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涛星得招工的机会终于来了，是柳州钢铁厂，全县指标是十人，县里分配给县农建兵团的指标高达六人，塘洋连一人，指导员和团领导已内定是任涛星。
这时，团部办公室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上的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并且写明“这是对反无产阶级专政分子的举报信，须有三个在场才能开拆”。既然信封这样写着，举报反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非同小可，办公室的人于是只能由三人看着开拆。开拆后，发现信内容是用打字机打的。说塘洋连的队员任涛星家庭成份是地主，看黄色反动书，抄传那黄色手抄本，伪装积极，那次演习，他之所以能抢救伤员，是因为他看反动书多，奸头滑脑过人，看出“伤员”是为演习故意设置，不是真的有人被特务开枪打伤，他一贯骗取组织信任。
现在在他的床席下暗藏着那黄色手抄本，组织派人搜查肯定会见，同时特别注意不要事先通知塘洋连，因为塘洋连的指导员覃柏宁一贯袒护任涛星，这一是出于覃柏宁的阶级立场和感情，二是覃柏宁企图树立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取得成绩，实现向上爬的阴谋。团部不敢不出动，结果从任涛星床下真搜出了那黄色手抄本。任涛星吓得面色煞白，哭着说他确实没有这样的书，也不敢看过，也不和人们议论过，这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团保卫干部命令任涛星在得到通知之前，不得离开兵团，听候处理。
团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事。指导员在会上说，以他对任涛星的了解，估计给他一百个胆也不敢做这样的事。不管他心里如何想，不管他心里的真实品质如何，但他工作积极，表现突出，这是客观的，即使他真有眼光看得出这是演习，于是假装英勇地抢救伤员，但这又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不认为真是特务打伤？从逻辑上说，说这本书是他藏，也不对，因为他住的是集体宿舍，完全可以有人将书藏在现在这地方陷害他。
并且从整个案情看，陷害他的迹象非常充分而明显，控告信是打字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被查是谁的笔迹，同时文字的条理性，表现力，用词造句水平都较高，至少在塘洋连，除了任涛星没有谁有这水平。联系到最近柳钢来招工，僧多粥少，队员间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故而很大可能是有人认为，任涛星这次获得招工的可能性较大，因而制造事端将他拉下来，使自己或指使自己这样做的人能取而代之。与会者点头称是，团长最后说，这事既然是用打字机机打的，我们没有能力查，报告上面，由上面派高手来查。
由于不有证据，任涛星被解除不得离开兵团的禁令，不受到任何处理，只是如果上面派人来查，要积极配合。指导员开塘洋连全体队员会议，说明了这一情况，要求所有队员，如果上级派人来调查，要配合调查，但不得没有证据地乱说，更不得诬陷别人，特别强调了诬陷人的反坐后果，指出有人是想干掉任涛星，想自己得当工人，但这种品质如此恶劣的人，工作再有成绩，组织也不会批准他去当工人，队员们被诬陷反坐吓怕了。
指导员通知任涛星去连部，说有重要的事情同他谈。在路上碰到了也要去连部办事的孙梦洁。二人于是同行。孙梦洁说，说不定是组织上决定选拔任涛星去柳钢当工人了，因为那黄色手抄本事件查无实据，从外部逻辑看，任涛星不可能藏这本书，甚至连看也不可能，大家都是这样议论的。任涛星心里怦怦乱跳，在逻辑上确实是这样。从道理上说，组织上是应该给他去柳钢。但任涛星看书多，对世界了解较多，知道世界上的事很难说。
“生活常常并不按事先写好的剧本运行”，他用这世界名言回答孙梦洁。
孙梦洁给他打气：“话虽这样说，但人有三衰六旺。那黄色手抄本事件把你吓脱了一层皮，跟下来的一定就是旺运了。你的成绩有目共睹，人人知道那黄色手抄本事件，是想抢你名额的人陷害你的，组织上会考虑民心，只有让你这种成绩显赫的人得了，人们才会努力工作。上边虽然想以实例来体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政策，但社会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肯于努力，并能够做出突出成绩的极少极少，组织上发现你，培养你这样的榜样并不容易，是不轻易让浪费掉的。还有，只有让搞鬼脚的人不得逞，最好是还要付出大代价，人们才不敢做那样的事。”
孙梦洁的知识和能力远远不如任涛星，但她对这件事想多了，思考得很成熟，自信这话说得非常在理。任涛星也感到在理。他切切实实地感到，离得招工理想的实现，保证今生脱离农村地主富农仔光棍俱乐部，只有一步之遥了。
到了连部，孙梦洁去办她的事，任涛星进去谒见指导员。
