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力、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天安门事件，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吗？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下午四点，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他们的反应居然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居然还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他们的笑容竟然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芒克低声说：“这回有戏了。”你看，这样一种描述，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反应。
再看文学评论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有一天他经过一个街口，见到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也不去留意。但是他们同伙之间有一个人眼尖，一看觉得不对，怎么不对？这是刷什么标语？大字报上居然写的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名字上还照例打上了两个“××”。
“哎呀，这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副泰然，然后大家就学着电影里面的说法“哎呀，变天了，又变天了”。这就是所谓的变天。
我看过很多人回忆，对“变天”感受最强烈的是林彪叛逃。黄子平教授说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岛开一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平时集合后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语焉不详，聚集了2000人的一大片，寂静得邪乎。这时候他就判断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他是这样形容和回忆的：“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杀身亡。在我看来，所谓‘70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90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或许这正是很多人都有的疑惑：怎么可能是林副主席？本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本来是主席身边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就叛逃了？后来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更是让大家吃了一惊，甚至有人觉得里头写得还不错，有点道理，也有些奇怪。
《七十年代》Ⅱ
语言变化中的文艺潜流
黄子平的文章里，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他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我对这点也很敏感。当年他们曾经有个伙伴，把一封情书塞到一个女孩手中结果被女孩退回来了。大伙儿就闹，说拿出来看，这是耍流氓的行为。谁知道那个情书上面没有什么软绵绵的情话，反而抄了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要互通情报；第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就叫情书啊，换句话说，连情书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省得被人说是耍流氓，当然也不排除有开玩笑的成分。
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得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
黄子平回忆说：到70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最单纯的“好”这个字，说谁谁谁跟谁谁好上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等众多事件，一个连上的指导员被检举，说他淫辱女知青。后来大伙儿开车，路上经过连上指导员的家，看到他家给人封了，有人就说：“嘿，这人还真能改善生活啊！”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这个地方很奇怪，明面上是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得实在也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他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讶异，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文革”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小时候我在台湾念书，有个电视剧，是一个政治宣传片，叫《寒流》，拼命丑化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文革”，渲染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民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阎丽，曾经在戏院里头给人耍流氓。阎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后，阎丽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丽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丽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制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是文工团的。“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
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俭肃的年代里，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出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
另外，除了这些性啊、感情啊，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在食堂里被清查，整个食堂被查翻，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下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几个月没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发，给他们安排了一锅炖牛肉，食堂由于急着让大伙儿吃上肉，肉没炖烂就出锅。尽管大家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张朗朗说到一件跟吃有关的事情，他的情况比较惨，他是坐牢。坐牢的时候有一个狱友叫老李，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一个名厨，阴差阳错被外交部选中派到国外，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待过。后来有人在国外揭发，说他买菜的时候有猫腻，马上被送回来。这就很严重了，什么罪名？这叫做叛国投敌，于是这个“叛国投敌”的老李进来跟他们待一块儿。这时候上头要求把这些关在狱里的厨师想办法弄出去，因为好厨师都在坐牢，现在得弄几个出去，大概是要给一些国外政要献艺。