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启乃至后面的崇祯年间，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政府总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因此经常有人弹劾总兵马世龙冒饷。天启五年（公元1625）六月，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还上奏指责孙承宗劳师糜饷：“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
长期的舆论压力，便是耀州战役的发起背景。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颇重，但彼耀州在陕西，此耀州属辽东，而且并非行政区划上的“州”，只是个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故址大约在今天的辽宁大石桥市，位于三岔河东岸，是后金的前哨。此前马世龙得到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四王子”驻扎于此，兵不满三百。若明军出击，城内难民可为内应。这份情报真假莫辨，但被马世龙当做了挽回荣誉的稻草。
然而大战之前，明军却屡屡哗变闹饷，成群结队，殴打队将，甚至一度包围袁崇焕的府衙。士兵的马料银子确实有几分短缺，但所谓拖欠工资三个月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如此，他们为何如此反应过激呢？闹饷是虚，避战是实。当时的明军，人心士气就是如此低落。
孙承宗和马世龙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孙承宗的司令部应该在山海关，但他却拖着病体前往右屯，显示对这场战事极度重视。
马世龙不知道跟民国末年著名的“西北五马”有无关系，但他世袭武职，确实是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回族。在明军中算是比较能打的将军。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他命令副总兵鲁之甲和参将李承先率军东渡，攻打耀州；觉华岛游击金冠派水师接应。然而事不凑巧，因为风向气候等原因，海军没能在指定时间到达，鲁、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渔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结果来来回回拖了整整四昼夜，完全失去战术突然性，后金军队早已张网以待；等明军一过河，他们摸黑发起突袭，抢占了先手。
此役明军计划出动四个营七千人，内有车炮一营、铁骑一营，水师二营。尽管水师没能按期到达，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马，但兵力依然占优。只是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再是军队，只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明军前锋遭遇突袭，稍触即溃，后续人马也望风而逃，最终两员主将阵亡，战损士兵四百名、铁甲七百副、战马六百匹。这就是所谓的“柳河之败”。因为这个原因，孙承宗和马世龙先后离开了辽东。已经升任宁前道的袁崇焕，顶头上司换成了高第。
血战宁远
自广宁惨败以来，大凌河、三岔河一线成为明朝与后金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区。仓促进行的耀州战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静。天启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对耀州战役的报复，努尔哈赤再度统兵西渡辽河。
高第是头一年十月接任的辽东经略。对于孙承宗、袁崇焕的大纵深推进战略，高第内心并不赞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议：以宁远为防御节点，冬季辽河结冰，后金骑兵畅通无阻，遇到攻击便会合兵退保宁远。
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将士们的一致赞同。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袁崇焕，强烈反对：“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当然也不会同意。要知道这三个地方都是他一再建议，孙承宗才同意恢复的。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怎能轻易放弃？因此他也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袁崇焕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
努尔哈赤大军号称三十万，当然是虚数，三分之一都未必有。而明军前线兵力呢？“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数量弱，质量更弱。右屯守将周守廉无心作战，率众而逃。“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逃跑是后金方面的说法。袁崇焕自称是“先行撤入”。宁前道就是宁前的总指挥，锦州、松山等地，都该受他节制。他后来奏报，事先下过撤军命令。逃跑也好，撤退也罢，反正城池已经落入敌手，连带军粮。金启倧身为通判，主要职责是“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掌管军粮是他的分内职责。他不同意撤三城，右屯的三十万石军粮也就没有处理。如今强敌来犯，既无力带走，又来不及焚烧，白白让努尔哈赤拣了个钱包。
