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新社区帮助农民就近城镇化
有调研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只有1／3的农民愿意转为城市户口，2／3的农民还在观望。他们在观望什么呢？通过在一些地方的调查，我发现农业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有三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就业问题没解决。要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实现有收入的就业，还需要突破农村土地从征用补偿向可流转交易转变。
第二个困难就是公共服务一定要到位，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直到更高一点的学校，还有医院、卫生所，再加上其他的设施。但目前好多地方因财政困难都解决不了。
第三个困难，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我到一些地方的新居民楼去考察，住户反映： “好是好，就是天天爬楼，也没电梯，我年纪大了腿走不动了。”“不能养鸡，我家的小孩天天要吃鸡蛋，鸡都没有。”还有，过去在农村，邻居相互串门很容易，现在一家一户，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但他们埋怨的也只是生活习惯问题，生活质量好转，迁移还是受欢迎的。
这些困难解决不了，此时强行让他们远离农村进入城市，不见得有成效。“就近城镇化”就是要逐步解决这些困难，走一条新农村—新社区—新城镇的道路，先把农村的村民变成社区居民后，再进行城镇化改造。
二、建设农村新社区，有效避免大城市病
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80%～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将意味着13亿人口中至少有9亿～10亿人要进城，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所以说，传统城市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并且想避免，但这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
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具体应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其二是建设工业新区，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现在还都是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不仅吸引了农民前来，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走。
城镇化不仅是个单纯盖楼的问题，它要园林化，要走循环经济道路，要公共服务到位，还有社会保障一体化。这样的话，农村新社区渐渐就成立了社区组织，村的机构就不要了，叫新社区。新社区一开始也可能叫农民新社区，但最后“农民”两个字要取消的，因为城乡社会保障都一体化了，户籍制度将来由二元的变成一元的了，所以叫新社区就行了。这样，中国的城市就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居民可以务农务林，也可以从事养殖。不要用职业划分，只要把身份取消，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行了。
三、农村新社区推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还不能立即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在这个阶段，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老城区和新城区都有常住的农村人口，农村新社区更不必说了，农民成为新社区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
进入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居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常住于新老城区的农民，迟早会转变为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这是总的趋势，谁也无法改变。至于在农村新社区居住和工作的农民，随着新社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特别是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展，新社区中的农民迟早也会转为城市户口。
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
（原载《政协经济评论》，人民政协报经济研究中心，2013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