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伯明翰， 头部中枪的女孩”
我在10 月16 日醒来， 枪击事件发生后的一星期。我离家千里之遥， 脖子上插着一根管子， 它帮助我呼吸， 也让我无法说话。当时，刚做完一次断层扫描， 我在回到加护病房的路上。我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 最后完全清醒过来。
我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感谢真主， 我还活着”。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知道自己不在家乡。护士与医生说的都是英语， 但他们似乎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我试图跟他们说话，但因为脖子上那条管子的关系， 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一开始， 我的左眼看任何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每个人似乎都有两个鼻子和四只眼睛。我清醒的大脑里充斥着各种问题： 这是哪里？ 谁带我来的？我的父母在哪儿？ 我的父亲还活着吗？ 我很害怕。
我醒转过来时， 贾维德医生在现场， 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脸上表现出的恐惧与困惑。他用乌尔都语跟我说话。我唯一确信的事情， 就是真主赋予我一条新的生命。一个戴着头巾的女士亲切地握住我的手， 跟我说： “阿莎拉穆·阿拉伊科姆。” 这是我们穆斯林的传统问候。接着， 她开始用乌尔都语念诵祷词， 并吟咏起《古兰经》中的词句。她告诉我她叫蕾哈娜， 是一名穆斯林牧师。她的语调轻柔， 言语温暖， 我在那声音中陷入梦乡。
我梦见自己人在他方， 而非医院。
第二天再次苏醒时， 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奇怪的绿色房间里，房间没有窗户， 光线却非常明亮。这里是伊丽莎白医院的重症医疗区。里面的一切都相当干净而光洁， 完全不像明戈拉的医院。
一名护士给了我一支笔和一个便签本。但我没办法写好字， 写出来的字都歪七扭八。我想写下父亲的电话号码， 但写出来的字母全都黏在一起。贾维德医生拿了一个字母板， 让我可以用手指出字母。我最开始拼出来的字母是“父亲” 和“国家”。护士告诉我，我现在人在伯明翰， 但我并不知道伯明翰在哪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护士什么都不告诉我， 就连我叫什么名字也不说。我还是马拉拉吗？
我头痛欲裂， 甚至连护士帮我打了针都无法舒缓这种疼痛。我的左耳不停出血， 我感觉自己的左手怪怪的。护士和医生不停地来来去去。护士们问我很多问题， 她们告诉我用眨两次眼的方式表达“是” 的意思。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谁把我送到医院的。我想可能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左半张脸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我盯着护士或医生看一会儿， 左眼就会流出泪水。我的左耳听不见， 也无法顺利地移动我的下颚。我示意人们站在我的右侧。
之后， 来了一位亲切的女士———菲奥娜医生， 她送了一只白色的泰迪熊给我。她说我可以叫它朱奈德， 过后她会跟我说明缘由。
我不知道谁是朱奈德， 因此我叫它莉莉。她还带了一本粉红色的笔记本， 让我可以在上面写字。我用笔写下的头两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父亲不在这里？” 和“我父亲没有钱。谁来支付我的医疗费用？”“你的父亲很安全，” 她回答， “他人在巴基斯坦。关于医疗费用的问题， 你也不用操心。”
我用同样的问题询问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们的答案都一样。但他们说服不了我。我完全不清楚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不相信任何人。如果父亲安然无恙， 为什么他不在我的身旁？ 我认为父母并不知道我身在何处， 他们可能还在明戈拉各处的广场或市集里到处寻找我的下落。我不相信我的父母都平安无事。住在那里的头几天， 我的神志总在梦境与现实之间飘来荡去。我不停回到同一个场景： 我躺在床上， 数不清的男人包围着我， 我问他们： “我的父亲在哪里？” 我想自己遭受了枪击， 但没办法确定———这些画面到底是梦幻， 还是回忆？
