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主体地位，是随着政党的建立就存在的问题，并随着政党的发展特别是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而愈加明确和重要的问题。研究党员主体地位问题，需要从研究党员主体地位的历史开始，并且基于历史发展更好地理解党员主体地位的本质和特点，更好地掌握党员主体地位现状，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党员主体地位和党内民主互促互动的一般发展规律。
依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员主体地位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举措，遵循“宜粗不宜细”原则，提出“四阶段划分法”：初步发展阶段（1921-1935年）；主动建设阶段（1935-1949年）；执政条件下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8年）；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觉构建阶段（1978-今）。
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实践偏差的经验教训与主要原因，四个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和科学总结：党员主体地位意识的缺乏；战争等外部因素对党内民主环境带来的冲击；党员主体地位缺少制度层面的相应规范；“大民主理论”及“群众运动”并非民主运作方式的理性选择。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曾经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过“五种社会形态”和“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虽然两种划分的依据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都是贯彻其中的一条主线。也就是说，对历史进行分期，一要考虑分期的目的，二要考虑分期的标准，三要依据历史史实。其中任何一条不够清晰或者未能贯彻始终，不仅造成历史划分本身的不尽合理、不够科学，而且会出现很大的争论乃至混乱。当然，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论是正常的，或者说是“好事”，有益于走向统一和规范。如有学者认为，中共历史三大时期的划分标准就不统一，划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标准是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划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新时期的标准则是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这种分期方法严格地说不是十分科学，但已约定俗成。
依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员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措施的不同，对党的建设历史作出阶段划分，主要依据历史阶段划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主要考虑“党员主体地位”这一“主线”，主要参照史学界尤其是党史学界关于党的历史阶段划分的观点和方法，主要着眼于“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这一专题内容的研究。因此，提出“四阶段划分法”：初步发展阶段（1921-1935年）；主动建设阶段（1935-1949年）；执政条件下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8年）；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觉构建阶段（1978-今）。
从一定程度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也是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发展的历程。从9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立足党员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而进行阶段性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党员主体地位与党内民主的互促互动规律，对于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健康、稳定、持久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分期的观点概述
关于历史分期，《辞海》这样解释：“历史分期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有学者认为，“所谓历史分期，就是从历史过程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揭示历史变化的规律。”“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和宣传的基础，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看清规律，而目的是指导实践的。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对党的历史分期，可以有不同的分期角度、分期标准、分期目的和具体的阶段划分，并且相同的分期角度也会因为分期标准或者分期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阶段划分。下面就党史学界就党的历史分期情况做简要概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专题研究的阶段划分。
（一）党史学界关于党的历史分期的观点概述
1.“八个阶段划分法”及其提出过程
“八个阶段划分法”，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为代表。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历史分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两个大的时期。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阶段划分，分为四个阶段，但过于简略，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期限，即：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关于建国后分为四个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年10月-1956年12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年1月-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以后）。这种分期方法具有权威性，许多论著和教材基本上都采用这种分期方法为基础。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把建国以前分为五个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创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不过，建国前的五个阶段总的起止时间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也就是说向前延伸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种“向前延伸”是为了说明党的成立的背景及其历史必然性。关于这种“向前延伸”的做法，毛泽东曾经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把建国以后分为四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八个阶段划分法”及以其为参考依据的其他划分方法，总的来说都是以“两个《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人关于党的历史阶段划分的相关论述为基础的。
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这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历史起点的观点，后来为了说明党的历史又指出应该追溯到辛亥革命。1942年，毛泽东再次指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战争是第三个阶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参照了毛泽东的相关表述，关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决议》这样说明期限的，“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关于“土地革命时期”，《决议》的期限界定是“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当然对于抗日战争的期限，由于战争尚未结束没有明确说明，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阶段就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五年抗战彻底胜利。
建国以后，关于党的历史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9月，毛泽东曾提出把民主革命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的三个时期的基础上加了第四个时期，即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是邓小平关于党的历史新的起点的一种表述。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再次以党的会议决议的形式确认了党的历史新的起点问题。同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把党的历史分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两个时期的基础上，把建国以后的历史又分为四个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年10月-1956年12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年1月-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以后）。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决议》一方面认为十一届三种全会是“新的历史起点”，同时又指出“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算起。这一点在党史学界也是有争议的。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实际上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的历史起点”的重要表述。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实际上，这也是再次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历史起点的重要历史地位。最为明确的，就是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次讲话，不仅说明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而且阐明了其作为“新时期”起点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据。
2.党的历史分期的认识与争论
分期理论是历史学的基本范畴，党的历史分期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是不断地发展的历史，“历史”是人们研究的“永恒素材”，也由于人们认识历史的水平、角度、目的等主观上的差异与“限制”，因此，“历史分期”本身是一件十分繁杂、困难的工作。对党的发展历史的分期与分析，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性质、社会特征，以及党的任务、党的决策、党的实践进行概括，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党的奋斗历程和历史功绩。由于分期依据、分期原则、分期目的等不同，必然会出现分期的差异和争论。
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期来看，有学者提出，“中共历史三大时期的划分标准就不统一，划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标准是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划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新时期的标准则是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这种分期方法严格地说不是十分科学，但已约定俗成。再如，对建国头28年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基本上都以《决议》为准绳。又如，对新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目前观点虽不统一，但以1992年为界的划分方法却是达成了共识。”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提出：“科学地划分时期，是对党史学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环节；在考虑分期时，既要注意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又不要忽视党史学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既要注意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又要注意到党史研究中的承袭性；要承认划分党史学发展时期的相对性。”同时该书作者认为，“应该考虑上下限、阶段划分、整体主题和各个阶段主题、自始至终应贯彻的基本思想等问题。”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也谈到了历史分期问题。作者认为“历史分期问题是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对党的历史进行分期时要考虑“社会本身的政治经济的演变”的原则依据，要考虑到“党面临的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重大演变，以及党依据这种转变所制定的纲领、路线的重大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等方面作为标志来区分”。
此外，许多专家学者都还以论文这种专题研究的形式，论述党的历史分期问题。如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上发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在《北京党史》1998年第3期发表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探讨》；陈述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党史分期问题》；孙大力在《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上发表的《党史分期与进人历史新时期的标志》；龚育之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上发表的《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李君如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上发表的《波澜壮阔的十三年-学习十六大报告体会（之二）》；胡安全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党关于新时期若干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张世飞在《北京日报》2003年9月15日上发表的《“新时期”是如何划分的》及在《北京党史》2003年第6期上发表的《新时期北京党史历史阶段划分浅议》等。
（二）本专题研究的历史阶段划分介绍
客观地说，任何一种历史划分方法，都多多少少带有主观色彩；任何一种历史划分方法，也都是人们基于不同的目的和依据而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某种程度不同质的发展阶段进行的分期。比如，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依据“政权更迭”分为晚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依据“革命性质”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然，还可以依据“社会性质”分为近代史和现代史等。当前高校使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采用的分期，具有某种综合性，分三编：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今）。因此，作为专题研究，可以参照当前党史学界的主流划分方法，针对研究内容作出具体阶段划分，既是合理的，也是专题研究较为通行的做法。
1.历史阶段划分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