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支流繁多，由唐古拉山绝域高原的涓涓细流，再到沱沱河的波涛奔涌，构成了长江的本源，从青海玉树巴塘河口到四川宜宾，便是因盛产沙金而得名的金沙江，咆哮的金沙江与岷江会合后，长江才有了中华第一大江的辉煌气势。长江有不同的截分，比如，在长江上游，分别以泸州、重庆和万县为中心，划分为上中下三段。在中段重庆，因江津附近河道呈“几字形”，此段长江也称几江。比如，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全长1030公里的河段被称为川江。也有称川江是指长江在湖北宜昌以上的河段。长江是四川，乃至中国西部交通要津。川江自古以天险著称，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天府之国，原本富庶，川江之险，却使物产商务难以发展。川江江宽、水深、流急，自古以来航运发达，是四川盆地内的骨干航道，作为天府之国的母亲河，川江见证了巴蜀大地的繁荣兴盛，然而在近代史上，它却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起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方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英国“汉华丽”号等7艘炮舰闯入吴淞口，随后各国兵舰、商轮接踵而至，由此，内河长江门户洞开。
光绪十年（1884年），苏格兰商人阿吉包尔德·立德乐在上海开办了立德乐洋行，后又成立“川江航运公司”，购置了一艘小汽轮“彜陵”号，准备经营长江中游汉口到宜昌的航线，此举首开西方列强争夺川江航运权的先河。
光绪十四年（1888年），立德乐又添置了一艘新的“固陵”号轮船，试航川江，再次染指川江航运，这次他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援。7月，英使华尔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发放准单，并转饬沿途地方官员保护。总理衙门以“川江险狭，行轮必碰民船，须妥议章程，方可试行”为由，暂阻该轮上驶，同时令川省派官员赴宜昌与英国领事会商防碰章程。此时，“固陵”号已由宜昌出发，沿途遭川江两岸成千上万名船户和纤夫的反对，声言要“以火焚之”。一时间，“固陵”号四面楚歌，立德乐见状不妙，掉头返回宜昌。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巴县知县杭国章奉命赴宜昌与英国驻宜昌领事和商人立德乐谈判。时任四川总督的湘军名将骆秉璋认爲“川省民情义愤，反对外轮入川，且外轮航行川江，极易碰损民船，势必衅纷不断，了无宁日”，力主拒外轮於川江之外，并表示川省情愿以高价收买立德乐的轮船及其在宜昌的码头设施，以换取英轮10年内不得上驶重庆的协定。不料，英国领事称协定只对立德乐有效，与其他商人无关，此议遂废。
外国资本侵入川江，严重影响了原有船民的生计，沿江船工发出“洋船入川、大河水干”以及“新滩生得陡，发的外来狗”的抗议吼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7日，中国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签定《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至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同年，第一批法国军舰“奥立”号、“大江”号、“阿利纳”号抵达重庆，并派驻川江。法国军舰“阿利纳”号为勘测川江河道，在由重庆驶往叙府（宜宾）途中，锅炉爆炸，四位水手被沸水和蒸汽烫灼致死。这是外国船员为开发川江做的牺牲。法国人在第一次测量川江后，就组建了东方轮船公司，根据川江的特点造船，图占三峡航运之利。外轮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土轮运业的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厉行新政，他一面想法阻止外国人染指川江，一面密令一位负责振兴实业，专管本省农工商矿业及各项交通事务的官员去重庆考察轮船事务。这位官员年轻精干，他就是时任川省劝业道的周善培。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戊戌政变前，周善培在湖南任职，与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等为友，参加过戊戌维新。政变后东渡日本，注重考察学校、警政和实业。回国后，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手下，任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这个学堂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做了革命党，其中有许多后来青史留名的人。学堂选址黄埔，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黄埔军校的前身。在四川总督锡良竭力推行新政时，周善培回川任警察局总办，使CD警政焕然一新。这以后，周善培又担任过四川商务局、劝工局总办、通省劝业道等职，成为全国有名的新政能员。
