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真的！” 我撒谎道， “我没拿那些东西。”
但母亲知道是我拿的。“是萨芬娜先开始的，” 我辩解道， “她拿了爸爸买给我的粉红色手机。”
母亲一动也没动。“萨芬娜年纪比你小， 你应该好好教她”， 她说， “你应该当个好榜样。”
我哭了起来， 并且不停地道歉。“不要跟爸爸说。” 我恳求她。我不能忍受父亲对我感到失望， 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文不值的感觉非常可怕。
这不是第一次了。当我还小的时候， 有一次， 我和母亲去市场，看到一台装满杏仁的推车。杏仁看起来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无法抗拒， 伸手抓了一把。母亲要我放回去， 并向推车的老板道歉。但老板很生气， 不愿就这样罢休。我们身上只有一点钱， 母亲打开钱包看看还剩多少。“你愿意十卢比卖给我们吗？” 她问道。“不能，” 老板回答， “杏仁是很贵的。”
母亲很难过， 告诉了父亲这件事。父亲立刻出发， 买下来那个老板全部的杏仁， 回来放在玻璃盘子上。
“杏仁是很好的食物，” 他说， “睡前吃杏仁配牛奶， 会让你变得聪明。” 但我知道父亲没什么钱， 而盘里的杏仁是用来提醒我犯下的错。我跟自己约定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结果， 我却又犯了。母亲带我去向萨芬娜和她的父母道歉。这真的很难。萨芬娜对我的手机的事情只字未提， 虽然很不公平， 但我也什么都没说。
虽然我感觉糟透了， 但我相信这一切已经结束。从那天起， 我再也没有说过谎或偷过东西， 连父亲留在家里让我们买零食的硬币，我也没拿过。我也开始不再佩戴珠宝了， 因为我问我自己： 这些吸引你的小玩意儿是什么？ 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不值钱的小首饰， 丢了自己的人格？ 但我还是满心罪恶感， 直至今日， 我仍每天在祷告中向真主道歉。
我的父母每天都会向对方诉说一切， 所以很快， 父亲就知道了我心情不佳的原因。从他的眼中， 我明白我让他失望了。我多么想让他继续为我感到骄傲， 就像我在学校里获得年度第一名奖状的时候； 或是像我的幼儿园老师乌尔菲特小姐告诉他的， 在班上开始学乌尔都语时， 我在黑板上写下“请只讲乌尔都语”， 以便大家能更快地学习这门语言。
为了安抚和鼓励我， 父亲跟我讲了许多伟人在小时候曾犯下过错的故事。他告诉我甘地曾说： “人若不能自由地犯错， 那么这自由就不值得拥有。” 我们在学校里读过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故事。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 住在卡拉奇时， 因为他家里没有电灯， 会借着路灯的光线读书。他告诉其他男孩子不要在尘土里玩弹珠， 改打板球， 这样就不会把全身弄得脏兮兮的。父亲在他的办公室外挂着一幅摹本， 是林肯写给他儿子老师的一封信， 已翻译成普什图语。那封信写得极好， 全是极好的建议。“如果可以， 请你教他书本的美好， 但也给他时间， 让他去思考永恒的谜题： 天上的小鸟、阳光下的蜜蜂和翠绿山头上的花朵。” 信里写道， “让他知道失败远比作弊光荣得多。”
我想， 每个人一辈子里至少都犯过一次错误， 重要的是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普什图习俗有着不同的看法。
按习俗规定， 若受委屈， 我们定要采取报复手段。但这样冤冤相报，何时能了？ 如果家族中的男人被另一个人伤害了或杀了， 他们必定要采取报复， 杀死加害者家庭中的任何一个男性， 以维护荣誉。这一来一往不停循环下去， 没有止息。我们甚至有句谚语说： “一个普什图人花二十年复仇， 其他人会说这还早着呢。”
有很多说法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民族， 其中一种是“普什图的石头不会在水里变钝”。意思是说， 我们既不会遗忘， 也不会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说“谢谢”， 因为我们相信普什图人是不会忘记别人的恩情的， 并且时候到了一定会报恩， 就和一定会报仇是一样的。恩情只能用恩情来还， 而不是用一句“谢谢” 说说就行了。为了防御敌人， 许多家庭住在四面装有栅栏和瞭望台的屋子里。
我们也认识很多纠纷的受害者。其中一位是希尔·扎曼， 我父亲班上的同学， 他总是在考试时赢过我父亲。祖父和大伯总是以此调侃我父亲， 把他气得抓狂， 并说： “你比不上希尔·扎曼。” 父亲甚至一度希望山上有落石掉下来把扎曼压扁。但是希尔·扎曼没有去念大学， 而是在村里的药房当上了药剂师。后来， 他们家为了森林里的一小块地和亲戚起了冲突。有天， 希尔·扎曼和他的两个兄弟要去那块土地时， 被他的叔叔和手下人偷袭， 三兄弟全都死了。
身为社区里备受尊重的人， 父亲常被找去调停争端。他不相信复仇有什么作用， 并总是试着让大家了解： 如果暴力持续下去， 对双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 最好的选择就是尽释前嫌， 继续各自的生活。但是村里有两个家族， 父亲无论如何都劝说不了。这两个家族对立的情况已经久到没有人记得到底是怎样开始的， 八成只是点小事， 但我们毕竟是很会小题大做的民族。一开始， 其中一方的兄长会攻击另一方的叔伯， 接着另一方会采取同样的举动， 不断有人为此丧命。