指导员叫任涛星坐下，神色严肃，并亲自倒一杯水给任涛星，任涛星轰然感觉到了，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指导员叹了一口气，先说要任涛星不管听到他说什么，都要顶得住的话。任涛星木然地答应了。指导员然后简洁地告诉他，组织上已决定是招二排长去柳钢，他任涛星待等下一批招工，并且这是正常的决定，与那黄色手抄本事件完全无关。
任涛星听清楚了得去柳钢的是二排长而不是他的意思，身体如彻底掉进了冰窖中。下面的话他没有心听了，也没有必要听了，只迷迷糊糊地听指导员说要正确对待，那种不用听也知道的套话，他也是机械地回答服从组织安排这类套话。指导员然后说他还有些事要做，任涛星如何没有什么话说，就可以离开了。任涛星知道，由于不知说什么好，指导员是要尽快把他赶走。他马上走了。
取代任涛星去柳钢是二排长，而不是一排长，不但是指导员运作的结果，还是指导员性格的必然。指导员名叫覃柏宁，1965年从BJ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分配到塘洋公社当普通干部。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第一届毕业的本科生1981届开始，至少十年，国家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被分配到公社这种基层小单位，从整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那时却一点也不奇怪，如武汉大学中文专业本科生，在公社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而县高中高比例的老师，却是连大学教材都没有接触过的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屡见不鲜。
并且，一旦分配进了一个单位，想改变于许多人来说比登天还难。覃柏宁小学中学大学成绩一贯优异，大学专业是法律，却连法院也进不去，也是正常现象。公检法部门是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连想也不要想，相反，是公检法合力，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解放军复员时，管理部门非常注意将他们充实到公检法去，文化高低不是标准，甚至文化低者还更优先，因为没有文化的人，打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才更下得狠手。
覃柏宁大学毕业后，仍然年复一年地坚持学习，并且不声张地学习西方的东西，他专业水平之高，知识之广博，按国内标准，是出类拔萃的。但有点神奇的是，他从1961年18岁入读大学，直到现在1975年32岁，中间经过知识分子无不心有余悸的六七十年代那特定时期，竟然平安无事，甚至没有被打过。原因是他非常善于做两面人，即心里想是一回事，外部形态又是另一回事。并且，他处事非常中庸，即为了不明目张胆地对抗上级的指示，不得罪领导，上级要求做什么事，他在表面上接受，但实际执行时，他的知识，很高的思想水平，使他心里明白什么为真正的对错，于是他总是设法将事情处理得表面上执行了上级的指令，社会的实际损失又最大限度地不大。
比如，上级要求清明前插完秧，他知道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按本地气候特点，是清明时才插秧。公社领导发令全体干部均到村，给农民传达这一要求。有的干部对农民这样说：“你们给我按上级要求做”。群众十分反感，认为这干部是明目张胆为了自己工作任务的完成，不顾农民死活。覃柏宁是这样说：“咱们平城县历年插秧进度总是在GX最后，今年上级要求清明前插完秧。”
这句话前段是暗示农民，过去插秧进度迟，但并没有错，平城县年年是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县就是证明。现在要清明前插完秧，不过是下级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形式要求。农民心领神会，表面不顶撞，按时将空谷箩浸进水里，装着浸种，实际上是按节令做。公社的领导对覃柏宁这样处理，通常是睁眼闭眼，其实是满意加上在内心骂，真不愧是臭知识分子，狡猾！因为上级论公社书记和主任的政绩，最终是看年底粮食产量，如果听上级的瞎指挥，粮食减了产，那才真被追究，并且不准辩解。
政治上，覃柏宁更是小心翼翼，写文章做事均注意滴水不漏。如六七十年代那时期时，公社被夺了管理职能，造反派要了公章，覃柏宁一声不吭，反正工资照得，他跑到山区水库钓鱼去了。覃柏宁深知任涛星这种热爱读书的人是人才，只有重视人才，重视知识，国家才有希望。对任涛星这种爱看书学习的人，有的干部咒骂为臭知识分子，当然，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知识分子，他们生搬硬套，不过是发泄对这种人的不满而已，即使是一般的正直的人，听起来也感到这是反社会，直想一刀宰了他。有的干部直率地说，这种人是生不逢时，让人听起来是对现实不满。
