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想听，那你很可能首先想知道，我父母生我之前都在干些什么，我出生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度过我那倒霉的童年，以及诸如此类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可我得老实告诉你，我无意跟你说这些，首先，这类事情让我腻烦；其次，假如随便谈论我父母的个人私事，他们知道后一定会大发脾气。通常，他们对这类事情最容易生气，特别是我父亲，尽管他们为人挺不错——我并不想说他们的坏话——可他们的确很容易生气。再说了，我又不是告诉你我他妈的整个自传，只不过想说说去年圣诞节前我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后来，我身体整个儿垮了，不得不离家来这儿休养一段时间。
这些事，我都讲给D．B．听了，他是我哥哥，住在好莱坞，和我目前那可怜的住处相距不远。所以，他常来看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打算下个月就回家，到时，他会亲自开车送我。他刚买了辆美洲豹，是英国小轿车，一小时可行驶两百英里左右。他买这辆车花了将近四千块钱。最近，他十分有钱，可过去他没什么钱。以前在家时，他只是个普通作家，出过一本还算不错的短篇小说集《秘密金鱼》，不知你听说过没有。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篇小说就是《秘密金鱼》，讲的是一个小孩如何不愿意让人观看他的金鱼，因为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这故事感人极了，差点要我命。现在，他进好莱坞当了婊子——我最最讨厌电影，最好你连提也别向我提起。
我打算从我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讲起。你也许听说过潘西中学，或者至少见过它的广告，它就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杰斯镇。他们差不多在一千份杂志上刊登广告，广告画面总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骑着马跨越篱笆，好像潘西除了比赛马球就再无事可做似的。其实，学校附近连一匹马的影儿也没有。在这幅跑马图下面，总写着这样一段文字：“自从一八八八年起，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头脑聪明的年轻人。”这完全是骗人鬼话！像别的学校一样，潘西压根儿就没栽培出过什么人材。而且，我在那里也没见到任何优秀的、头脑聪明的人。或许曾经有过那么一两个，但他们很可能在进学校前，就已经是那样的了。
嗯，那天正好星期六，学校要跟萨克逊·霍尔中学比赛橄榄球。因为这是年内最后的一场球赛，潘西要是输了，我估计大家非自杀不可，所以，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将之看成头等大事。
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爬到高高的汤姆逊山顶，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使用过的混帐大炮旁边看球赛。我在这儿能望见整个球场，看得见两队人马的冲杀，虽瞧不清楚看台上的情况，但能听到他们起劲儿的吆喝声。除我之外，差不多全校的人都跑到球场上为球队鼓劲儿，叫喊声震天价响。萨克逊·霍尔因为是客队，带来的人不多，他们的加油声便稀稀拉拉的。
每次橄榄球比赛，总很少能见到女孩子。我们那儿规定，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子看球。你瞧，这学校多阴森可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它。我一直希望我能在山顶上至少偶尔可以见到几个姑娘，哪怕只是看见她们搔胳膊、擤鼻子，甚至吃吃傻笑也行。赛尔玛·绥摩是校长的女儿，她倒是常来看球，可像她那样的女人，实在难以让你引起多大兴趣。其实，她为人挺不错。有一次，我跟她一块儿从埃杰斯镇坐公共汽车出去，当时她坐在我旁边，我们随便聊起天来。她鼻子很大，指甲剥落，像在流血似的，胸前装着两只假奶，直往四面八方挺，让人见了，真觉得她可怜。我倒是挺喜欢她的。我喜欢她的地方，是她从来不瞎吹她父亲有多伟大。也许，她很清楚他是个假模假样的饭桶。
我之所以站在汤姆逊山顶不下去看球，是因为我刚跟击剑队一道从纽约回来。我还是这个击剑队的倒霉领队呢。真了不起！我们一早就出发去纽约跟麦克彭尼中学比赛击剑，只可惜没比成。我们把比赛用的剑、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全他妈一古脑儿忘在地铁上了。这事也不能全怪我。我得不住站起来查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结果，我们就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回到了潘西，远没到吃晚饭的时间。回来的路上，全队人都不理我，在火车上也不跟我说话。说来倒也挺好玩哩。
我不下去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等下还得去跟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他正患流行性感冒，我估计圣诞假期前是见不到他了。他曾写了张条子给我，说希望我回家前见我一次。他知道我这次离开潘西后，就再不会回来了。
我忘了告诉你，我已被他们踢出了校门，过了圣诞后就不能再回去了，因为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他们说我不肯好好用功，警告了我很多次，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老绥摩把我父母请到学校谈过一次后，说我总把那些警告当耳边风，就把我给开除了——他们经常开除学生。
