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揭示了在《独立评论》后面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和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胡适究竟何如人？就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大陆胡适曾经是个“妖魔”，如今时来运转又成了“圣人”，从学术到人品几乎都是超凡绝俗的“大成至圣先师”。当年“妖魔”化的胡适并非真实的、全面的胡适，那么今天“圣人”化的胡适是否就是真实的、全面的胡适呢？本文试从黎昔非个案入手对于胡适的为人稍事探究，就正于先进贤哲。
一、何物“无为政治”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社评中说：“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在这里他搬出“无为政治”来自我解嘲。那么，胡适的“无为政治”究竟是什么呢？胡适这里讲的“无为政治”当然不是关于治国的方针，而是其办理“独立评论”和为人处世的做法。
1、虐用员工。
如所周知，《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其发行量从第一期的二千本，一年内飙升到八千本，两年内达到一万五千本。其出版、发行任务之艰巨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独立评论》自创刊至停刊的五年半时间里基本上只用了一个黎昔非，另外前三年只有工友老宋一人，1935年才增加了负责财务的陈晋祺协助黎昔非的工作。黎昔非虽然名为“经理人”，但实际上是事无巨细，除编辑以外“包办一切”。他工作负担之繁重，胡适除了上文所说“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之外，还说：“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黎昔非全力以赴也完成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于是不得不动用他的社会资源——同乡、同学、朋友来协助完成任务。目睹黎昔非工作情况的罗尔纲写道：“我于九？一八事变前几天回广西。到1934年3月才再来北平。那时《独立评论》已经出版将两年了。社址在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经理为黎昔非，广东兴宁人，中国公学同学，同吴晗和我都是熟人。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我每星期天都去看他。他很忙，从来没有功夫去玩。”黎昔非的同乡林钧南从1932年5月到1937年7月在北京求学，恰与《独立评论》相始终，双方过从甚密，他说：“他是总其成的，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在内。”黎昔非在谈到《独立评论》的工作情形时说：“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而且工作条件也是十分简陋的，初期“只数间空房，什么都没有，连喝水都不便。”我们从黎昔非在《独立评论》期间孑遗的三封致胡适书信中除了可以具体看到其工作之繁重、琐碎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他从早到晚全天候待命、工作的情形。显然，胡适之所以能够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实行所谓“无为政治”，是建立在黎昔非的“有为”基础上的。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我们不必追究胡适读了《新约》这句话后是否真的曾经“泪流满面”，我们只是要问：当他星期天开着汽车前呼后拥，带着家人、朋友，有时也带着章希吕、罗尔纲等到西山等处游玩时，而“从来没有功夫去玩”的黎昔非正在超负荷地工作，面对三年来“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如此繁重工作的情况，他可曾想到过“工作的人太少了”？他可曾因此而“泪流满面”？
在如此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之下，黎昔非所得到的待遇又如何呢？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的工资是“由胡先生酌定”的，据黎昔非夫人说，他们结婚（1933－1934年之际）之前每月30多元，其后增加了10元，每月4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呢？且看胡适的同乡、当时奉上海亚东图书馆之命来胡家催促书稿的章希吕1934年8月29日的日记：“（胡）适兄和我谈，万孚因要到福建别有高就，基金会里的缺他想请罗尔纲先生去接手。如罗先生愿意往清华读英文，他每月送他一百元。叫我将此情形告知罗先生。至于吾的事，如亚东是不可居，叫我回家后耽搁些时就到他家里帮他做事，每月送我酬劳八十元。适兄美意非常可感，但我能帮他做的事并不多，而送如此之厚的报酬，我意总过不去。”章希吕“能帮他做的事并不多”却可以得到80元的月薪；罗尔纲帮他做的事情就更少了，他1934年3月从广西入住胡家，他说：“我这一次再回到适之师家，不同从前抄录《铁花先生遗集》和辑录《聊斋全集》时那样，每天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祖望、思杜两弟又上学去了，适之家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只叫我自己看书。”