面对作战地图，袁崇焕想必面色冷峻。他脚下的宁远，如今已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城，旁边只有孤零零的觉华岛，尚未插上敌军的旗帜。当此情形，胆寒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岂是袁崇焕的脾气。单骑阅塞、夜穿山岭，于他绝非一时冲动。他率领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聚集将士，整顿部伍，立誓死守：命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以及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作为外援，同时通知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麟，一旦发现宁远溃兵，不必多说，杀无赦斩立决。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大军抵达宁远。别处全都望风而逃，唯独宁远敢战，努尔哈赤可不信这个邪。他虚张声势，威胁袁崇焕投降，但袁崇焕的回答掷地有声：“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
努尔哈赤随即挥师攻城。此时他们的骑兵优势已成劣势，因为没有一匹马能跳上城头。袁崇焕早有准备，指挥士兵，以火炮弓箭猛烈还击，战况空前激烈。“闽卒”罗立点燃西洋大炮，不断轰击敌军。火炮频发，炮管温度太高，发生自燃，金启倧壮烈捐躯。通判的级别不高，但在当时的宁远城，也算是高级将领。火炮自燃爆炸，通判当场阵亡，可见当时的战况之激烈。
努尔哈赤连攻两天，终究未能如愿。他想挖袁崇焕的墙脚，但天寒地冻，城坚不堕；无奈之下，只得分兵进攻觉华岛。为防止宁远守军出援，他们连扎七营，隔断彼此联系。岛上兵力薄弱，虽然已经凿开冰层，以沟为壕，但“新雪频飞，冻口复合”，再度变成坦途。士兵们卧雪刨冰，手指都冻掉了，到底也没能战胜气候。后金骑兵风卷残云，驰上岛屿，岛上七千守军几乎全部阵亡，七千多商民也被杀死。八万多石军粮，两千多条战船，全部被烧毁。主将金冠死后，又被开棺割尸。
明朝的统计数据，宁远城下毙敌一万七千，接近《明史》的记载。但《满文老档》中的后金伤亡记录，却只有五百多人：“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袁崇焕最初上报的战果，也只有“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一万七也好，五百也好，总体而言，明军丢粮失岛，当初坚持的三城也全部沦陷，损失惨重。如果锦右和觉华岛水师能按照高第的命令，预先合并到宁远，或可避免。不过损失再大，也无法抹杀宁远之役的意义。袁崇焕独守孤城，岿然不动，终究是个极其宝贵的亮点。就像普通人跟泰森斗拳，打满所有回合而没有倒下。努尔哈赤也不得不承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因为这个原因，战后高第和杨麟承担了总体失败的责任，以增援不力而双双落职，袁崇焕则因为独守孤城的战功，升任宁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
丁卯之役
宁远大战八个月后，努尔哈赤病死。朝鲜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之死，源于宁远之战受了炮伤。此说只是孤证，缺乏铁证，是后人一点点地滚大的雪球。当时的袁崇焕，不但不知道曾经炮伤努尔哈赤，甚至连他八个月后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当然，是否炮伤努尔哈赤，都不影响坚守宁远的意义。
孙承宗想要历练培养袁崇焕，如果从习惯官场潜规则的角度讲，袁崇焕差不多已经历练成熟。因为天启七年，也就是宁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的事情：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
此举当然是迫不得已。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左副都御使杨涟上表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君子与小人斗，结果从来都一样，毫无悬念。东林党人全面垮台，首辅叶向高去职。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将东林党人编成《同志诸录》，非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方便魏忠贤随时出手。从那以后，阉党气焰日益嚣张，全国各地纷纷上书，要求给魏忠贤建立生祠。
为了办成事，有时需要付出点代价。这是官场的游戏规则。袁崇焕承认这个规则的存在，但孙承宗不。他始终没有随声附和。这一点，也预示着两人最终的不同结局。
无论如何，袁崇焕不像岳飞的刚直不阿，也不是杨涟、左光斗那样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声虽然好听，身处官场却往往不能成事。他们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焕的志向，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临头，他也只能弯弯腰。可以肯定，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不需要深思熟虑。那绝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韧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这是杨度为孙中山先生写的挽联。“只坚韧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焕身上。他建议修复的锦右一带再度沦陷，已经升任巡抚、要承担更大职责的他，岂能心甘。不行，还是要恢复。
为争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焕向皇太极伸出了橄榄枝。得到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吊唁为名，前往观察虚实，试探反应。
