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学业怎么办呢？杨先生说，当年去英国留学的学生大概分三种：第一种是家里有钱自费出来念的，这种人比较贪玩，成绩也还可以；第二种是公费留学的，他们没有钱，但都是非常优秀、成绩拔尖的好学生；第三种是国民党派去的特务学生，当然都是些学习很烂的家伙。
杨先生自然属于第一种，他不用功，但是人非常聪明，到英国用了不到半年就把英国孩子要学好几年的拉丁文、希腊文等基本课程都考过了。结果牛津大学硬是不相信，非要他到外头再学一年，于是他就用那一年去玩耍。无独有偶，据说他回国后认识的朋友梁实秋也是个没怎么好好学习的人，不过翻译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是十天就可以翻译出一本来。
杨先生是他们那一代很典型的知识精英，国学根底扎实，有过留洋经验，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精通好几种语言，生活方式和做派也很西化，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热心爱国，当年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就组织过抗日宣传活动。
他跟那时候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家里有钱，信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个贪玩的富家子弟，另一方面又介入了改造社会的政治活动。杨先生早年加入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始终保持着一派天真，并不是一个能搞政治的人。
这本书讲到后半部，故事就大不一样了。1949年，很多人劝他去台湾，他拒绝了，因为他很讨厌国民党那一套，选择留在南京。等到共产党进了城，他非常快乐，觉得共产党太好了。因为他看到南京市长柯庆施，出门居然没有车，不是走路就是自己骑脚踏车。还见到了陈毅元帅，发现也同样平易近人，跟平民老百姓一模一样。他忍不住感慨，哎呀，要是中国共产党官员都是这样，那可就好了！
但是慢慢地，事情开始出现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京加拿大领事馆的一位领事收集了一批商朝甲骨文物，临走前想把它们留给杨先生。他觉得这可是珍贵的国宝，得捐给国家博物馆，赶紧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一个同事却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先给政府打报告。”他说：“还来得及跟政府报告吗？这么重要的文物不能让它流失啊！”结果，同事回答：“这是老外的东西，我们哪知道是不是趁机渗透呢！”类似这种奇怪状况陆续出现。所以杨先生说，很多人以为中国人搞运动最疯狂是在“文革”，其实“文革”不过是某些东西不断累积、升温的结果。
书中还提到，那时候他自己的生活与周围人比起来要好太多，因为太太是英国人，夫妻两个可以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吃的、住的都跟别人不一样。但他还是感慨，我们不是反对特权阶级的吗？为什么很多外国专家或政府官员，是凭级别来界定你能坐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甚至到什么商店买东西呢？
那个年代他做翻译工作，会有很多年轻编辑给他下命令，决定该译什么不该译什么。他们的标准都很奇怪：不管什么样的文学经典都要先看它的阶级意识和立场背景。有一次，他太太想翻译一则宋朝的鬼故事，管翻译的人却不准许，因为毛主席刚说过“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鬼故事自然也在被打倒之列。
到了1960年，各种运动已经发展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常常有人找他去问话。有一次人家问：“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经跟朋友说过，你非常欣赏’狡兔三窟‘这句话？”他说：“对，我那时候有几个孩子，要工作挣钱养家嘛，所以要找好几份工作。”那人就说：“但是这个’狡兔三窟‘恐怕还有别的意思吧。比如说是不是包括你可能同时对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外国帝国主义者效忠呢？”他觉得这种联想实在荒谬透顶。
杨先生为人乐观，“文革”时候他和太太被抓起来，打成“外国特务”。他非常恐慌，因为和太太是分开囚禁，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尽量保持乐观。比如批斗这件事，他说：“我最不喜欢单独批斗，因为很闷。但是大伙一起挨批，有别人陪着，就会变得比较有趣。”被批斗得“坐飞机”，他自己身体好，还坐得住，但看到旁边的同事一个个摔到地上，场面就会变得非常搞笑。那时候大家一起坐牢，不久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们就玩起了虱子。传说北方的虱子，不管把它放哪儿，它都会往北走，一群人就想试试看是不是真的，结果的确如此。
（主讲梁文道）
《牟宜之诗》
苦难的诗歌
牟宜之，又名乃是，字去非。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一个书香之家。1938年加入共产党，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林业部经营司司长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1975年因山东领导拒绝接收他回家乡安度晚年，忧愤致死。1979年平反。
这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人品被世人得知，已是在他百年之后了。
《牟宜之诗》的出版使我们发现了一位极有研究价值的当代诗人。岁末严冬，我在北京收到这本朋友馈赠的诗集，一口气读完，彻夜难眠。既为书中每一首诗的精彩叫绝，也为诗人苦难的命运心潮难平。这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人品被世人得知，已是在他百年之后了。
