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既是总量调控，又是结构性调控，而且更侧重于结构性调控。财政政策大体上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以财政收入政策来说，总量调控是指对财政收入总量的调控、对税收总量的调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须有结构性调控与之配合，例如哪些税收应增，哪些税收应减，哪些税收不变；又如，就纳税人而言，哪些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宜加重，哪些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宜减轻，哪些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宜保持现状，这些都属于财政收入政策的结构性调控。再以财政支出政策来说，控制财政支出总量或增加财政支出总量，都属于总量调控，但总量调节必须落实到具体支出项目，才能使调控具有针对性，才能实现调控目标。什么支出应增，什么支出应减，什么支出不变，这些都是结构性的调控。可以说，财政政策从来都是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并重的。
价格政策。调控总物价水平，以及调控物价水平同比增长百分比，都是价格政策的总量调控，但总量调控目标是通过结构性调控目标的制定而实现的。具体来说，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和消费品价格水平各自适宜于保持在何种水平，这就是目标。生产资料价格中，有必要进行细化，石油、天然气、煤、电、建筑材料、钢材、有色金属等有影响的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应当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调控价格水平的波动。消费品价格中，同样有必要进行细化，粮食、食用油、畜产品、棉花等价格以及某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收费(如交通费用、通讯费用、医药费用、教育费用、房价和房租等)，也都属于价格政策结构性调控的对象。所以价格政策同样需要兼用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在实际工作中，价格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正是这么做的。
收入政策。对居民收入水平进行的调控是总量调控，但究竟如何实现调控目标，同样应当通过结构性调控。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有必要把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分开计算，并制定如何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这就是结构性调控。再说，收入总量等于各种生产要素收入之和，而每一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及其所占比重，则是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如何提高劳动收入在收入总量中的比重，是收入政策结构性调控的任务，因此仅有总量调控是不够的。
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价格政策、收入政策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建立在货币流量分析的基础上，向来都偏重于总量调控。不仅如此，货币流量分析作为一种总量分析方法，往往掩盖矛盾，制造假象，使人们对经济形势得出不正确的印象，进而导向错误的判断。
即使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但仍有一个重要情况需要关注，这就是对通货膨胀预期不可忽视。要知道，人们对物价上涨的预测，同对天气的预测是不一样的。如果明天是休假日，人们都希望是个晴天，也都预测会是个晴天。但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即使大家都预测会是晴天，明天该下雨还是下雨，天气不以人们的意愿或人们的预测而改变。而经济的预测并非如此。通货膨胀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来临。这是指：如果社会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预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大家都说通货膨胀快要来了，于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以及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企业，是会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的。如果每户居民多储存一袋粮食，以防粮食价格上涨，结果粮食价格真的会涨上去。如果企业预期钢材价格、煤炭价格会上涨，作为供给方，企业产生惜售心理，暂时减少出售，等待时机再出手，钢材、煤炭的市场供应量就少了；作为需求方，企业愿意多储备一些可能涨价的生产资料，于是钢材、煤炭的价格就涨上去了。可见，通货膨胀预期是会使通货膨胀提前来到的。
货币政策。无论是总量调控还是结构性调控，都贵在掌握时机，当断即断，不要总是议而不决。货币政策议而不决，反而会造成人们预期紊乱，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使经济的走向发生变化。而在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二者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总量调控的变化对人们预期变化的影响更大，更直接，而结构性调控变化的影响多多少少要和缓一些，轻一些，也间接一些。这是货币政策决策部门需要考虑的。
但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在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结合方面是有进展的。已采取的货币政策、结构性调控措施如下：
1针对大量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情况，所采用的调控措施是实行信贷资金用途的追踪调查。凡是信贷资金用途与原定的资金用途不符合，必须限期收回。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处以罚款。这样，既能限制信贷资金流入股市、楼市，进行炒股、炒楼，又能收回贷款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
2关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难以融到资金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以缓解这一问题：
（一）增设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银行，包括地区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银行有大中小之分，企业也有大中小之别，历来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各类银行有自己的主要贷款对象。这样一来，中小银行的贷款对象明确了，中小企业也就容易得到贷款了。
（二 ）增设担保公司和担保基金。担保公司中的民营企业应当同国有担保公司处于平等地位，不应有差别待遇。某些地方政府支持成立担保基金，多方筹集担保基金，便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得到贷款。
（三）扩大抵押品的范围。在当前，有针对性的是容许企业以专利、知识产权和品牌作为抵押，这有利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得到贷款。
（四）地下金融在引导和规范化后容许浮在面上，即由非正式的融资过渡为正式的融资。这对于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帮助是很大的。至于地下金融浮到面上以后究竟采取何种形式，可以由投资人自行选择。
3为了防止产能过剩行业和产能即将过剩的行业继续盲目扩张，银行应当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发放贷款。如果发现企业把已经获得的贷款转移到产能已经过剩和产能即将过剩的生产线上，或打算新建产能已经过剩和产能即将过剩的分厂或车间，银行应收回贷款。这样就可制止企业的违规行为、盲目扩张行为。
除了上述三项有针对性的制止信贷量偏大的结构性调控措施外，中央银行通常采用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利率调整的总量调控政策，如果合理分类，区别对待也是可以结构性处理的。