这个想法恰好与皇太极不谋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办点事：袁崇焕要加强前线，皇太极想巩固后方。后金背后不但有臣服于大明的朝鲜，还有明军将领毛文龙；总有后顾之忧，那当然不好玩儿。
毛文龙本是前广宁巡抚王化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潜入敌后，没想到还真弄成了气候，在镇江堡一战成名。镇江堡位于鸭绿江西岸，又叫九连城。此地位于中朝边境，是控制鸭绿江的重要节点。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中，将军宋庆和伊克唐阿指挥的清军，就跟日军在此爆发激战，最终不敌，城池失陷，日军随即从朝鲜侵入东北。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防御空虚，便率两百二十余人前往突袭，活捉后金的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论说这场战事的规模不大，但时间凑巧，正好在明军连吃败仗的当口，因此被视为大捷。从那以后，全辽震动，“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毛文龙最终升任总兵，在东江开镇，挂平辽将军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剑。袁崇焕血战宁远期间，毛文龙也曾出师永宁，以为策应。
如芒在背的感觉必须结束。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一边遣使求和，一边派阿敏带领三万人攻打朝鲜。等接到朝鲜和毛文龙的告急文书，朝廷才弄明白皇太极所谓和谈的真正目的，赶紧下令袁崇焕出兵策应。
但袁崇焕却拒不执行。
不是袁崇焕见危不救，也不是他否认朝鲜与毛文龙的战略价值，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后金那里“无虚可捣”，而且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等力量，也是不安定因素，因此不肯分兵冒险。他的着眼点依然在锦右一带。后来迫于朝廷压力，他先派水师声援，又派赵率教、朱梅等人带兵九千前往三岔河，以为牵制，但为时已晚：朝鲜抵挡不住，很快就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彼此结成“兄弟之国”；毛文龙遭遇前后夹击，只得退入皮岛。
为了策应朝鲜的行动，皇太极刻意拖延时间，阿敏大军从朝鲜回师前后，才放袁崇焕的使者回来，让对方无法及时反应。这是当年四月的事情。
宁锦大捷
袁崇焕与皇太极彼此心照不宣，在和谈的幌子下，都达到了各自的一半目的：袁崇焕修好了锦州，但大小凌河尚未竣工；皇太极只征服了朝鲜，毛文龙则毫发无损。
各自达到目的，难免图穷匕见。当年五月初六，皇太极撕破脸皮，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缺乏和谈诚意为借口，亲率主力西出沈阳，进攻宁锦。十一日，大军开到锦州，距城一里扎营。此时太监纪用监军，总兵赵率教驻守锦州，负责筑城。朝廷已派尤世禄前来替代，并派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守大凌河，但尤世禄还没到位，左辅也没赶到大凌河，敌军已经开来。左辅随即撤入锦州，赵率教则派人出城，借口和谈拖延时间。这样的和谈当然不可能有结果。只是后金连攻数日死伤惨重，依旧被坚城大炮所拒。
面对赵率教雪片般的告急文书，以及朝廷催促出兵解围的命令，袁崇焕丝毫不为之所动。是畏敌避战吗？当然不是。敢于单骑阅塞、夜穿山岭的人，怎会缺乏胆量。确切地说，袁崇焕的问题不仅不是胆量小，恰恰相反，就在于胆量太大。否则后来何至于此。
众所周知，后金骑兵纵横无敌，明军大炮威力巨大。离开坚固的宁远与皇太极野战，毫无疑问是以己之短，搏敌之长。果真如此，王化贞广宁惨败的悲剧，很可能再度上演。所谓上兵伐谋。既然后金军队擅长围点打援，那么不去凑这个热闹，就是最佳选择。
从宁远到锦州，要经过松山、塔山、杏山等多个城堡，基本相当于一个串联电路：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都会断路。
袁崇焕于是上疏朝廷，认为实力还不足与敌军决战：“责之赴战力所未能，且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后来受到的压力太大，他便以进为退，提醒朝廷不能拿出所有的家当跟敌军赌博：
“臣意责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而任其自择。关外精锐已绊于锦，今只可五千合之宁城三万五千人，人人精而器器实，满、孙二帅直则为前后，横则为左右；总兵尤世禄为前锋，臣自行劲后……决一死战以达锦州，又合锦之兵马奋击，令夷匹马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以殉敌，则敌无不克。”
拼光宁远的三万五千人，不惜殉敌，别说朝廷，就是总督阎明泰也不能答应。他认为：“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这个建议得到首肯，诏令“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
根据这个精神，袁崇焕命令满桂和祖大寿带领四千精骑前往增援，自己并未出动。而满、祖二将推进到笊篱山一线，便被后金军队阻截，只得退回塔山。不亲自增援，并不意味着置锦州于不顾。袁崇焕致信赵率教，声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巧”得很，使者被后金俘获。皇太极一见，立即收缩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援军。就这样，拖到二十六日，后金已在锦州城下耗费十五天时间。时值酷暑，人马疲惫，士气低落。皇太极无奈，只得兵分两路：一部在锦州城外凿壕沟三道，以为包围；皇太极亲率人马，前去宁远碰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