”
听此噩耗，矿区所有人都惊呆了。待回过神时，矿区领导立即组织矿区职工到达事发地，见此场景目不忍睹，众人皆伤感落泪。据当时初步查验，当场被雷电击死的三人，全都身体蜷曲，皮肤、头发烧焦，面目全非，七窍流血而亡。据目击者说，尤其是躲在岩窝深处的人，因雷电冲击波难以扩散，震波强度高，以致死亡和重伤。在岩窝口附近躲炮的人，被抛出岩窝数米外，衣破皮伤，呻吟不止。有的炸瞎了眼睛，有的炸断了脚趾，留下终生残疾。
事后清查炮眼遭雷击后引爆的情况，发现事发前装48炮，雷击引爆44炮，只有四炮是哑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