牟宜之生于1909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参加日照暴动，后赴日本读书。1935年回国，曾担任民国时期《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本诗集辑录了作者20岁到66岁去世前写作的179首诗，时间跨度长达46年。这些古体诗抒情言志之优雅、运用典故之深邃、文化修养之精湛，令人叹服。比如作于1971年深秋的《咏史》：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首诗写于林彪温都尔汗草原坠机事件之后，有人解作是对林彪夺权失败的讥讽，我倒觉得这样的理解未免肤浅。这组《咏史》其实是对大历史的一种思考。比如《咏史之三》有“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以及“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等句，寥寥几笔便道出了何等精辟的真理。
还有一些诗篇是作者在东京避难求学期间与房东女儿相恋时写下的，像《客居东京》《赠枝子小姐》以及《樱花临雨》等，堪比唐宋时期最好的情诗。如“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19]”。还有“少女无言花欲语，英雄情绪乱如丝”[20]等，都是绝妙的对章。
挥别了日本少女的情思，回到抗日战场，他的古体诗歌又有了唐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的古意。如《反扫荡之二》中的“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21]，足显诗人在抗日战场上视死如归的气概。而他晚年所作的《赏花》“寥廓平沙千万里，寂寞炊烟两三家。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又在淡然中流露出独特的文人气质。
诗集出版之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一场《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从参加恳谈会的几位作家口中，我们知晓了宜之先生及其挚爱亲朋的一些逸闻旧事，可作先生不朽诗作的生动注解。
牟宜之虽然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家族中却有资深的国民党元老，他的姨夫丁惟汾[22]当年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牟宜之参加日照暴动被通缉，就是丁惟汾把他送到日本去的，同去的还有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也就是后来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23]的夫人。那时丁惟汾对他们说，我这辈子当了政客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你们做晚辈的以后谁也不许当政客，男的都去学工程，女的都去学医。于是到日本之后，牟宜之学了工程，丁玉隽学了医，而那位毕生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则成了牟宜之的表妹夫。诗集中有首长诗《和黄兄万里》，并附有黄万里赠答的诗三首，可见牟宜之与黄万里的亲密关系。
黄万里是黄炎培[24]的儿子，他的诗写得很好，但他后来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花丛小语》，曾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他因此成了“右派”。1964年春节，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座谈的时候，对黄炎培说，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对我们的水利工作提了很多意见，他填的词我很爱读。可惜尽管如此，黄万里的诗词集还是很难出版。
丁惟汾还有一个侄孙叫丁观海，丁观海的儿子就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丁肇中，说起来，他应该是丁惟汾的重侄孙了。
建国后，牟宜之一直都被冷落，他的厄运首先来自与国民党的家族关系。康生说过，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此外他还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那是他在山东济南当建设局长的时候，因为城市建设规划用地需要迁坟，结果他迁了谁的坟？江青的祖坟。
在这本诗集中，还有一些他怀念胞弟的诗作，这些情深意重的诗句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传奇般的血缘关系。牟宜之的胞弟叫牟乃红，1937年抗战爆发后，兄弟俩原本都准备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但因为他们是丁惟汾的外甥，董必武就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毛泽东是副部长，两人有过共事的经历。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作出指示：要大的不要小的。为什么只能留一个呢？毛泽东说，如果丁老先生家的后人都到我们这边来的话，丁先生以后跟蒋先生的关系就比较尴尬难处了。于是牟乃红在武汉住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回了南京。1949年，他去了台湾，然后又去美国，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
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共两党同根生的故事，历史造成了兄弟两人天各一方，不得不独自走向人生命运的两极。《牟宜之诗》出版之后，很多人发表评论。王康[25]先生就引用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维尔涅在上断头台前说的那句话，那是一句被历史不断证明的名言——“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闻罢真是叫人不胜欷歔。
王康说，牟宜之先生那一代身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艰危、最动荡、最悲怆、最荒诞的岁月，他们经历和承受的一切空前绝后，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群体，赋予中国舞台以某种庄严形象和高尚记忆，他们是革命中的精神贵族、殉道者和诗人。