潘西中学在教育界声誉挺高，这倒是事实。
嗯，那是十二月天，天冷得像巫婆奶头，尤其当你是站在那混帐小山顶上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我身上穿了件晴雨两用的风衣，没戴手套。上星期，曾有人溜到我房间偷走了我那件骆驼毛大衣，那大衣袋里还有我那副毛皮里子的手套。潘西多的是贼，不少学生家里都是极有钱的，可学校照样贼多。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就越多。嗯，当时，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尊混帐大炮旁边看球赛，冻得我屁股都快掉了。其实，我并没有专心看球，我流连不去的真正原因，是想跟学校悄悄告别。我的意思是说，过去，我也曾离开过一些学校和地方，但离开时却什么都不知道，而这次却不同。我痛恨这类事，我不在乎离别是悲伤的还是痛快的，只希望心中有数，不然，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还算运气好，刹那间，我想起一件事，意识到自己该他妈滚出这地方了。我突然记起十月间，我怎样跟罗伯特·铁奇纳和保尔·凯姆伯尔一起在办公大楼前扔橄榄球。他们都是挺不错的小伙子，尤其是铁奇纳。那时，天已很黑了，正是吃晚饭前，可我们照样扔着球。天越来越黑，黑得几乎连球也看不见了，我们仍不肯停手。这时，那位教生物的老师，就是柴柏西先生，从教务处的窗口前探出头来，叫我们回宿舍去准备吃晚饭，我们只得停了下来。他妈的，我以前要是运气好，能在紧要关头想起这类事，就可以好好作一番告别了，至少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一想起那事，立刻就转身从山顶的另一边奔下，向老斯宾塞家奔去。他住在安东尼·魏恩路，没住在学校。
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然后不得不停一下喘气。老实告诉你，我的气很短促，因为我抽烟抽得凶极了，这是一个原因——那是说，我以前抽烟抽得极凶，后来他们让我戒掉了。另一个原因，是我去年一年内竟长了六英寸半，因为这缘故，我差点儿得了肺病，要不，也不会现在离家来这儿作他妈的检查治疗。但其实，我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
嗯，我喘过气来后，就奔过第二〇四街。天冷得像地狱，我差点儿摔了一跤。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奔跑，大概是一时高兴。穿过马路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失踪了似的，一时辨不清方向。在那个混帐下午，天气冷得好可怕，又没太阳什么的，每次穿过马路，你都会有一种像是失踪了的感觉。
嘿，我一到老斯宾塞家门口，就用力按门铃。我真的冻坏了，耳朵疼得厉害，手指头几乎不能动弹，真想快点进屋。我按了几下不见人，就大喊起来：“喂，喂，快来人开门啦！”最后，老斯宾塞太太来开了门。他们家不怎么有钱，请不起佣人，每次总是自己出来开门。
斯宾塞太太对我说：“霍尔顿，见到你真高兴！快进来吧。亲爱的，你冻坏了吧？”口气很亲切。
我觉得她喜欢我，乐于见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当即跨进屋，说：“您好，斯宾塞太太？斯宾塞先生好？”
她耳朵有点聋，没听见我问候斯宾塞先生的话，只说：“亲爱的，我来给你脱大衣吧。”跟着，就把我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厅壁橱中。我用手把头发随便往后掠了一下。我头发通常都很短，所以，用不着梳子。我又问：“您好吗，斯宾塞太太？”这次说得大声了些，以便她能听见。
她关上橱门，说：“我挺好，霍尔顿。你好吗？”
我立刻从她口气中听出老斯宾塞已将我被学校开除的事跟她讲了，说：“我挺好。斯宾塞先生好吗？他感冒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噢，霍尔顿，他完全跟好人一样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合适……他就在他自己屋里。亲爱的，进去吧。”
他们都已七十左右，或者已经过了七十，有各自的房间，自得其乐——当然是傻里傻气的那种。我知道这话说起来有点混，可我并非故意要说混话，我的意思只是说，我想猜老斯宾塞是想得太多了，想得太多之后，难免会想，像他这样活着究竟有多大意思？我是说他背已完全驼了，身体姿势很难看。他讲课时，在黑板边掉了粉笔，总要坐在第一排的学生上去给他拾起来。在我看来，这真可怕极了！不过，如果不是想太多，而只是想得恰到好处，就会觉得他的日子还算不是太难过。举例来说，一个星期天，我跟另外几个人在他家喝热巧克力，他给我们看一条破旧的纳瓦霍毯子，那是他和他太太在黄石公园向一个印第安人买的。你应该想象得出老斯宾塞买下那条毯子后的高兴心情。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有些人明明老得快死了，就像老斯宾塞那样，却连买了条毯子也会高兴得要命。
他房门开着，我进去时还是轻轻敲了下门，以示礼貌。我一进屋就见他坐在一把大皮椅上，用我刚说过的那条毯子把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他一听见敲门声，就大声问是谁？抬起头来见是我，就说：
“考尔菲德吗？孩子，进来吧。”除了上课，他平常说话总是大声嚷嚷的，有时候听了，你真会起鸡皮疙瘩。
我一进去，马上就有点儿后悔自己不该来，因为他正看《大西洋月刊》，而房间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我鼻中闻到一股浓浓的维克斯牌鼻药水的味道。这实在很叫人泄气，你知道我一向对生病的人没多大好感。更让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睡袍，大概是出生那天就一直裹在他身上。老实说，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和睡袍。你想，他们那瘦骨嶙峋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让人看了会是什么感觉？还有他们的腿。我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老人的腿，总那么白，没毛。尽管如此，我仍然跟他打招呼，说：“哈罗，先生，我接到您的便条啦。多谢您关心。您真是太费心了！反正我总会来向您道别的。”他曾写了张便条给我，要我在放假之前抽空来他家道别，因为我走了之后，是再也不回来的了。