覃柏宁是这样说：“有的同志热爱学习，如果是出自革命目的，是很好的。”一个“如果是出自革命目的”的帽子，就把全句的意思纳入当时属正确话语的篮子里，让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人听得出真实意思，心里热乎乎的，反对的人也抓不了把柄。正基于然，在那个年代，他是升不了官的，始终只是一个普通的公社干部。不过，他的生活也不怎么样，和许多公社中学大学生教师被迫娶农村妹不同，他娶的是一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他本科大学毕业生工资是52元月，夫人中师毕业生是35元月，只要二个孩子，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好不少。
覃柏宁深知知识的重要，他总是注意发现和帮助人才，主动给人们传授知识，但这一切都以他的利益不被危及，特别是没有政治风险为前提。他给人们讲的知识，多属没有多少政治色彩，没有人文倾向性的领域，并且往往讲得深入浅出，理解水平很低的人也能听明白。从而颇受人们欢迎，崇敬，甚至爱戴。兵团是仿军队建制，连设有政治指导员，被公社派来的他是这一职衔，兵团战士平时称呼干部，虽然也是称职衔，如对团政委同样是叫政委，但称覃柏宁为指导员，还有多一层的，乃至在心目中更重要的意思，即尊敬他为思想引导者。于是，战士们都非常乐意这样称呼他，他也乐意，因为他对能传授知识给人们，非常有满足感，成就感。
指导员本意是挺任涛星这次就去柳钢的。在感情上，指导员喜欢任涛星这种肯于看书学习，有知识的人。他完全知道，由于农村讲阶级成份比城镇和单位程度深得多，对知识和人才的轻蔑严重得多，任涛星如果在农村，真连老婆都讨不到，这样优秀的人才就真是毁了，而如果当上工人，离开农村，他成才的概率就高了。在情义上，任涛星来到兵团后，非常听他的话，鞍前马后服务于他，其它人不如他的一半，从人伦公理上说，他欠有任涛星的债。
但如前所述，指导员非常重视圆滑做人，非常重视保护自己。他知道那黄色手抄本事件后，团领导不想让任涛星马上得去当工人了，因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那书确实是任涛星收藏，但毕竟有嫌疑，这是在运动的风头上，任涛星又是地主仔，让他当工人，以后有什么反复，比如，有人提供了新的证据，或者是上面根据需要，硬说就是任涛星，还是不好办。在那个年代，政治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是最可怕的问题。团领导都和任涛星非亲非故，犯不着为他担这风险。指导员既然知道了团领导这一心理，再加上自己也不愿意承担这风险，于是在团部会议上，就迎合团领导的意图，改为推荐二排长取代原内定，但还没有对外公布的任涛星，团领导对指导员能摸准领导意图，并迎合领导意图办事，相当满意。
指导员故意不让一排长得招工，是因为他认为诬赖任涛星的事，九成是一排长干的，这事可以说干得水平相当高，懂得可能是到很远的地方，收买人用打字机打，使人无法查验笔迹，对任涛星的情况又那么熟悉，信中的话可以说是句句中要害，还软性而却是有效地，迫使上级马上派人到任海涛的床下搜查出证据。这样的事，在所有兵团战士中，在理论上，只有当过解放军侦察兵，受过间谍训练的他才做得出来。覃柏宁对这样的下流坯，对这种为了一己之私，屠杀人才的流氓行为是非常痛恨的。而在工作上，他还不得不依靠他们排长，于是他不露声色，用二排长顶任涛星，实现了既能激励排长等干部好好干，又让一排长付出惨重代价的目的。
孙梦洁用最快的速度办完事，早早到指导员办公处的门口，等候任涛星。她见任涛星出门时脸色阴沉，知道事情不妙，不敢问什么，就和任涛星一起回去了。两人开始是默默地走在山路上，孙梦洁几次想开口说话，但又总是说不出来。到了一处僻静的，能够看清二头都没有来人的山头路口。任涛星突然走到路边蹲下，小声地抽啜起来。孙梦洁吓了一跳，连忙问怎么了。这一问，打开了任涛星的心闸，他忘情地对孙梦洁喊起来：“梦洁啊，做人怎么这样难呀，我父母为什么把我生来这世界呀！”
尽管孙梦洁料想到任涛星已不得去柳钢当工人了，知道他心里一定很难受，但完全没有想到他喊出这样的话来，她知道这二句话所含痛苦的巨大，她清楚地听到任涛星第一次将对她的称呼从“孙梦洁”变成“梦洁”，或许在别的地方，二者之间没有多少不同，但在当地，这一差别在感情的色彩，人缘的亲近上是非常大的。比如，在高中，男女同学之间互相称呼，如果是完整地说姓名，人们感到他们关系是一般的，如果是只称名略了姓，那么人们就认为他们的关系亲近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班主任就得对他们特别注意了，有一家学校甚至发生仅仅是一个男生这样称呼一个女生，二名学生均被学校开除的事，罪名是学生之间不得谈恋爱。
