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药采集是门博杂的学问。一般讲，草不采枯，叶不采落，花不采败，根不采虚，果不采腐。以根块为例，古人经验以农历二、八月为佳，认为早春二月，新芽未萌，深秋时节，叶落枝枯，植物的营养多贮存于地下部分，此时采收，质量好，产量高，药性强。故以特殊的生长季节或采集季节成为中药的又一种命名方法。如，半夏须在农历五月采集，因此时夏季刚过一半。写至此，记起文革后期读的一部小说《银上河的秘密》其中有一故事情节，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地下工作人员与联络员约定战斗打响时间是：半夏、夜交藤、莱菔子。三味中药名，寓含时间是，“半夜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半夏这味中药。而中药忍冬则因其叶虽临寒冬却不凋零而得名；忍冬藤则言非过冬之藤方具药性；霜叶是指须经霜打的桑叶才有轻清宣散，甘寒清润之效；夏枯草则因夏季一过马上枯萎而名之。
北京同仁堂店前，旧有招牌赫然写道：“自制云贵广生熟道地药材”，道地乃保证药材纯正首要因素。常言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一胞所产尚兄弟异趣。中国幅员辽阔，中药产自天南地北，水土有别，气候悬殊，橘过淮北而为枳便是明例，同是贝母以川产药用价值最高，因四川贝母的生长环境阴晦多雨，雾霭连绵，中医认为上焦（肺）如雾，若雾气过多则积聚成水而造成呼吸不畅，故用川贝来清宣肺气，远胜于青、藏、浙等省所产。是故以药物生长的地理环境或产地来命名则能直观地体现药材的“道地”与否。这种命名前多冠以山、水、陵、田之类的词。如，山楂以生长在山上者为佳；水仙以水为本，得水而生，有水则茂；沙参宜种于沙壤之地；车前子则必生长于道边、车辙之间；怀牛膝产于河南，川牛膝产于四川，藏红花产于西藏等。
取类比象，以动物形态来命名植物而成药名。如，马蹄莲、牛尾蕨、羊肝菜、鸡血藤、鸭跖草、鹅不食草、猫爪草等，均是以动物形体某一部分的特点来命名植物的中药名。还有以采用植物的部位直接命名的中药有，桑叶、芦根、菊花、苇茎、玉米须、竹叶、蒲公英等等，大枣的药名亦属此类。
漫话中药名的避讳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一种十分独特又十分严厉的避讳制度。确切地说就是皇帝的姓名任何人都不准使用。假如生活中不得已用上这些字时，只能以易字、改读、空字等方法来代替。例如，唐朝大文豪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凡用“民”字的地方都用“人”来代替，凡用“治”字的地方都用“理”来代替。显然，前者是在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后则是在避唐高宗李治的讳。
避讳，不单写文章时要注意，就连医生在开处方时也要格外小心，不小心，不避讳是要杀头的。这一避讳不要紧，就使一些传统中药在避讳中不得不隐姓埋名了。例如，中医最常用的健脾止泻的“山药”就是因避皇帝的讳而被迫易名的受害者之一。本来，山药的原名叫“薯蓣”，其药用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到唐代，书中记载的薯蓣的蓣字与唐代宗李豫之名同音，没办法只有避讳了，把蓣字讳为药字，故“薯蓣”便成了“薯药”。没想到又过了几代，宋家皇帝的名字还是跟薯蓣过不去，因为宋英宗赵曙登基了，薯又与曙同音，对不起，薯药还得继续避讳，只好把“薯”讳为了“山”。就这样，经过二次避讳“薯蓣”便成了“山药”。
