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大地复归黑暗。
视野尽头的雪山变成了黑色的剪影，漫无目的地向大陆的深处绵延。
市中心华灯初上，坎比街上等待公交车的无产阶级们排起了整齐的队伍。他们驯顺地遵守着“良好公民的行为准则”，除了降低在“排队上车”这个行动上的互动成本之外，遵守规则无疑也带去了某种可悲道德优越感。我很少在公交车上看到衣着体面或者面带幸福的人，乘客要么是蓝领工人要么就是老弱病残，狼狈地拎着塑料袋或者拉杆购物袋，只在极个别的时候能看到中产阶级以上的乘客，这些家伙无一例外，都像来观光或者采风一样，对车里的一切充满新鲜感，不知道怎么正确刷卡，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弯腿坐下。
我称公交车为奴隶船。一如福柯笔下的愚人船，上面装载着被流放的不受欢迎的人，驶向荒远的异乡，没人领航，永不掉头。
我此时则坐在警车里，享受着座椅散发出的皮革香味，听着雨点斜打在车窗上发出的悦耳声响。我仿佛看到作为献祭的处女的经血从巴别塔的顶端滴落到大理石地板上。
徐堂的死使我感到兴奋，畅快，食欲大振。我仿佛回到了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坐正身体，张开双臂，目视群山的轮廓。那冰雪中的落基山脉的黑暗的另一侧，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
我努力想着其他令我难受的事情，比如我的人生为何陷入今日的窘境，道德在人类历史上是何等脆弱无力，实践理性何以这般被世人摒弃，凡此种种，忧天悯人，以使我的表情看起来更应景。但我实在感觉太无聊了，我此时绝对不该呆在这儿。
“Do you mind I take a selfy， Officer？（你介意我自拍一张么，警官？）”
“我建议你不要。“开车的警察打着官腔，从他的口音里我听到了浓重的中东味儿。他可能是土耳其人或者伊拉克人，八成是第一代移民，像我一样。但他现在有着六万到十万加币的年薪，也就是人民币50万，这就是加拿大警察的年薪。我呢？我以自己美妙的商业计划和隐私权作为遮羞布，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许是这个数的五分之一。
“警车里严禁拍照。如果你拍了，你就得把手机交给我，我会清除里面的数据。你已经拍了么？”
“手机还在我裤兜里。不过说起加拿大的人权状况....怎么说呢，这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的Jurisdiction（执法管辖权）里面，这就是你的人权！take it，and no way to leave it。”这个异乡人通过修改俚语来建立对英语的心理优势，真是个可悲的臭杂碎。我对他的种族充满敬意，只是憎恨身处他的阶级中的一切人。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我当时根本不在家。唐人街大街小巷的摄像头应该都会拍到我，我和室友可以相互作证。“
“噢，你并不是嫌疑人，you are our guest，we just need your help，所以你也不需要律师。顺便说一句，温哥华的大街小巷可没有摄像头，这里可不是共产国家。”
“我是你们的客人？换句话说我可以随时离开了？”
“是的。你想下车么？我可以把车听到路边。你想下车么？嗯？想下车？我就在这里停下怎么样？”这个警察表现出asshole的一面，耍起了无赖。
“得了得了，我会跟你去警局。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你在温哥华没有别的朋友么？或者亲戚？”他的语气缓和了一点。
“我有个表姐（cousin）在这儿，住在新西敏，开车得四十分钟才能到。”
“OK，晚些时候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们有空房间给你。”
“我很饿，希望能吃点东西。”
“别担心。我们会为你提供一顿full meal。”
“什么时候？”
“随时。你是我们的客人，噢，还有热饮料。”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坎比街5070？”
“不会在很短时间内。调查取证时间通常在一周以内。你知道，毕竟死了人。最糟糕的情形是下周的今天，不过运气好可能两三天就能回去了。”
“Fuck，那时候冰箱里的剩菜都馊了。我炖了beef tender，保鲜盒的盖子没有盖。”