我们的族人认为这体制很好。他们认为， 正因此， 我们的犯罪率才比非普什图地区要低。但我认为，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 你不该去杀他们或是他们的兄弟， 而是应该要教导他们。我受到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的行为启发， 有些人称他为“边境区甘地”， 是他把非暴力哲学介绍到我们的文化中。
对于偷东西也一样。有些人， 像我， 被逮到并发誓不会再犯。其他人则会说： “噢， 又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个小东西嘛。” 于是，第二次， 他们就会偷点更大的东西， 第三次又会更大。在我们国家，太多政治人物认为偷窃不算什么。他们很富有， 尽管我们国家还很穷困， 但他们仍掠夺再掠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付税， 这还是他们最低微的过错； 他们向国家的银行贷款， 却不还钱； 他们在政府合约中， 从朋友或是那些合作厂商手上拿回扣；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在伦敦拥有昂贵的公寓。
我不知道当他们看见自己的人民在挨饿， 或是因为时常断电而只能坐在黑暗之中， 或是孩子没办法上学， 只因为家长需要他们一起工作赚钱时， 良心怎么安稳？ 父亲说巴基斯坦受到了诅咒， 有这么多只爱金钱的政治客。他们不在乎军队是否真的有战斗力， 他们更愿意远离战场， 坐在商务舱里， 关上帘子享受美食和各种服务；而与此同时， 人民则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我出生的时代， 政权由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在十年间互相轮替， 两方政府都没有做满任期， 并且不断地互相指控对方的贪污问题。但我出生两年后， 军方再度掌握政权。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戏剧化， 可媲美电影情节。那时的总理是纳瓦兹·谢里夫。他和军方领导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失和， 并把他解职。当时， 穆沙拉夫将军正搭乘国有航空公司———巴基斯坦航空的飞机， 从斯里兰卡回国。纳瓦兹·谢里夫因为太担心穆沙拉夫将军的反应， 企图禁止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他下令机场关闭降落灯号， 并把消防车停在跑道上， 完全无视飞机上其他两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 而飞机的燃油根本不足以飞到另一个国家去。在电视里公布穆沙拉夫将军下台的消息一个小时之内， 坦克就开上了街头， 军队占领了新闻台和机场。当地指挥官伊夫蒂哈尔将军冲进位于卡拉奇的机场塔台， 让穆沙拉夫将军的班机得以降落。穆沙拉夫将军随即接管了政权， 并将谢里夫关进阿托克堡的监狱。有些人发糖果庆祝， 因为谢里夫不受欢迎。父亲却在收听新闻的时候哭了， 他原以为巴基斯坦再也不会出现军人执政时代了。谢里夫被指控叛国罪， 最后在沙特阿拉伯皇室的协调下被流放， 逃过一劫。
穆沙拉夫是我们国家第四位军人执政的领导人。和其他的军人执政者一样， 他从在电视上对民众喊话开始， 他喜欢用“亲爱的国民” 作为开场， 然后长篇大论地攻击谢里夫， 并指责说在谢里夫的统治之下， 巴基斯坦“丢了荣誉、自尊和敬重”。他誓言要终结贪渎， 追究那些“偷窃、掠夺国家财产的人”。他保证要把自己的财产和税金都还给大众， 并说他只会短暂地掌控国事。但是， 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齐亚·哈克将军曾保证只会掌权90 天， 却控制了我们11 年多， 直到他坠机而死为止。
父亲说， 这不过是旧事重演。而且他说对了。穆沙拉夫保证要结束封建体制， 不让整个国家受少数十几个大家族控制， 并保证要引荐年轻的新秀进入政坛。结果， 他的内阁还是由那些老面孔组成。
我们的国家再次从英联邦国家中被剔除， 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美国在前一年， 在我们进行核武器测试的时候， 就已停止对我们的大部分援助。现在， 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开始抵制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 斯瓦特人不想被列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也是情有可原的。每隔几年， 巴基斯坦就会派一位代理专员， 也就是DC，来管理斯瓦特。在我们看来， 这些官僚只是来这里赚大钱而已， 赚够了就回家去了。他们根本不想发展斯瓦特。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逆来顺受， 因为在瓦利制度下， 是不允许批判政权的。如果有任何人冒犯了瓦利准则， 那么此人的整个家族都会被赶出斯瓦特。所以当代理专员从伊斯兰堡来时， 他们就是新的国王， 没有人敢质疑他们。老一辈的人常常会怀念最后一代的瓦利统治时期。他们回忆道，那时候山上还有葱郁的树林覆盖， 每隔五公里就会有间学校， 瓦利老爷还会亲自拜访他们， 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萨芬娜的事情过后， 我发誓再也不会对朋友不好了。父亲总是说， 对朋友好是很重要的。在他念大学时， 没钱吃饭和买书， 是几个好朋友伸出援手， 帮他渡过难关， 他永远铭记在心。我有三个好朋友———萨芬娜、和我同村的桑波， 还有与我一起上学的莫妮巴。