牟宜之先生虽然全部采用旧体格律诗表达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历史的感受，但他的诗作还拥有另一道精神源头。如果将宜之先生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相比较，将《纪念杜少陵》《野花》《重阳》《咏史》《赠故人》等组诗与雷米佐夫的《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寥夫的《死者的太阳》，还有普宁的《罪恶的岁月》，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茨维塔耶娃的《祖国》相比较的话，一定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因此，在20世纪特殊的世界性命运中，他不仅充实了中国现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悲剧成分，而且不经意间丰富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另类诗歌创作。因此宜之先生的诗作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意义，比起时下的国学热、读经运动，它更早地、更纯粹地以苦难、忧患和希望践履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诗言志的伟大传统。如果《牟宜之诗》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它将会让无数中国人噙着眼泪阅读和朗诵，并掀起巨大的时代波涛，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结构。
（主讲吕宁思）
《读书随笔》
伍尔夫：英格兰百合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年），英国女作家，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著有《达罗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等。
她对待痛苦的方式是不停地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著名女作家，与乔伊斯、布鲁斯特、福克纳一起被誉为四大意识流小说家，她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这本《读书随笔》的内容很随意，大多是她关于文学、读书以及女性问题的看法。
关于读书，伍尔夫唯一的建议是希望人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要听任何指引，只凭借着天性，用自己的头脑作出最直接的结论就可以了。当然想要让结论更客观些，最好能够同时用两种对立的态度。伍尔夫说她在阅读的时候，会假定自己是两个人，既是作者的同伴，又是这个作品的审判官。作为同伴应该是宽容的，而且不管怎么宽容也不过分；而作为审判官则应该是严厉的。这个说法比较新鲜，其实我们在阅读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在阅读自己的内心。
伍尔夫的女性意识非常强烈，这本随笔也谈到了她对女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她说，为什么这个社会总是由男人掌握着权力、财富、名誉和地位，而大部分女人总是一无所有？难道女人真的不及男人吗？这个假象其实是男人制造出来的。而女人要想真正独立也需要一定的基础，她强调了三点：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笔能够自由支配的钱，以及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这些，其他一切权利都是空谈。
这是伍尔夫在20世纪初对女性提出的要求，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又有多少女性能够做到这些呢？我们要么没有钱，要么没时间，而拥有独立空间更是一件奢侈的事。
本书的封面是伍尔夫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看上去如此美丽又如此忧伤。据说伍尔夫的美貌继承自她的母亲，而她的敏锐个性和写作才华则来源于父亲。伍尔夫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主编过英国的《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伍尔夫从小体弱多病，常常没办法上学，但是她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并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研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这使得她思想早熟且才华横溢。她在九岁的时候就和兄弟姐妹一起办了个家庭刊物，开始了最早的写作尝试。
伍尔夫的好朋友福斯特曾经形容说，伍尔夫就像一种植物，园丁本来想让她生长在神圣的文学花坛，没想到她的枝条到处蔓延，甚至从花园小径的碎石缝里冒出来。伍尔夫的创作才能实在是非常强劲，她什么都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熄灭她的写作热情。
从这本读书随笔中可以看出，她的阅读领域十分广泛，蒙田、笛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包括很多哲学经典。更可贵的是，她的读后感都不是泛泛之谈，她对作家、作品都有真实而深刻的感受。
虽然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才华，她的精神却很脆弱，在生活中也一再受到刺激。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紧接着父亲也在1904年病故。这一系列悲剧几乎让她崩溃。为了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她搬到伦敦的文化区布鲁姆斯伯里，这也为她的创作带来了重要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