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包头道街（今抚顺街）64号，是一座中国式民宅，砖瓦结构，共三间。院里另外有个装杂物的木板棚子，由于日晒雨淋，木板墙体已经皸裂变黑。房子原为一个中国人建的，后来被中东铁路管理局属下车辆厂的一个俄籍钳工买下。这名钳工另有房住，买它主要是为了出租；钳工几年前已去世，现在由他妻子鲁伊斯卡娅管理。总务科老宋从她手里租下来，做了伊琳娜和加尼雅的女工宿舍。
三间房中间一间是厨房，厨房里有一口洋井，两副炉灶。伊琳娜和加尼雅住东头一间。西头一间暂时无人住，老宋在里边放了几套旧桌椅和文件柜。
东头这间南窗下面有一铺大炕，能睡五六个人。地下有个旧四方桌，两个凳子。老宋对伊琳娜说：“你们先住下，过两天让老戈来，把西屋文件柜修理一下，给你们当立柜；墙上钉一排钉子，挂衣裳；窗户外面，做一副窗板。”老宋又嘱咐：“炕一定要烧热睡，睡凉炕是会得病，尤其妇女，更不能着凉。”伊琳娜一个劲儿地说：“合拉绍！合拉绍！”又说，“我们随身带的只有两只箱子，这就够用了，不必再麻烦！”
老宋是荣连贵手下的老员工，在海参崴跟随荣老板多年，也会说俄国话。
这时候，戈里果列夫赶着一辆小马车来了，车上是老宋让送来的木柴——一些旧木板和旧包装木箱，另外还有两床被褥。戈里果列夫把两床被褥抱进屋，放到炕上，回身又去抱木板。伊琳娜见加尼雅跟着去卸木柴，也追出去。只听戈里果列夫惊叫道：
“两位小姐，请不要伸手！木板上有钉子！”
“他说什么？”伊琳娜问。
“他说木板上有钉子。”
“木板上有钉子？我们会看不见吗？”伊琳娜反问。
“看得见也会扎出血的！小姐们，让我来吧！”
两个女人笑了。
她俩跟戈里果列夫一齐动手，往院里搬木柴，一边搬，还一边讨论：
“瞧他多能干，我真拿不准，该叫他大叔，还是叫大哥。”伊琳娜说。
“应该叫大叔才对呢。”加尼雅说。
“可是他年龄并不大呀！”
“你看他的脸，又黑，又有皱纹，应该叫大叔。”
“还是叫大哥吧！”
“叫大叔！”
“大哥！”
“大叔！”
“加莲卡，你的尖刻能不能改一改？人家不到四十岁，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叫大叔是尊敬他呀！”加尼雅狡黠的一笑。
“好吧，”伊琳娜说，“你叫大叔，我叫大哥。”
老宋临走前给老瓦留下个任务，检查一下锅灶倒不倒烟。
搬完柴，戈里果列夫走进厨房，看了一眼，又看着洋井，说：“缺个水缸，我去找宋主任。”
戈里果列夫赶着车走了，一小时后，他拉着一口大缸回来，缸里放着一个土篮子，里边有几个碗碟、筷子。
老戈把水缸移进厨房，到隔壁邻居家要来一盆水，用这盆水做引水，很快从洋井里压上水来。想要压满一缸水，并非易事。伊琳娜和加尼雅轮流压手柄，直累得手酸背疼，气喘吁吁，衣裳被水溅湿，才压出大半缸水。
锅里放进水，点着锅灶，烟只有一半吸进烟道，顺烟筒走了；另一半从灶坑里冒出来，不一会工夫把厨房灌满了烟。
“戈里果列夫大叔，这样的炉子你会修理吗？”加尼雅忧心忡忡地问。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们再观察一会儿……”戈里果列夫蹲下，撅起屁股，往灶坑里观望，“有些时候，炉子放久没人用，里边有凉气，会造成倒烟。等到凉气排尽，烟就会顺着烟筒走了。”
三个人就坐在小院里，直勾勾地望着屋顶烟筒。
果然让老瓦说着了——黑烟终于都从烟筒走了，灶坑不倒烟了。
“呜啦！”
三个人一齐欢呼。
“戈里果列夫大哥，你真行！”伊琳娜高兴地说。
“戈里果列夫大叔，谢谢你啦！”加尼雅说。