后来他请求胡适介绍工作，胡适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有一个文书职位，是在我下面做事的，月薪120元，工作很清闲，有时间自己做学问，你意思怎样？”罗尔纲希望去研究单位，于是胡适让他到北大考古室当助理。1935年1月，罗尔纲把妻儿接到北平，他说：“那时候，我只有60元的月薪，而每月我最低的生活费须用90元左右，还差30元。”章希吕应胡适之邀，于1935年5月再度从南方来住胡家，他5月24日的日记写道：“（胡）适兄送钱来，我因在此帮他做的事不多……故只每月收他四十元。适兄意思很好，以吾负担太重，四十元决不够用，彼此何必客气。结果收了他五十元。”章希吕此时开始任“胡适的秘书”，其中包括协助胡适做《独立评论》的末校。除了吃、住之外，平日的游览、年节回家探亲等费用全由胡家包办，每月40元胡适还认为“决不够用”，还要给他加钱，因为他原先盘算的是给他每月80元，在章希吕推辞后以50元妥协。章希吕“帮他做的事并不多”可以得到如此报酬，而黎昔非超负荷的工作却得到如此菲薄的待遇。黎昔非家境贫寒，远离广东故乡，毫无经济来源，起初是在读研究生，后来结婚有了家庭负担，增至40多元，才达到了章希吕“决不够用”的水平，“需要省吃俭用”才能维持生活。黎昔非的同乡、中国公学同学丁白清1932年秋至1933年夏在北平与黎昔非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对于他在《独立评论》的工作情况颇为了解，他说当时黎昔非“薪水只三四十元，又不够用，我建议他：叫胡适介绍中学教员，教书兼职，他始终都不愿这样做。”1934年12月2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说：“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学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时，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强支持了。”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105元，不过“勉强可以支持”。那么胡适不会不知道黎昔非这点工资是否可以“支持”。1935年6月12日胡适致陶希圣说：“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如来书说的，‘自责’在学术界是应当的，但在教育上则又不应当‘自责’而应当自吹：这是一个两面标准（doublestandard），我不能认为最妥当的办法。至少我的训练使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两面标准。”当他教训别人不可实行“两面标准”（即双重标准）的时候，他自己正在实行“两面标准”，从下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两面标准”几乎贯穿于各个方面。
这里还需要指出，上述章希吕、罗尔纲是胡适私人的“雇佣”或“宾客”，而黎昔非是为“公家”做事，胡适不是把自己编辑《独立评论》说是“为公家做工”吗？胡适曾经就对待公家雇员问题发表高论，1935年6月11日他在致丁文江的信中说：“你最不公道的是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一个负有两千万元的财务责任的机关，对于它的职员稍加优待或体恤，不应该是失策。……你是一个讲行政效率的人，对于此点之斤斤争论，实是成见，而非公心的判断。”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以双重标准处理上述“公”“私”雇员的时候。1936年4月10日这天章希吕曾经“到独立社。有一家印刷局来兜生意，每期可减省印刷装订费约十四元。”章回来告诉胡适，胡适“不赞成换印刷所，因独立社已不赔本，不犯着刻薄劳工。”章听后不禁感叹“适兄无处不为苦人着想”。当胡适在章希吕面前表现其对外界“劳工”博大的慈悲心肠时，他大概忘记了是否应当先在《独立评论》社内部“不犯着刻薄劳工”？
还需指出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独立评论》解散时的情况。“七七事变”后迅即移居天津的胡适夫人江冬秀接胡适9月6日、11日信后，于9月28日致胡适信报告善后处理情况，说：“我是十二号晚上接到你六号信就写信去平叫章胡两位来同回家乡……一直到九月十九日他们来津……章胡是我买了两张船票送给他们，另外送他们一百元，他们只到报馆那（拿）了二百元，用去五六十元了，故我替你补报他们点钱……罗尔纲夫妇走，我又给了他一百五十元，吴春晗走又一百元。”这里的“章”即章希吕，“胡”是胡适儿子的家庭教师，“吴春晗”即吴晗，“报馆”即“独立评论”社。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胡适曾经向江冬秀指示善后事情，其中包括对章希吕等人的善后。章希吕并非“独立评论”社正式员工，而是作为胡适的“秘书”兼助胡适做《独立评论》“末校”，他每月的50元工资是由胡适自己付给的，但现在他居然可以去拿“独立评论”社的钱，而胡适的家庭教师胡某与“独立评论”社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居然也可以从社中拿到钱，这“独立评论”社的公款难道已经成了胡适家的私产？此二人拿了二百元江冬秀还觉得亏待了他们，又替胡适“补报”他们每人一百元和船票。而五年半的漫长岁月里为《独立评论》献出了一切的黎昔非得到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胡适对于黎昔非善后的只言片语，但可以知道的是，黎昔非于“七七事变”后与罗尔纲、吴晗结伴南逃，走到半路就“身无分文”了，亏得罗尔纲借给他20元才得以走完后半段路程。