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已经没有那么多避讳了。饱读医籍的老中医大夫在开处方时，偶尔也会用避讳开个小玩笑。他们有意把“山药”写成“薯蓣”，这下可难住了药房那些不是科班出身又不善于学习的年轻人，自然也就难住了预先储存在电脑里的软件，于是乎年轻的药师们大笔一挥，原方退回，本药房无此药。当处方再次回到老大夫手上时，透过老花镜看到的是老大夫那不经意的一笑，并自言自语道：“没有此药，定有彼药。”说着画掉“薯蓣”，改为“山药”。
这个故事是我当年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跟着名老中医董德懋教授学习时，他给我们这些后生讲述的。从那时起，我对深奥绝伦的中医学抱定一颗虔诚的心，孜孜不倦认真研读，不敢有些许怠慢。时光荏苒，粗粗一算竟有二十五年了。董老已在数年前作古，但他讲的这个故事定会影响我的一生。
延胡索是治疗脘腹疼痛最常用的中药。该药自南北朝时期即已供药用。在《雷公炮炙论》中，其名为“玄胡”，有“心痛欲死，速觅玄胡”的记载。唐朝时始有“玄胡索”之名，见于陈藏器《本草拾遗》，该书说：“玄胡索止心痛，末之，酒服。”元代名医王好古曰：“本名玄胡索，避宋真宗讳，改玄为延也。”所谓避宋真宗讳，实际上是避真宗时才横空出世的赵家老祖“赵玄朗”的讳，因为宋真宗姓赵名恒，因此而得名延胡索。明朝贾所学《药品化义》中称其为“元胡索”。现今有时简称为“元胡”，如临床常用的元胡止痛片，但以延胡索为《中国药典》收载的正名。
玄参，是具有滋阴降火作用的中药。其入药首见于《神农本草经》，称之为重台，列为中品。《孙天仁集效方》名之为黑参。玄者，黑也，故有“玄参”、“黑玄参”之名。清朝为避讳康熙之名“玄烨”改玄为元，故得“元参”之名。
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发展史，诞生了上百个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历代皇帝的智商、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能力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历代皇帝都如出一辙，就不会突兀出大唐鼎盛和康乾盛世。在对待祖国医学文化上，尤其是在对待中药名上，就有那么几位开明的皇帝，不信邪，不避讳，居然把自己的名字与中药名合而为一。
南北朝时，宋国开国皇帝刘裕就是其中一位，伤科良药刘寄奴乃取其乳名。
据李延寿《南史》记载，刘裕（即刘寄奴）少年时，偶出猎，用箭射中深山一条巨蛇，蛇中箭后一闪钻入茂林深草不见了，返回的路上，让刘裕甚觉蹊跷，以他的箭法甭说是条蛇，就是一只猛虎也会应箭毙命。那蛇居然中箭后钻入丛林中不见了。想到此，他打马返回刚才射中巨蛇的地方探寻。他顺着蛇受伤后的痕迹仔细寻找。当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时，忽听附近丛林有杵臼之声。顺声寻去，发现两个仙童正在捣药。左边仙童说：“我们大王今天被刘寄奴射伤了。”右边的仙童说：“我们大王有天大的本事，白被他射中一箭，为什么不把刘寄奴杀掉？”左边的童子赶紧说：“杀不得，杀不得，大王说，刘寄奴将来是当皇帝的，他的本领比大王大，大王杀不了他。”听到这里，刘寄奴大吼一声，跳出来要砍杀二个仙童，仙童闻声一跃忽然间不见了。只留下药臼和草药。刘裕看着留下的尚未完全捣碎的草药，思忖半天，突然醒悟到，这药肯定是用来给那条巨蛇治箭伤的良药。于是命令随从将药臼和草药抬回家，并让随从认真记下草药的形状和采集时间、地点。
以后，刘裕驰骋疆场，率军南征北战，东荡西杀，先后灭了南燕和后秦，于公元420年自立为王，建号为宋。在战争中，刘裕记起他少年时的那段神奇的经历，于是派人到当时仙童捣药的地方大量采集这种草药，捣碎后外敷众多受伤的将领和士兵，竟收到了神奇般的疗效。人们非常感激和信奉这味中药的神奇疗效，世人就用皇帝的乳名，称之为“刘寄奴”。刘裕皇帝欣然受之。