在劝业道任上，周善培明确宣称，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为川省挽回绝大利权，从而为国家“争一优胜地位”。他和当时专搞国企的张之洞不一样，对四川的民营资本采取了明显的扶持态度。为一些困境中的民办工商企业筹集资金度过难关，尽量创造好的经营环境。扶持创办“川江轮船公司”，是周善培在四川做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创办之初，周善培到重庆，走过城门来到江边，亲自上了英国军舰，顺江而下，考察川江。在一次乘木船体验川江水情时，木船不慎倾覆，这位道台大人落水江中，险遭不测。亲身实地考察使周善培深信，轮船在川江上航行比木船更快捷，也更安全。周善培回到省里，一力倡导组建川江轮船航运，以为有利无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锡良离任，赵尔丰代理四川总督。为了维护川江航运权，赵尔丰鼓励川商经营川江航运。同年，周善培等奏准清廷开办川江轮船公司，主要由重庆绅商筹资。“1908年3月，官督商办的“川江行轮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按官四商六的原则，预定股本银20万两。”重庆商会首任总理李耀廷为主要投资人，公司开办，李耀庭之子李湛阳被选任公司总理。李湛阳与周善培同是留日学生，同学的警政专业，两人是同学。其后，在广东又同在两广总督岑春煊手下共事。“1909年10月27日，该公司第一艘轮船“蜀通”号首航重庆，开始经营重庆至宜昌间的客货运输。后来公司又添置了“蜀亨”、“蜀和”、“新蜀通”三船。川江轮船公司虽属官商合办，但其主要成分仍为民族资本，它的成立，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开始了川江商业性客货轮运的新时代。”（《重庆辛亥革命史》）首办川江航运，川江公司购置的几艘轮船都产自英国，毕竟“日不落帝国”航海业发达，轮船最先进。为方便停靠，川江公司还买下重庆太平门码头、寸滩码头。
川江公司依照大清《公司律》法律规定合股组建，这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官府鼓励实业，对川江公司政策非常宽松，除性质规定公司为官督商办外，还作出明确承诺：其一.以后无论效益多好，决不因有官股而收回官办。其二.官府承诺在川江公司成立25年之内，不再批准任何轮船航运公司，让川江公司独享黄金水道之厚利。
注：立德乐。立德乐（1838——1908）英国人，著名实业家，进入当代重庆名人馆的外国人，他也是首位闯进中国西部的外国人。光绪九年（1883年）2月，立德乐与妻子搭轮船先到汉口，再改乘木船，经40天艰苦航行，抵达重庆。他所著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立德乐是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的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15日，时年58岁的立德乐自任船长，驾驶10吨小轮船“利川”号从宜昌出发，穿越三峡，经过20多天航行，于3月9日抵达朝天门码头。同年，立德乐在重庆市中区开设洋行，名为“立德乐洋行”，经营四川土特产和外国舶来品。后来，立德乐在南岸开办猪鬃厂，以永租的方式将上新街、马鞍山、瓦厂湾九湾十八堡范围的土地用来修建厂房、货栈、别墅等。此外，立德乐还曾在江北开办煤铁矿。
注：锡良（1853—1917），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历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开始在四川积极推行清廷所提倡的“新政”，他不仅在当地设立各种学堂，还派大批学生赴日、美、法等国学习。在四川任职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争夺路矿权事件。当时外国列强认识到“铁路所到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的道理，积极争夺中国的筑路权和开矿权，而清廷也似有支持之意。锡良为了保住国家的主权不受列强染指，挺身而出，力主自办。他不仅反复上折强调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且还在数年内积极筹措股款达千万以上，在四川民众的努力支持与不懈斗争下，锡良最终取得了川汉铁路修筑的自主权。同年，锡良开始在西藏巴塘地区进行拓民垦荒。并于1906年派员平息了由上层喇嘛和土司势力挑起的“巴塘事件”。他为官三十七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时代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
注：周善培，原籍浙江诸暨，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CD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督川，实行改革，废保甲总局，新办警政。周善培被聘为警察传习所总办，负责建立新的警察制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赴粤任两广总督，周善培随岑赴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锡良任川督后将其调回，出任巡警道。他做了许多实事，而最为著名的就是效仿日本，率先开设官方红灯区，进行规范管理。继在CD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CD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积极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四川保路运动，周善培也是见证人。
周善培参与过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辛亥四川争路记》等。
周善培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善培题写的。
图一.立德乐雕像（摄自重庆名人馆）
图二.立德乐所驾小火轮“利川”号
图三.锡良肖像
图四.周善培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