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编者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
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
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再来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
1966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他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
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
行文至此，我们小结一下。
从王力和戚本禹的说法中，可以看到，关于田家英之死，他们二人所说的情节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异，无关宏旨。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胡乔木说的符合事实，还是王力、戚本禹说的符合事实？当然，我说的符合事实，是说基本上符合事实，谁也不能肯定人们事后的回忆完全准确。事实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叙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记忆不够准确”（2011年9月6日王凡给我的信）。我相信，通过本文提供的材料，关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做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从王力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说，在田家英之死问题上胡乔木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书的时间，实际王力所写时间应该更早）王力就指出了这件事情，而现在出版的书谈到这个问题时，根本不顾王力的指正，对此不置一词（就是批驳也好嘛），径直照抄胡乔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说法，这不应是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为。
在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问题时，本来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员或随员，胡乔木却说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距岂能以道里计？
他为什么自杀
上面所讲主要是田家英自杀的过程和情况，至于为什么自杀，谈的似乎还非常表面，没有触及实质。胡乔木说田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这是一句空洞的话头；我们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谈话，只是说中央认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他停职检讨，并没有什么“诬陷”和“侮辱”的语言。所以田家英究竟为什么自杀，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锐老人，因他耳聋，我大着嗓子问他：“李老，请问您：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李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没说什么。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田家英自杀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我觉得戚本禹说的和李锐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自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父亲最后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的热爱，觉得主席最后把他否定了。我认为这是他结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成敌人了。
文史学者王凡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田家英的死因，说：“我觉得是多重的，当然毛泽东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阵营，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他清楚这个‘宣布’的结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说法同，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说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书中说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对，或许是笔误——笔者注）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
在这次和戚本禹见面时，他还说了一个情况：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中间休息时，总理跟我说，主席意见，要你接替田家英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恳地跟总理说，我事情挺多，忙不过来，再说我的能力，怕胜任不了。总理亲切和蔼地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至于工作会有人帮助你的。
戚本禹说：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听到这些话，不禁想到笔者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
若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