一段美丽而神奇的传说让刘寄奴这味中药既有仙气、灵气又沾上了皇家的风气、血气。我在临床治疗各种脑血管病和脑外伤以及骨伤疾病时最喜用刘寄奴，亦有其中缘由。
并不是说，仅凭刘裕皇帝敢于把自己的名字与刘寄奴这味中药合而为一，他就是多么了不起的开明皇帝。但至少，他是一位敢于不避讳，敢于破除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神秘与神化皇帝，这在他那个时代是需要非凡的胸襟和胆识的。其实，刘裕在历史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且政绩不错。当然，从中医角度去看待刘裕，我们会更油然而生出几许崇敬。
封建帝王无疑是社会的主宰者，世间一切事物只要能与皇帝沾上边，那身份保准骤增十倍，甚至高不可攀。清朝末年以前的中国是绝对没有化学药片的，有的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草药。中草药是用来治病的，皇帝是人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大病小灾也只有依靠中医中药来治疗。
有了这种社会政治背景做铺垫，机遇迟早会到来，就有那么几味中药在关键时刻受到了皇帝的宠幸与赏识，于是身价立涨，瞬间便成了仙药，且一直流传至今，被现代中医大夫虔诚地使用着。
善治骨折筋伤的上好中药骨碎补就是其一。说来话长，相传五代十国时期后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有一次外出狩猎，突然从附近森林丛中窜出一只金钱豹，皇帝还算镇定，只是吓坏了皇帝身边最得宠的皇妃和其坐骑，人骇马惊，马腾人落，皇妃摔得很重。经过紧急救治，宠妃的小命是保住了，但骨伤筋断，鲜血直流。幸亏皇帝身边跟随着名御医，匆忙之间从岩石上采下一种草药，鲜草捣烂后马上敷到皇妃受伤之处。奇迹出现了，皇妃敷上这种草药，伤口马上止血，断筋伤骨很快愈合，竟未留下丝毫后遗症。就这样，这味草药一次偶然的机遇意外地受到了皇帝的宠幸，皇帝兴致所至，大笔一挥为这味得宠的中药赐名“骨碎补”。
骨碎补入药，始载于《开宝本草》（公元973年）。它味苦性温，归肾肝经，功能补肾强骨、续伤止痛。用于肾虚腰痛，耳鸣耳聋，牙齿松动，跌仆闪挫，筋伤骨折；外用可止血（鲜用）、治斑秃、白癜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一则医案：“昔有魏刺史子久泻，诸医不效，垂殆，予用此药沫，入猪肾中煨熟予食，顿住。盖肾主大小便，久泻属肾虚，不可专从脾胃也。”针对本医案，李时珍指出，临床应从肾虚论治久泻，不可只从脾胃入手，其观点颇具新意，且能有效地指导临床治疗，著名方剂“四神丸”即以补肾为主而专治五更泻。现代临床用骨碎补治疗链霉素不良反应所致中毒性耳聋亦有一定疗效。
骨碎补功效中最令人赞赏的是治疗斑秃——俗称“鬼剃头”。斑秃的病因，中医认为与肾虚有关，故可用骨碎补治之。临床应用以骨碎补30克，闹羊花9克，浸高度酒中一周，用棉球蘸药液擦患处；如配合内服“骨碎补丸”效果更佳，原方以骨碎补、胡麻、鱼鳔胶、何首乌、侧柏叶各等份制成蜜丸服用。另外，骨碎补是皮肤科大夫治疗传染性软疣的法宝，其治愈率可达85%以上，具体方法是，把骨碎补30克研末浸于75%的酒精100毫升中，使内含药量约30%，48小时过滤后即可使用，用时把药液涂于疣体上，每日两次，一般3~25天治愈。
骨碎补常用量为10~20克。阴虚内热及无瘀血者不宜服用。大剂量应用（100克煎服）有引起中毒的报道，表现为口干、多语、恐惧感、心悸胸闷，继而出现精神恍惚、胡言乱语等精神失常表现。
骨碎补既得皇家风气，注定是骨伤科必备良药，它的故事受到千百年来历代中医大夫津津乐道的传诵，它神奇的疗效备受骨伤专家青睐。现代人活动量小，伏案工作时间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骨质增生比比皆是，在辨证治疗中有意加上骨碎补一味，疗效定不一样。