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70年代，这种滥用权力，草菅人命的事，司空见惯。任涛星只用名称呼孙梦洁，使孙梦洁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她知道任涛星已22岁，从小被人欺侮惯了，是不轻易暴露自己思想的，因为这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心理发***神放松的好处，但与同时会带来更多的被幸灾乐祸，更严重的看不起，更多的欺侮等痛苦比较起来，后者的痛苦比前者的好处重得多。任涛星现在敢对她诉说，这是把她作为可以倾诉痛苦的亲人，或是最能信任的朋友看待，并且确信她听后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不会幸灾乐祸，而会给他以同情，安慰，这类现在他最需要的东西。
孙梦洁于是温柔地对他说：“哎呀，不得就不得吧，还有下次呢，纵然都不得，一辈子当农民，像你这样聪明，身体又壮的人，就是丢进荆棘丛里，也会比一般人过得好的。做人并不难啊！”
孙梦洁的同情，温柔，一贯的善良，使任涛星更加忘情，更加激动：“你是城市非农业户口，父母是工人，不管天下不下雨，国家给你家发工资，供应你们米面，病有国家医，还分配住房，你当然不感到难，你没有我的经历，不知道我的处境，虽然我们那里自然条件不算差，但很辛苦，一年到头天天做工，还是烂沤田，泥有上尺深，很多时候得上山挖树根劈开晒干，半夜起来挑到县城卖才得钱买油盐，许多人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晚上也只能吃稀粥，女人多是想往外嫁，改变命运，嫁在本地的不多，男人本来就难讨老婆，象我这种地主富农仔，就更难，许多四十多岁了还娶不上一个最差的女人，我只有当上了工人，才能避免这种悲惨命运。梦洁啊，我这几年来，作出最大的努力，其实是垂死挣扎啊，怎么我就那么难呢，我这辈子永远改变不了打光棍的命运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孙梦洁知道这是任涛星的心里话，心地的善良，使她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然后又带着婉惜的口吻说：“指导员是怎么说的？他平时很喜欢你，器重你，你又卖力给他效劳，他应该帮你啊？以前招工，只要指标分配到了连，不都是他最终决定！”
任涛星不顾一切地说：“指导员这个人，是油了滑，滑了油，钻进油缸也不沾油的人，他确实帮我，但那是以他没有什么危险为前提，，如果没有那黄色手抄本诬告信的事，我说不定真得了，而有这事后，从他这个人的性格看，他是不会为了我而担风险的。因为这种事现在正在风头上，那诬告信又揭发他如何袒护我这个地主仔。我们农村人得招工，比你们城市插青难上百倍，在这种丢一根煮过了一百次的骨头，也有一千只饿狗来拼命抢的，众目睽睽的大事上，他如果还竭力帮我，容易被人家抓辫子，给他带来麻烦。
再加上团里的领导因为这事不想给我得了，他就更加不敢了。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就不会在六七十年代那时期中基本上不受什么苦难，平时也不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不得当官，一个名牌大学的本科大学生，却只是一个专业根本不对口的普通公社干部，还被发配来山区野外，领导农建民兵连了。不过，他能够这样对我，已经是非常不错了，非亲非故，人家得我什么？弄不好还被别人说有同情阶级敌人的思想倾向，算他是好人了。”
孙梦洁早承认，自己思想水平远比任涛星低，任涛星对人，对社会的洞察能力，远远比她强，任涛星所说的这些，她过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但远不如任涛星所说的清晰，准确。孙梦洁说不出什么了，只好说：“既然这样，这次就算了，不要泄气，继续努力，好人有好报，我相信你会有实现理想一天的。”
任涛星很需要这样的话，他感激地对这漂亮，善良的异性朋友说：“我不会泄气的，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不努力肯定是死路一条，我努力，说不定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不看书学习，不写稿，晚上又做什么呢，我为什么浪费宝贵的青年年华呢，我只要有希望，就会珍惜每一分钟时间，努力创造实现理想的条件的。”
说到这些话后，任涛星平静了下来，他回想起了刚才说关于指导员的话，后怕了，用央求的语气对孙梦洁说：“我刚才说指导员的坏话，是昏了头，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啊，说了，传到指导员的耳朵，他会怎样想呢？”
孙梦洁语气坚定地说：“放心吧，我对天发誓，不对任何人说。其实我知道你是看书多，于是很聪明，很能认识人，上次演习，我事后想明白了，你做得突出，不是因为你品质特别好，而是因为一般人不想到，你却肯定这是演习。台湾根本不太可能将特务投到我们这里来，那个伤员一定是装的，所以你敢冲过去包扎，背他下来。当然这我也是不会和人说穿的，我知道，你敢跟我说你家成份的事，是你认为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看不起你，还欺侮你，你知道我不会对人说你刚才说的话，才敢跟我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