于是一伙厨师就在监狱里头听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伙儿拿着笔、拿着本子，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周围。老李用他的无锡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张朗朗评注：“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来菜谱，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说到文化传承，很多人都说，“文化大革命”砍断了中国文化原先的脉络。这几年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发现毁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断。说不定就是这样在监狱里面，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厨师跟狱中的朋友们一起说说看，我当年一道菜怎么怎么弄。虽然大伙儿现在手上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也没有，那些菜都只能当做传说来听，但保不齐哪位出去之后就凭着这个记忆当个体户，重新又弄起来了。虽然经过残酷的打击跟冰封，但很多文化上的种子，被埋在冰原底下，待到稍微有点儿生机，略有暖意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长出芽来，即便长得不大好，但起码是出来了。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
英美媒体值得尊重的地方
新闻的尊严来自于新闻的自由，所谓新闻自由，指的是编辑和记者能够不受到外力干扰，不受到政治、老板、商业甚至广告客户的影响。前两年，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正式收购了赫赫有名的《华尔街日报》。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震惊，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华尔街日报》是很厉害也很独立的一份报章，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却常常爆出一些消息，说他会亲自干预旗下媒体里的编辑或内容运作。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繁体字版叫《真相何在》，简体字版叫《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作者王尔山。他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跑遍了英美几家大报，访问他们的主编，集成了这本很好看的书。
《华尔街日报》这几年来最有名的事件就是“9·11”时，因为《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室正好就在世贸中心对面，当天世贸中心塌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影响得根本没办法正常运作。按照别的报馆的做法，很可能第二天就出不了报纸了。但是他们仍然很努力地把工作分散到几个不同的地点，由一个技术总监指挥全局，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如常出刊，连它的老对手《纽约时报》都非常敬佩。
《华尔街日报》能够在“9·11”第二天正常出版，是一种勇气跟毅力的象征，对当时很多纽约客来说，这表示恐怖分子打不垮他们。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明他们很敬业、很专业，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报纸的独立性。
《华尔街日报》的独立性来自什么地方呢？书里的访问也提到，我们都说《华尔街日报》比较偏右，偏共和党，常常有些人写文章支持对伊拉克开战，为布什政府辩护。可这是它评论的立场，因为那些不利于共和党，不利于白宫的新闻还是照样出现。
这份报纸严格执行一种美国式的报纸观念：新闻报道要力求客观。所以它的评论跟新闻完全是两个部门，不大往来，甚至内部还有点儿矛盾。那些跑新闻的记者们通常都有点中间偏左，所以很不喜欢往右靠拢的那帮评论部的家伙，私底下都叫他们纳粹党。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就是它们怎样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些西方的主流媒体报章，它怎样在机制上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总觉得英美民主国家那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念很流行，实际上它也会受到干扰，尤其是财政干扰。
比如我能不能够随便骂我的广告客户呢？如果我的广告客户很有名，在我们这边买了很多广告，养活了我们这份报纸，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公司有内部丑闻，该不该揭发？怎么去揭发呢？这里讲的就是编采独立的运作。
《卫报》是一份我很喜欢的英国报刊，这本书里也访问了《卫报》的总编辑，当时是阿兰·拉斯布里杰。《卫报》这个报纸很奇怪，它历史悠久，1821年的时候就创办了。一开始是一个倾向工人运动的报纸，后来有30年在一个老总手上把持着，他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中间偏左，但是他儿子接班不到两年又挂掉了。于是他们家族就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成立一个信托基金会，等于用一个慈善基金会来管理这份报纸。这样一来，别的报纸可能因为想赚钱，不敢得罪一些商业客户，但由于管理这份报纸的是个基金会，不是一家企业，它的采编完全独立，因此不受商业压力的影响。
从1821年创办至今，《卫报》一直保持这种中间偏左的言论倾向。我的政治立场也是这种所谓的中间偏左，即自由左派或改革派立场。我很喜欢看《卫报》的国际新闻，觉得它报道得很详实，至少在中东问题上，它不像其他英美报纸，总是偏向以色列，而是帮巴勒斯坦人说话。可是另外一个跟它的政治立场、社会哲学立场完全不一样的报刊我也很喜欢看，那就是《经济学人》。中国的读者都知道《经济学人》是个杂志，一星期出一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创办人乃至现在很多员工，仍然坚持这是一份报纸，这很奇怪。
为什么我不欣赏它的立场，但我还是喜欢看？因为它的报道的确做得好，而且它的评论都是有观点的。因为它对所有写东西的记者、作者都采取匿名制度，保障大家追求一个融通的世界观，所以你不会看到里面有一个特别响亮的作者跑出来讲一套跟整份杂志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讲到新闻自由，《经济学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不准许有单一大股东，这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掌控整份媒体的取向，所以它的编辑就保持彻底的独立了。
看到这些英美的主流大报，即便有很多不同意它们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就是它们怎样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去确保它们的编辑、记者、评论员能够很独立、很自由地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追求自己相信的真理。
作者小传
王尔山，高级记者。2000年10月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主要从事国际选题报道。2006年8月至2007年年底，担任世界最大能源信息供应商--美国普氏的广州首席分析师。2008年3月重返《21世纪经济报道》，担任国际部高级记者。
《笔底波澜》*
百年中国言论史
杭州民间学者傅国涌先生著的《笔底波澜》，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次细致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