这组文章最后出场的一味中药与前三味不同，这是一味被大家所熟知又常用的药物，它身上有太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它能让罹患不育的皇帝得龙种，还能让满头白发的司马相如结伉俪，更能让贫困羸弱的百姓变强壮。它神奇的疗效上达皇帝，中交贵臣，下连百姓。看似普通的外表，却有通灵化境般与成对男女神似之处。其药性平和，不寒不热，不火不燥，因而医家、世人都善用之，它的名字叫“何首乌”。
肯定地说何首乌是沾了皇帝的光，借皇帝之名而远播华夏大地的。相传，明代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早年无子而且早生华发，故诏示天下，求得子与乌发良方。民间郎中何首乌应诏入宫。他用一种名贵中药为君药再配伍其他中药制成七宝美髯丹，令朱皇帝早晚各服10粒。朱皇帝服此丹后不久，竟喜得龙种，同时华发亦逐渐变成乌黑，且身体健壮，稳坐江山45年，何首乌医药同名，朱皇帝宠爱有加，遂视何首乌为长生不老药，何首乌自然也就声名远扬了。
何首乌与汉代名臣司马相如更有一段富有人情味的动人故事，司马相如是个了不起的历史文化名人，他能诗善赋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最令现在青年男士羡慕的是他与成都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的爱情佳话，卓文君，那个时代的绝佳美人，又出身高贵，司马相如能与之谈情说爱，足见司马相如亦非等闲。
建元28年（公元113年）汉武帝为实现大西南和巴蜀郡纳入自己版图的宏伟计划，决定让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巴蜀，主持巴蜀夜郎国的修路工程，出使巴蜀本来是件光宗耀祖的体面事，但恰在此时司马相如因劳碌奔波使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既要奉旨出使，又要与卓文君约会，这一头白发着实是败了司马相如的兴头。汉武帝知道此事后，安慰他说：“不用为此事发愁，我有个医术精湛的太医，能治各种疑难杂症，不就是将白发变黑吗？小事一桩。”汉武帝一言九鼎，那太医当天就来到司马相如府上，手里拿着一块红褐色的植物的根茎，半尺来长，三寸多粗，外表像个纺锤，身上有不整齐的纵沟，凹凸不平的两头各有一印痕。太医把这根茎捣碎放在米酒中嘱司马相如每日喝三杯，半月后奇迹出现了，司马相如那满头白发一夜之间变成了乌发，头上像顶着一片黑绸缎。他恭敬地请教太医这药叫什么名字，竟如此神奇？太医也叫不上名字来。司马相如沉思许久说，既然它能乌发就叫它首乌吧，名字有了，它还应该有个姓，太医姓何，就叫它何首乌？太医略作推辞也就默认了。司马相如以一头乌发持节出使巴蜀兼顾与美女卓文君约会去了，这才留传下来“文君当垆”和“相如涤卮”的爱情美谈。
关于何首乌这一拟人化的药名，其来历又见于唐元和七年（813年）李翱《何首乌录》，这个传说的大意是：何首乌系唐朝顺州南河（今广西陆川县西）人。其祖父叫何田儿，体弱多病，五十八岁尚未娶妻生子。有一天晚上他醉卧山野，见两棵野藤自动相互交合。他把这种藤和根挖回家去，晒干后杵成末，以酒送服，身体渐渐强壮起来。后结婚生子，遂改名为能嗣。儿子何延秀也照法服用，父子二人都活到一百六十岁。孙子何首乌也照方服用，活到一百三十岁仍然须发乌黑，有李安期者，与首乌乡里同善，窃方服用，其寿亦长，遂叙其事以传之。后来这种药就被人们称为何首乌。
中草药不下万余种，但唯有何首乌有如此多美丽而神奇的传说。
漫话中药的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