这个情况告诉人们，黎昔非虽然为“独立评论”社工作多年，但是没有什么积蓄，其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遣散费”也是没有他的份的，尽管“独立评论”社在解散后还存款“约四千元”。为了筹集逃难的路费，黎昔非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女式自行车，而那辆比较值钱的“独立评论”社的公车他却存入银行交公，没有苟取分文。靠变卖“家产”逃难的黎昔非只能支持半程的回乡之路已足以说明一切。1938年2月3日胡适致江冬秀说：“这半年里，你用的几笔大钱，都很得当，我看了都很高兴。”显然，这些善后工作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由此可见，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社经理人黎昔非实行的所谓“无为政治”就是最大限度地加以役使和榨取，这与“无为政治”的惠民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2、舍人为己。
那么，胡适“无为政治”的目的和实质又是什么呢？1937年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大概不免‘躬亲细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最能用人；付托得人之后，他真能无为而治。可惜他早年训练太坏，不能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做点学术著作。你若能学他的用人，你无论做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这里胡适道出了实行“无为政治”用人之道的目的、效用是“你无论做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这是胡适在办理《独立评论》五周年之后的经验之谈，故他不无得意地向翁文灏传授心法。的确，胡适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多时间里，不仅杂志办得越来越红火，做成了一件“大事业”，而且“研究工作”丝毫未受影响。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半（1932，5－1937，7）中，他发表论文214篇，出版著作1部，而在此之前的五年（1928，1－1932，5）中，他发表论文83篇，出版著作2部。他每星期只要抽出一天时间编辑《独立评论》就可以了。所谓“每周一天”，实际上大部分是一个晚上，而且主要是写自己的文章，共计为《独立评论》写了123篇文章。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和文集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他不仅身兼各种教职和社会职务，而且照样进行写作、阅读、出访国内外、会客、讲演、社交、宴集、游览……。无怪乎原来对于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性并不高的胡适后来积极性却十分高。1932年4月17日胡适致丁文江信中说：“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怎么好？”他和丁文江“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三年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办过三次刊物，《每周评论》出到36期被封，《努力》到75期停刊，《独立》居然出到180期，总算长寿了！”“七七事变”后身在南京的胡适1937年7月31日致蒋廷黻的信中还在惦记“‘独立’不知还在出版否”。抗战胜利后当有人提议重新办理《独立评论》时，胡适列举了不可能再办的种种理由时，有一条重要的理由他没有说，那就是他再也找不到而且也不敢再去找像黎昔非这样“合适的”经理人了。
胡适一生坚守的一条底线是任何工作、职务不能影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触及这条底线他是不干的（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算是例外）。1932年4月4日胡适致蒋梦麟说，如果推举他出长北大，则“自由将变为义务，上台容易，下台就很难了。无论我大病之后，决不能担任，在几年之内我决不能自投罗网。”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推辞职务任命时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而是为了“专心著述”。1947年12月17日致王世杰推辞公职任命时说：“我不能担负此命。……第二，我今年五十七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我曾细想，我的永远改业，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故有所不忍，亦有所不敢。第三，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是用其所短而弃其所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在胡适看来，维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维护自己“独立”“自由”的权利。
那么，他对于黎昔非的研究工作和“独立”“自由”的权利又是怎样的态度和做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