先谈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幅度是全国统一的，那就是总量调控。这种总量调控可能有“一刀切”的弊端。如果使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幅度因地区而有所差别，那就体现了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兼用和配合。比如说，对中西部地区或中西部某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东部地区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幅度，可以使中西部地区在信贷方面多得到一些照顾，而就全国范围而言则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仍可以收到控制货币流量的作用。
再谈利率政策的运用。差别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的又一种形式。差别利率政策的差别，可以体现于地区的差别、行业的差别、企业规模的差别和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别等方面，从而给经济欠发达地区以适当照顾，有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快发展。对新兴行业、短板行业给予适当照顾，将促进这些行业的成长。企业规模的差别，主要反映于企业分为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中等企业和小企业这样几类(有的专家建议从小企业中再分离出职工人数和资本金更少的微型企业)，从而在利率方面也可以有适当的差别。至于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别，则可以体现出政府对于采用新技术和致力于自主创新的企业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凡在采用新技术，节能减排方面有显著成效的企业在贷款方面可以得到利率的优惠；或者，有重大技术突破，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环保等领域有巨大贡献的企业，也可以得到贷款利率优惠的照顾。
总之，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并用和配合，在控制货币流量和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是可以收到较好效果的。
五、治理通货膨胀时，货币流量分析的局限性
这是一个与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密切相关的问题。下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1为什么流动性偏大和流动性不足有时是并存的，为什么二者有时会迅速转化？据调查，在2008～2009年，浙江、福建、广东一些地方在流动性偏大的同时还存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并且从流动性偏大转向流动性不足异常迅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从流动性偏大变成流动性不足了。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2008年第三季度，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显现的时期。到第二季度末，我们所获得的资料一直是流动性偏大；到第三季度初，听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到第三季度末，几乎普遍听到企业诉苦，说银根太紧了，简直无法融到资金。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当时受打击最大的是出口企业，但出口下降所影响的却是一条条产业链。即使出口产品产业链的最末一端是出口企业，但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则是为出口企业供应原材料、半成品、零配件和为它服务的企业，结果，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受到了影响。产业链处于断裂状态，意味着平时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也断裂了。
于是，“现金为王”的观念很快地扩散到很多企业。企业害怕资金链断裂会带来不利影响，它们就手持现金，不敢轻易出手。超正常的企业现金储备已成为企业应急手段。所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看，现金出笼的数量很大、流动性很大，而实际上真正在市面上流通的现金数量不多，企业普遍惊呼流动性不足。在这种情形下，2008年第二季度所采取的一连串削减流动性、抽紧银根的做法，除了给企业增添更大困难之外，能有什么积极效应？
从这里可以总结的一点经验教训是：要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要迷恋于货币流量分析。
2为什么企业信贷成本总高于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在研究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时，一定要了解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企业信贷成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又一个特点。
名义利率是指中央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也就是在中央银行信贷规模之内企业贷款时所支付的利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而言，名义贷款利率是比较低的，哪家企业能够按名义利率获得贷款，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家企业都是合算的。问题恰恰在于：有多少企业能够得到信贷规模之内按名义利率支付的贷款？
实际利率是指借贷双方通过协商而议定的贷款利率，也就是市场决定的贷款利率。借贷双方议定的以这种利率实现的借贷，不在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之内。因此实际利率往往高出名义利率若干个百分点。由于企业通常感到资金紧张，而信贷规模又有限，所以它们只好接受实际利率。
企业信贷成本是指企业为获得贷款而花费的成本，除了其中包括企业支付的利息(或者是按名义利率支付的利息，或者是按高于名义利率的实际利率支付的利息)以外，还要加上担保公司所收取的费用(如果企业贷款由担保公司担保的话)、质押贷款时质押品所丧失的流动性和由此带来的损失，以及企业为了得到贷款而支付的公关活动支出等等。可见，企业的信贷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名义贷款利率，而且也高于实际贷款利率。
以上所分析的就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在这方面，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信贷规模控制之下，如果信贷规模扩大了，实际利率同名义利率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相应地，企业信贷成本也会降低；反之，如果信贷规模削减了，名义利率可能升高，实际利率和信贷成本也都会随之升高。另一方面，信贷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会影响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或下降，进而对名义利率的调高或调低产生直接影响，结果又会使实际利率和企业信贷成本随之上升或下降。
由此看来，信贷规模控制在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影响着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企业信贷成本的变动，影响着通货膨胀预期，影响着通货膨胀率的升降。然而，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仍在进行之中，信贷规模控制依旧是必要的，目前还不可能听任信贷量自行扩大，但对于信贷规模控制的弊病也应心中有数。特别是运用信贷规模调控手段的过程中，不能只根据流动性的大还是小做出决策，因为流动性大小是参考指标，或决策依据之一，但并不是决策的唯一依据。金融决策部门必须考虑结构问题。在信贷规模控制时，兼用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将会更有成效并减少副作用。这样，名义贷款利率、实际贷款利率和企业信贷成本也就会调整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它们之间的差距即使存在，但仍有可能趋于缩小而不至于扩大。
3为什么货币流量分析难以解释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原因？应当承认，货币流量分析对于弄清楚通货膨胀的成因是有一定帮助的，但那只是对总需求过大引起的通货膨胀原因有所说明。货币流量分析对于成本推进型或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成因难以做出有效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