以前我和莫妮巴住得很近， 我们在小学里成为最好的朋友， 然后我说服她来我们学校念书。她是个很聪慧的女孩， 虽然我们常常吵架———特别是在郊游的时候。她来自一个大家庭， 有三个姐妹和四个兄弟。虽然我比她大六个月， 但我感觉她是我的大姐姐。莫妮巴会立下规矩， 我则试着去遵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我们是个紧密的小圈子， 我们也不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秘密。她不喜欢我和其他女孩子说话。她说， 我们必须注意自己和什么样的人来往， 特别是要小心那些表现不佳的人， 或是那些时常闯祸的人。她总是说：“我有四个兄弟， 所以即便我犯的错再怎么轻微， 都会成为他们不让我继续上学的理由。”
因为不想让父母失望， 所以我帮所有人跑腿。有一天， 我的邻居要我去市场帮他们买一点玉米。在去市场的路上， 有个男孩骑脚踏车撞上我。当时， 我的肩膀很痛，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还是去了市场， 买了玉米， 送到邻居家后才回家。直到回家后， 我才掉下眼泪。在那之后没多久， 我发现了一个重新赢回父亲尊重的绝佳方法。学校要举办公开演讲比赛的公告已经贴出来了， 我和莫妮巴都决定参加。我记得父亲通过演讲使祖父惊喜的故事， 我想要和他做一样的事。
当我们拿到题目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题目是： “诚实为上”。
我们唯一练习的机会， 就是在早祷的时候朗诵诗歌。我们学校里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 她叫法蒂玛， 是个很优秀的演讲者。法蒂玛长得漂亮， 演讲时更是活泼生动， 能在数百人面前自信满满地讲话， 听众也会仔细聆听她说的每一个字。莫妮巴和我都很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 所以我们很仔细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在我们的文化中， 演讲稿往往由父亲、叔伯或是老师帮你写好，通常是用英文或乌尔都语， 而不会是我们的母语———普什图语。我和莫妮巴当时觉得用英文演讲能显得自己比较聪明。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对。重点不在于你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 而是你用了什么样的内容来表达你的思想。莫妮巴的讲稿是由她的一个哥哥帮她写的，引用了我们国家的诗人阿拉马·伊克巴尔美丽的诗句。父亲帮我写了稿子。在稿子里， 他强调： 如果你想要做一件好事， 但却要通过不好的方式来达成， 就仍是件不好的事。同样， 如果你选了一个好方法来做一件坏事， 那么这仍旧是坏事。他用林肯的话作为结语：“失败远比作弊光荣得多。”演讲当天只有八九个同学参加。
莫妮巴的演讲极好。她表现得很沉稳， 而且讲稿也远比我的更富有情感、更具诗意———虽然我的讲稿在意义上也许更深远些。上台前， 我紧张极了， 怕得全身颤抖。我的祖父也来了， 我知道他真的很希望我能赢得比赛， 这让我更加紧张。我记得父亲说过， 开始演讲前要先深呼吸。但当我看见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时， 就忘掉了。我阵脚大乱， 稿子在我颤抖的手上晃个不停， 但当我用林肯说的话做了结语后， 我抬头看向父亲， 发现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评审最后宣布名次， 莫妮巴得了第一， 我则是第二。名次并不重要， 因为林肯在给儿子老师的信里还写道： “请教导他如何当个有风度的败将。” 我已经习惯当班上的第一名了， 但我发现， 就算你已经连续赢了三四次， 如果不够努力， 下次的冠军不见得一定还是你。而且有时候， 你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好的故事。于是我开始自己写讲稿， 并改变演讲的方式： 不再只是读稿子， 而是让文字从心里流出来。
6 垃圾山的孩子
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胡沙尔学校求学， 我们又搬了一次家， 并且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夏卡拉卡蹦蹦》(Shaka Laka Boom Boom)， 这是一个印度儿童节目， 讲的是有一支神奇铅笔的男孩子桑竹的故事。他画的所有东西都会成真。如果他画的是蔬菜或是一个警察， 这个蔬菜或警察就会神奇地出现； 如果他不小心画了一条蛇， 那他可以把画擦掉， 这样蛇也就消失了。他用他的神奇铅笔帮助其他人， 甚至将父母从帮派老大手中救出来。我一心一意想得到那支铅笔。
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会说： “真主啊， 请给我桑竹的铅笔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放在我的柜子里就好， 我会用它带给大家快乐的。” 祷告一结束， 我就会检查我的抽屉， 可神奇铅笔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 我已经做出决定， 应该先从帮助别人开始。在我们新家那条街上， 有块废弃的空地， 大家都将垃圾丢在那里。斯瓦特没有垃圾场。很快， 空地成了一座垃圾山。因为实在太臭， 我很不喜欢去那附近。有时， 我会看见那附近老鼠乱窜， 乌鸦聚集盘旋。
一天， 我的弟弟们不在家， 母亲便叫我去丢马铃薯皮和蛋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