戈里果列夫得意地笑笑，说：“两位小姐，我注意到，你们一个叫我大哥，一个叫我大叔，你们不觉得别扭吗？”
“是吗？别扭吗？”加尼雅装糊涂。
“你不觉得别扭？我觉得别扭！”戈里果列夫坚持说。
“加莲卡，我们真该统一一下……”伊琳娜说。
“不必啦！”他宽容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别扭就别扭吧！随你们怎么叫，只要两位小姐觉得合适，只要两位小姐高兴，我无所谓！”
他走进厨房，喝了一碗凉水，走出来，说：
“好啦，二位同胞，这里没有我的事了，我走了。”
“怎么能让你这么走呢，我们总该谢谢你呀，吃顿饭再走吧！”伊琳娜真诚地说。
加尼雅瞪了伊琳娜一眼。
可是戈里果列夫并没看见加尼雅朝伊琳娜瞪眼睛。
“你们有多少养活自己的钱，拿给我看看？‘吃完饭再走吧’，好像你们是富翁，要是你们有养活自己的饭钱，能去红十字会登记吗？”
伊琳娜被他说得满脸通红。
“大叔，为什么不能请你吃饭？你看这是什么？”加尼雅手里拿着两块大洋。这里“鼎新泰”今天预先发给她们的工薪。
“啧啧啧，小姐们，留下自己用吧。”戈里果列夫开心地说。
“明天我们可不管你的饭了。”加尼雅说。
“客气什么呀，漂亮的小姐们，我该回工厂吃饭啦，跟我回去吗？”
“不去！”加尼雅一点好脸色也不能自己的同胞。
戈里果列夫一点也不恼，摘下破呢帽，向两个女同胞弯身深施一礼，彬彬有礼地说：
“明天见！”
赶车走了。
下午，伊琳娜和加尼雅烧了一锅热水，两人把老戈送来的两床被褥拆了，洗了，傍晚晾在小院里的被面和褥单干了，二人又把被褥重新缝好。缝好被褥，已是半夜。钻进新洗过的被窝里，感觉非常舒服。可是舒服不到十分钟，二人都惊叫着从被窝里爬出来，原来炕烧得太热，承受不了。二人再将被褥挪到炕梢，还是同样热。没办法，只好坐在被褥上面，聊天。这一番折腾，再无睡意，聊了一阵，伊琳娜说：
“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二人这才咬牙钻进被窝，幸好此时炕已凉了很多。
第二天上班，戈里果列夫、扎依采夫、康斯坦丁、加尼雅被临时抽到货场修仓库。伊琳娜按照原来的分配，在水房烧水、打扫大院卫生。
总务科老宋是伊琳娜的第一个师傅，他把她领到水房，亲自演示如何往炉子里添煤，如何烧火，如何识别水烧开了，如何压火；烧水这活并无技术含量，是个人都能干，老宋演示一遍，把炉勾子往伊琳娜手里一塞，干别的去了。
伊琳娜捅捅炉子，火烧得正旺，扔下炉钩，去扫厕所。
伊万·达维多夫说，叶果罗夫家族在亚历山大二世时还是农奴，农奴法废除后，才改为农民。
吉洪·叶果罗夫是个农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战功，从步兵逐步晋升至大尉退役。一个地主将女儿嫁给他，带来五百亩土地的嫁妆，这桩婚姻让吉洪中尉跻身到地主行列。临终前，他以军功申请贵族身分，获得批准。
吉洪的儿子安德列·叶果罗夫，进一步扩大了家产，所属领地增加了两倍。
第三代阿列克赛·叶果罗夫――也就是伊万的外祖父，曾在军事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军队任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卓越，晋级大校，调回彼得堡，是拱卫京畿的主力部队。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命令，从而被追捕直至下落不明。叶果罗夫家族有个奇妙的现象：吉洪和安德列的老婆性格都温和，对丈夫所做所为，从不干涉。到了阿列克赛的夫人索菲娅，情况完全相反，她性格强悍，家里家外的事，通通要管。她不满足土地的收入，在省城投资建立了一个纺织厂，上千工人为他做工。她有四个孩子：长子列昂尼德有莫斯科大学毕业，专业桥梁设计；长女伊琳娜，大学毕业，后来远嫁到叶卡捷琳堡。次女娜塔莎，在女子中学念书，次子帕维尔在读中学。
