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为实现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阶级联盟和政党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合作理念产生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对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进行初步探索。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是具有开启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文件，遵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中共三大从思想上、组织上完成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准备，决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和原则实现国共联合，决议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共事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具体事项和策略方针，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组织中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98人，其中中共党员24人，包括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等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等一系列议案，经过激烈争论还通过了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的41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包括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7人。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原则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一大议程及领导机构中开诚布公，精诚合作，以平等地位展开政治对话，中国共产党在某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与主持政权的国民党进行富有成效的民主协商，实际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协商民主的机制，体现了国共协商合作的民主精神。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首次政治合作的实现。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国民党组织中来。虽然首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以合作党身份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但还是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国共政治合作关系建立后，双方的组织队伍迅速发展，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促进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协商基础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创办和发展黄埔军校、建立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支持“五卅”运动、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粤桂地方军阀、部署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动冯玉祥倒戈等重大问题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协商，广泛的协商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协商合作的巨大优势，北伐战争才能取得阶段性成果，收回了帝国主义在华部分权益，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奠定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
第一次国共政治合作共事，两党的地位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早在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就将国共联合的关系定性为“合作”，并非领导与被领导。在国共实际的合作过程中，由于两党对革命问题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因此党际关系呈现出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特点，难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右派压制中国共产党的典型，尤其是“整理党务案”使两党关系发生剧变，合作中的裂痕日益显著，王若飞后来认定该事件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
实际上，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酝酿、形成和发展阶段，成分复杂的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反共势力，“这股反共势力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的动摇和妥协，是干扰国共合作关系发展的破坏性因素，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最终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从戴季陶主义到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嚣张，中共中央领导人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盲目妥协退让。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蒋介石在政治、军事权力得到巩固之后，立即暴露出反革命的面目，在南京发动“清党”的“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并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至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建立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彻底破裂。
在国共合作的三年时间，国民革命取得丰硕成果，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充分证明政党合作和阶级联合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试图维持与国民党长久稳定的协商合作关系，虽推动国民运动和民主革命的高涨，但面对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行径，并未采取必要措施引导国民党向阶级联盟方向发展。政党协商刚刚起步即遭遇挫折，首次国共合作的革命实践给中国共产党留下政党协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并存。
四、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顿挫
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捕杀，中国共产党以“八一”南昌起义作为回应，失败后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加紧“围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并严厉打击、迫害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进步人士，企图建立和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国民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和地位排除异己，反革命的国民党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政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国政党协商陷于顿挫状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反动派极力推行一党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和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反革命的国民党和革命性政党对立严重，这种对立局面为革命阵营内部实行政党合作提供某些可能性。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反对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逐步走上抗日反蒋的合作道路。1928年3月，中华革命党（又称“第三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该党既不支持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不赞成“杀尽共产党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是在这两者之外形成第三种势力和第三条救国出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因此中华革命党也被称为“第三党”。同年6月，谭平山在上海召集中华革命党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阐述了国内党派关系的基本情况，认为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中华革命党的敌人，愿意与下层被压迫的阶级和民众合作，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愿与之合作”的政治倾向。“《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是鲜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表明中华革命党属于革命的政党，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与中共基本一致，这就为其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和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与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
邓演达于1930年8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设想要同中国共产党政治合作，认为在江西开展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就是“能赢得适当时机，与红军作政治谈判”，“如果失败，则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斗争，上山后还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邓演达曾派代表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谈判合作反蒋，结果遭根据地领导人拒绝。周恩来曾指出，第三党“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虽然当时由于中共中央受“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困扰，第三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商合作并未真正实现，但双方彼此的协商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提前结束训政，联合发起“宪政运动”，呼吁开放党禁，允许政党合法存在并参与政治活动，实施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中国致公党对政治目标作出调整，于1931年10月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日本侵略，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积极募捐支持国内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致公党团结各党派建立抗战政府的主张是对政党协商的初步认识。
在各党各派和社会民主人士关于结束训政、接触党禁、实施宪政强烈呼吁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为期六天的“国难会议”，邀请400多名非国民党籍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会议以一致御侮和救济国难为主题，讨论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为国民政府提出诸多价值较高的建议，尤其是“取消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诉求。然而，国民党最终还是将这些民主要求予以否定。虽然“国难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这是首次以政府名义召集，各党各派民主人士参与的国是咨询会议，充分体现了协商议政的精神，为此后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程序范例。
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此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极力推行“攘外先安内政策”的不抵抗政策，督师“围剿”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揭露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随后发布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中心任务是“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中号召“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走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再次提出“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口号。这些决议和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反蒋”的方针，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卖国不抵抗的国民党。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盟，但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排除在外，国共两党对立严重，协商合作也就无从谈起。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讲演对外方针时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会议通过了若干项国难决议案，主要内容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进行战争准备，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由妥协退让逐渐变为强硬。
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急剧加深，国内形势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都有所变化，中国共产党经过深思熟虑，也随之改变对蒋策略。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的重大变化，以联合国民政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国之力共同抗日救国。
福建事变和“七君子事件”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促成各党各派深入合作共事的重要契机。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致公党多个海外组织通电拥护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其联合反蒋抗日，第三党帮助蔡廷锴积极联络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吸收其他反蒋组织合作组建生产人民党。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美洲致公党成员联名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救国会“主张民族联合抗战，主张党派联合，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主张停止剿共内战，均为全国人民之公意，亦复兴民族之大道。今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其理至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谴责国民党“此种极端错误之举措，实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之重大障碍”。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又称“民族革命大同盟”或“大同盟”）于1935年在香港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政治纲领》要求建立反日联合战线，为实现联合战线必须联共，“联共为统一救国之关键”、“联共又为统一建国之枢纽”，一切政策以抗日为中心，号召中国人民应“自动团结，自动武装。各党派分子，只有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捐除一切成见站在民众的最前线”。陈铭枢、王礼锡等六位大同盟成员于1936年春访问苏联，同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商谈，讨论双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事宜，同年9月，陈铭枢在巴黎举行的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大会上，发表题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联合抗日为救国之第一步》的演说。
为将分散的抗日救亡力量联合起来，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人于1936年初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组织上海的抗日救国活动，随后，北平、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救国会。在各地救国会的积极筹备下，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文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呼吁“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实现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抗日救亡团体在形式上的全国性领导机构，加强了抗日力量的协商合作，在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