“这点我可帮不上忙。”
“我明天上班用的东西可以拿回来么？”
“你做什么工作？”
“怎么说呢，我此时主要是在读书，我正在考ICCRC的注册移民顾问证书，我和我的室友Eric徐，就是死者的哥哥都在读这个课程。在其它的时间我是个油漆帮工，最低工资，贴补家用。”
“Ok，not bad。移民顾问，不错的工作。这年头，移民太多了，加拿大每年要招几十万人。”
“今年的指标是三十万。这可是加拿大政府的大买卖。”
“你是公民么？”
“不，我是永久居民，刚刚登陆半年。”
“你上班需要什么东西？”
“防毒面具，工作服，电工胶布，手套，乱七八糟的这些脏东西，放在一个拉杆箱里，黑色的，在我房间门口。如果能帮我拿来真是不胜感激。”
那个警察不再说话，他正在专心变线。
“你可以填一份表格，最早后天就可以拿回你的东西。”
“Fuck。那我明天怎么办？”
“注意你的语言，你是在和警官说话。”
我撇了撇嘴，望向窗外。这些官僚主义的狗屎程序搅乱了我的好心情。
警车停在了百老汇街1687号的温哥华警察局的地下停车场。这个警察局占了一整幢办公楼，这个楼高三层。在号称繁华的百老汇街，这已经算高层建筑了。
这个中东口音的警官带我进了电梯。电梯只升了一层我们就出来了，我没能记住电梯里那些皇家骑警，山地骑警，边境警察，海事警察和狱警的招聘广告内容。
警局一楼大厅干净到令人窒息，空空荡荡，日光灯把一切都照成白色。来自中东的警官走到这里就茫然无措了。
“呃，等一下，这里应该有个人的。”他对着对讲机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就像八九十年代北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报站一样，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你提到过full meal，还有hot drink，我现在时间挺富裕，你明白我意思么？”
“我说了等一下。”他的表情尴尬而局促。
走廊深处的一件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金发碧眼，年龄四十五岁左右的白人女性过分热情地向这个叫Sunny的警官打招呼。加拿大人打招呼一向过分亲密热情，无不认为它能对应任何一种人际关系的真实状态。这个女人看了一眼手中的表格，然后转脸向我。
“你一定是刘先生了，我是Detective Sherry。很抱歉需要你等一阵子，我正在和你的一位朋友聊天，希望你不要介意，等下就结束了。你饿不饿？”
“非常非常饿。”
“我知道，我知道，真的非常抱歉。你不知道我们有多感谢你们可以来这里，真是帮了大忙。”
“倍感荣幸，女士。”
“OK，OK，thank you，thank you。”她好像下意识地模仿东方人鞠躬的样子对我欠了几下身，然后说：“让Sunny给你弄些吃的，肯定有你爱吃的，牛排，猪排，汉堡，热狗，随你挑，我们这儿还有全温哥华最棒的甜甜圈，还有热巧克力。”
我也模仿西方人偏见中的东方人的样子，合十，欠身。
“Let's go，buddy。”我对Sunny说。Buddy这个词从字面上看表示亲密，平辈，但从功能上来说，绝对绝对是一种侮辱，它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强者称弱者为Buddy，比如你安慰一个内心脆弱的家伙时，会如此称呼他。
“噢，稍等片刻。”Sherry警探满面堆笑，然后对我比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她走向五米外的另一间办公室，敲了敲门，过了几秒钟，里面探出一个脑袋。这是那个在坎比街5070门外与我目光交错的身穿North Face防水夹克的白人警探。他再次望向我，我礼貌地对他点头，他也礼貌地回应。由于距离太远，我听不到这两个人说了什么。他们的对话持续了十秒就结束了，然后Sherry走回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对Sunny示意，Sunny表示领会。
当这两个办公室的门都关上之后，Sunny和我无措地站立在寂静的大厅里，就像被遗弃了一样，虽然这只有那么一瞬间。
“OK，想吃点汉堡么？”
“我想尝尝你们的牛排。”
“好的，先生，只要你愿意。紧随尊驾。”Sunny摊开手，指向电梯的方向。
我们再次钻进电梯。
待续
下次更新：2018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