“厕所里有人吗？厕所里有人吗？”伊琳娜操着老宋教给她的中国话，在大院东北角的厕所外面喊。
厕所里悄无声息。
确认厕所里无人，她捏着鼻子走进去，用一把条帚将6个蹲位扫一遍。所幸荣老板对工厂卫生要求严格，工人们保持了一种较好地上厕所习惯，厕所倒还不太脏，只是气味让她受不了。溅到尿池外边的尿渍，她按要求撒了一层白灰。
做完这些，她拎着扫帚从厕所里转出来，迎面碰上两个上厕所的工人，双方一照面，都闹了个大红脸。工人为遇到一个漂亮的俄国少妇扫厕所，感到意外和惊奇；他们不理解。也想象不到在这个女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伊琳娜在慌乱间，对两位工人做了个请进厕所的手示，然后跑开。
她心脏砰砰跳的跳着来到水房，抄起脸盆，洗了手和脸，心脏略微平静下来，这时突然一阵尖利地大叫，把她吓得跳起来。原来是铁炉里的水开了。她不知怎么对付它，手足无措，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老宋的指导，往炉里填了一堆湿煤，将炉膛的火压住，这才止住汽笛的叫声。
老宋曾向她交待，早晨一上班，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水烧开。炉子里的火压了一夜，早上要捅开，让炉火烧旺才能把水烧开。把炉子捅着，把满满一铁炉水烧开，大约需要三十分钟，水烧开的标志非常好判断——汽笛叫。水烧开后，接着要完成第二个步骤：压火。即把湿煤填进炉堂，将炉火封住，让汽笛声停下来。水烧开后，再去扫大院，扫厕所。
对于扫厕所和烧水两样工作，伊琳娜宁愿扫厕所，也不愿烧水。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她总是让那个烧水炉尖利的汽笛声闹得心惊肉跳，心脏好像都被撕裂；她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尖叫起来。一旦叫起来又不能很快制止它。有时候希望它马上吼起来，它却执拗地不肯吼；在你毫无准备时，它又会吼起来。伊琳娜简直对这个与她一般高的铁炉束手无策。
下午，伊琳娜在水房捅开铁炉，鼓捣将近一个小时，炉子才尖利地吼叫起来；这突然而起的吼叫，虽然她已有心里准备，还是吓了一跳，脸被吓得煞白，扔了手里炉钩子，跑出水房。愣了半天才清醒过来，按照总务科宋主任的交待，忙回到水房，把湿煤填进炉堂，湿煤填进去，汽笛果然停下来。伊琳娜擦一下脸上汗，提着大条帚扫院子去了。
扫完院子，接着扫厕所。她憋了一口气刚冲进厕所，没等扫蹲位，就听到水房传来尖利的叫声。她急忙反身回水房，原来压上去的湿煤正在熊熊燃烧。她不得不重新填进湿煤，把火压住，这才止住汽笛吼叫。
这一次火是压住了，可是湿煤压成一座小山，把火压灭了。等到发现火灭，需要重新生火，不巧这时厂里来了客人，等着用水沏茶。荣连贵有个习惯，沏茶必须用刚烧开的水，也就是顶得汽笛嗷嗷叫的水――荣连贵把这种水叫“顶汽水”。如今没有嗷嗷叫的“顶汽水”，只能用没叫的水沏茶。荣连贵为此大发了一通脾气。
老宋事后向荣连贵说明，水没叫与伊琳娜有直接关系，荣连贵这才没往深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