老斯宾塞说：“孩子，坐在那上面吧。”意思是要我坐在他床上。
我依言坐下了，问：“您感冒好些了吗，先生？”
老斯宾塞说：“我的孩子，要是觉得好些了，我早就出门去请大夫了。”说完这话，马上像个疯子似的吃吃笑起来，脸上神色得意得不得了。最后，他总算恢复了平静，问。“你怎么不去看球呢？我本以为今天有隆重的球赛呢。”
嘿，我坐在床上，觉得他床真比岩石还硬，老大不舒服，说：“今天有球赛，我也看了会儿。只是我刚跟击剑队从纽约回来，没看多久。”
他一下变得严肃起来（我知道他会这样的），说：“那么说来，你要离开我们了，呃？”
“是的，我想是的。先生。”
他老毛病又开始发作起来，一个劲儿地点头。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还有谁比他更会点头的，也没法弄明白他一个劲儿点头究竟是在动脑筋思考呢，还是只是个挺可爱的老家伙，连屁股和胳膊肘都分不清了。
“孩子，我知道绥摩博士跟你好好谈过一阵，他说什么来着？”
“不错，我们是谈过，的确谈过。我在他办公室里呆了约莫两个钟头，我揣摩……”
“他跟你说些什么？”
“哦……呃，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得按规则比赛，说得挺和蔼。
您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蹦起来碰到天花板什么的，只是一个劲儿在那里大谈什么人生是场球赛。”
“孩子，人生的确是场球赛，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来说是球赛。假如你加入到实力雄厚的一边，当然可以说这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要是加入到另一边呢？一点实力也没有，还能赛什么球？既然什么也赛不成，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我心里正这样想着，老斯宾塞又问我：
“绥摩博士已经给你父母写信了吗？”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你自己写信告诉他们没有？”
“没有，先生，我没写信跟他们讲，因为星期三我就要回家，大概晚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想，他们听了这消息会怎么样？”
我摇了摇头，有些吞吞吐吐地说：“呃，大概会觉得烦恼。我想他们一定会的。这已是我第四次转学了。”我经常摇头。“嘿！”我说。
我经常说“嘿”，一方面是因为我掌握的词汇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的确很幼稚。那时，我十六岁，现在十七岁，但有时候我却像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样，说来真可笑！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真有！就在头上的一边，是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那是从小就有的。可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却还像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我父亲。他们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全对。你知道，人们总是固执地认为某些事完全是对的，我压根儿就不理这碴儿。除非，他们说要我老成些，我才会冒起火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的一举一动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老成得多，的确是这样，可他们就是视而不见。他们什么也瞧不见。
老斯宾塞又点起头来了，还开始掏鼻子。他装作只是捏捏鼻子，其实早将那根大拇指伸进去了。他大概认为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里。我倒不怎么在乎，只是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掏鼻子，总不免觉得有点恶心。
他接着说：“几星期前，你爸妈跟绥摩博士谈话时，我也有幸见到他们。他们都是再好不过的人了。”
“再好不过！”我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词儿，每次听到，心里就直作呕，完全是假模假样。
突然，老斯宾塞坐直身子，稍稍转过身来，好像有什么十分绝妙、尖锐——尖锐得像针一样——的话要跟我说，可却只是一场虚惊。他仅仅是将放在膝上的那本《大西洋月刊》拿起来，扔到床上，但差了那么两英寸，没扔到。我站起来，从地上拾起杂志，把它搁在床上。
这一霎那，我意识到他马上就要对我进行可怕的训话了，想离开这混帐房间。我倒不是在乎听训话，而是十分不乐意一边听训话一边闻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同时还得望着穿着睡衣裤和睡袍的老斯宾塞。
我真的不乐意。
训话终于来了！老斯宾塞口气相当严厉地问：“孩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学期你念了几门功课？”
“先生，五门。”
“五门。你有几门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