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第三地”这个词，是七八年以前的事情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一些新名词悄然出现。它们就像沙滩上那些熠熠闪光的海螺，不由得你不为之侧目、驻足甚至是拾取。
这些海螺原本是待在深深的、寂静的海中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把它们冲上岸的？是激烈的风暴、涌流的潮汐还是人类撒向它们的一张张巨网？
写作《第三地晚餐》，其实也就是追踪和探询“第三地”这枚海螺上岸的缘由。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它是不可能飞上岸的。
这部中篇的准备，已经很久了。篇名也是早就拟好的：《第三地：谁来为你做晚餐？》，后来考虑到题目的名字太长，才把它改为《第三地晚餐》。不过拿到新出刊的《当代》后，我立刻就后悔了，觉得自己把一个诗意的名字葬送了。
我是在完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后开始了它的写作的。当时刚好赴美三个月，我给自己订的写作计划就是这部“第三地”。我想如果顺利的话，按我的中篇写作经验，一个月总也会完成了。
爱荷华是个小城，只有六七万的人口，风景优美。我住在靠近河边的一座红楼里。由于住在二楼，夜晚能听见流水之音，清晨则常常被野鸭的叫声给扰醒。初到时正是夏末初秋的时令，草地还碧绿着。在适应了十几天后，我开始了《第三地晚餐》的写作。尽管写作的进入是顺畅的，但进程很慢。客观上是因为时常有各类活动会打断它，比如参加一些文学话题讨论、外出参观等等；主观上是因为我远离了故土，或者是因为我触碰的是一种于我来讲有写作难度的题材。但不管怎么说，这部中篇在静悄悄地进展着，这些年对于都市生活的情感积累和认知也在悄悄转换为文字。我曾目睹的夏日正午时垂头站在街巷中的毛驴、郊区的宰羊人以及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一些关于“第三地”的故事，就这样出现了。
每天黄昏，我喜欢沿着爱荷华河散步。这个时刻，夕阳往往把河水染得一派嫣红。河畔草地上的松鼠和野兔常常蹦跳着从身边跑过，好像它们也忙活了一天，在悠闲地散步。这个时刻，作品中的人物特别容易进入脑海，他们在里面翻腾着，与我交谈着，好像我的伙伴。他们有的安于我对他们命运的安排，有的却是不屈地反抗着。所以，往往是散步回来，我会把白天所写的个别内容推翻重来，这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是从未有过的。
完成了《第三地晚餐》，已是爱荷华的深秋了。河岸的树多半脱落了叶子。那落叶有红有黄：红的脱胎于枫树，黄的诞生于银杏树。我在完稿的那天下午带着一瓶红酒，步行去山上的聂华苓老师家。也许是因为完稿了的缘故，远远地看见她家山上的红楼，有一种异常亲切又异常伤感的感觉。小说其实也是个活物，一旦完成，就意味着告别。华苓老师听说我写完了这篇小说，非常高兴，她指着我又笑又叫着说：“你这个家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写也写了！”我们拿来杯子，把那一瓶酒都喝了。在喝酒的时候，窗外山坡上有几只野鹿陆续走过。它们有的停下来，吃上几口华苓老师撒在那里的食物，有的则一跳一跳地在接近房屋时又跑开了。此情此景，恍如童话，令人难忘。
归国后，我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它，所花的精力抵得上写一部新作品了。虽然小说是那样一种结尾，但我知道生活远远没有那么简单。那样写，其实是想表达人在社会生活中情感所遇到的尴尬和无奈。我明白，有一种“第三地”，它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这种“第三地”，比身置的“第三地”还重要。它可能毁灭一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苍凉的时世中，它也会给人以温暖。
《第三地晚餐》出来后，不断有朋友在电话中用玩笑的口吻问：你在第几地？是啊，我们确实应该问问自己：你的身和你的心在第几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