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新的阴云重新笼罩在天空，人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烈。
邓小平沉默不语，每天黄昏日落之前，他总是散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抽烟，有时低头不语，他想不思考，但无法做到。
借天安门事件将邓小平彻底打倒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折磨和痛苦，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2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传单。传单中说：
“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
“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全国人民的愤怒就像一只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
而引爆的导火索，就是“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制造的一起反周恩来事件。
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题写的4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转载，独有《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至第四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一看就火了，纷纷责问《文汇报》居心何在？可是事过20天，《文汇报》不但没有反省的意思，反而火上浇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了一篇《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意攻击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与邓小平。
恶箭一出，立即遭到全国、全军各式各样的抗议，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和信件，连珠炮式地射向《文汇报》。于是，在清明节到来之前，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活动兴起了！
先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江苏省。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运动。
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当晚，师生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员工的帮助下，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广大旅客的护卫下，车厢上的大标语展现在成都、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面前。
3月30日，“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花圈、小字报铺天盖地，一场大风暴席卷而来，迅速传遍全国。
“四人帮”很紧张。他们在钓鱼台的指挥部通宵达旦，调兵遣将，企图堵住这股洪流。北京市公安部门指示天安门派出所将所送花圈的单位、人数汇总上报：派出便衣，跟踪人群，观察记录。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他们关闭了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祭奠用的纸张。3月30日，王洪文给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报界心腹打招呼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群众抗议运动越压越烈。南京中山东路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人们在制作悼念周恩来、杨开慧烈士的花圈。北京市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群越来越多。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成了花圈、花篮、标语、词语的海洋。人们在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鞭笞“四人帮”。进入4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热烈的程度。
4月4日，是清明节，又是星期日。首都人民的悼念和抗议活动达到最高潮。这一天，天色灰暗，气候乍暖还寒，人们低着头，默默地前进。沉默终于爆发，首都群众和连日来从各地涌来北京的百万大军，汇成愤怒的烈火，把矛头对准了“四人帮”。
但江青一伙及其死硬派并不服输。他们要用手中拥有的权力进行镇压。江青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质问道：“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四人帮”不但继续指使公安部的党羽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车号，揭撕诗词，跟踪群众，还派人到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到了4月4日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国务院代总理兼公安部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情况，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根据“四人帮”提供的材料，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明显的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正当会议讨论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姚文元得知天安门广场上发现一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点了江青的名。他马上告诉江青。江青顿时大吵大闹，压别人表态，说什么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转走，要抓那些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没有让邓小平和叶剑英参加。
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4月1日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了个“同意”。接着，又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全文以邓小平的上台作为“祸根”，并引申为“直接攻击中央，攻击主席”，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
4月5日凌晨1时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200辆大卡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截至凌晨5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20余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有些人当场被捕。白天，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更大的冲突。张春桥、王洪文和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下午2时，政治局大部分委员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紧急会议。大家到江西厅隔窗观看了广场上的情况，邓小平也被召来了。他来到窗前，看到广场上群情激愤的场景，心中波澜起伏。他紧锁双眉，神情严肃地走到一张沙发前坐下来。张春桥站起身来到邓小平面前，指着窗外沸腾的广场怒气冲冲地喊道：
“你看清了吧！你满意了吧！你还能说这不是反革命暴乱吗？”
邓小平冷峻的目光扫了一眼张春桥阴沉沉的脸，没有说话。张春桥更加暴怒，指着邓小平的鼻子骂道：“反革命如此猖狂，就是你支持的！这场暴乱完全是你一手制造的，你就是后台，你就是中国的纳吉！”
晚6时半，广播了吴德的讲话，宣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广播讲话，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群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增越多。到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群众减少。突然间，广场上照明灯全熄，一瞬间又全部打开。“四人帮”早已组织好的民兵和警察，外加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残酷镇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四五”的运动。
4月7日凌晨，毛泽东唤来了毛远新，宣布了他的两项重大“提议”：一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并据此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两项被政治局通过后，又传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至此，邓小平被彻底排除在中央领导者之外，除了一个党员的头衔外，就是自家院里那么大块活动空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