我还不由自主地焦虑这将需要花费多少钱。我们得奖赚来的钱都花在校务上， 另外还在香拉的村子里买了块地。每次， 当我看到医生在跟别人说话， 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在说： “马拉拉没有钱。马拉拉付不起她的医药费。” 有一名医生是波兰人， 他的神情总是充满哀伤。我猜想他是医院的老板， 因为我付不出钱而让他郁郁寡欢。所以我比了个手势， 请护士帮我拿了张纸， 然后写道： “你在难过什么呢？” 他回答： “没有， 我没有在难过。” “谁会付钱？” 我写， “我们家没有钱。” “别担心， 你们政府会负担。” 他说。在那次之后， 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面带微笑。
我习惯为问题找到答案， 所以我想， 也许我可以沿着路走到医院的接待大厅， 找到电话， 打给父亲母亲。但我的大脑告诉我： 你没有钱付电话费， 你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国际代码是多少。然后我想： 我需要到外面去， 开始工作赚钱， 这样我才能买个电话， 打给我父亲， 然后我们便能再团聚在一起了。
我脑海里的所有东西都搅成了一团。我以为菲奥娜医生给我的泰迪熊本来是绿色的， 有人偷偷把它换成了白色的。“绿色的泰迪熊跑哪去了？” 纵使他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告诉我绿色的泰迪熊不存在， 我还是会用同样的问题询问他们。那绿色可能是来自加护病房的墙壁所发出的微光， 但我仍深信我曾拥有一只绿色的泰迪熊。
我不断地忘记英文单词。我写给护士的纸条里， 有一张上面写着： “一条能让我清洁牙齿的铁丝。” 听起来像是有东西卡在我的齿缝中， 而我实际上是需要一条牙线。事实上， 我的舌头是麻痹的，牙齿完全没事。蕾哈娜的造访是我唯一的抚慰。她吟诵治疗用的祷文， 我的嘴唇也开始能随之开合， 并在结束时说出无声的“阿敏”（Amin， 穆斯林的“阿门”）。电视机总是关着的。只有一次， 他们让我看《厨神当道》，我以前在明戈拉时会定时观看， 也为之着迷， 但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仍旧很模糊。一段时间以后， 我才知道是医生不准任何人带报纸进来给我， 或告诉我任何事情， 他们担心我会因此而精神受创。
我很担心父亲是不是死了。于是菲奥娜带了份一星期前的巴基斯坦报纸给我， 上面有一张我父亲正在与基亚尼将军说话的照片，在他们的身后， 一个戴着披肩的人和我的弟弟坐在一起。我只能看到她的双脚。“那是我母亲！” 我这样写道。
那天稍晚， 贾维德医生带着手机进到病房。“我们要打电话给你的父母。” 他说。我的双眼难掩兴奋。“你不可以大哭， 也不可以啜泣。” 这是他给我的建议。他很严肃但也非常仁慈， 仿佛他已经认识我一辈子了一样。“我会把手机拿给你， 但你要坚强。” 我点头。他拨了号码， 说了几句话， 然后把电话交到我手中。
那是父亲的声音。因为脖子上还插着氧气管， 我无法说话， 但我很高兴能听见他说话。因为脸部受创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笑， 但我的心在微笑。“我很快就会过去，” 他答应我， “好好休息， 两天以后我们就会到你那里。” 后来父亲告诉我， 贾维德医生也告诫他不可以哭， 否则我们两人会更难过。医生希望我们能为彼此坚强。那通电话没有讲很久， 因为我父母不希望我过度疲累。我的母亲则一直在电话那头帮我祈祷。
我仍然相信， 我的家人当时没办法陪在我身旁， 是因为父亲没钱支付我的医疗费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人还在巴基斯坦。说不定， 他正在卖我们家村里的那块土地， 连带把我们的学校也脱手了。
但我们那块地那么小， 学校的建筑与我们家的房子又都是租来的，他怎么卖？ 说不定他正在想办法向有钱人借贷。
就算通过了电话， 我的父母还是无法完全放心。他们并没有实际听到我的声音， 而且他们依旧与外界隔绝。去拜访他们的人总会带来前后矛盾的消息。其中一名来访者是少将古拉姆·卡玛， 他是斯瓦特军事行动的领袖。“英国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他告诉父亲，“我们都很高兴听到我们的女儿活了下来。” 他用“我们的”， 因为我现在已被视为“巴基斯坦的女儿”。
这名少将告诉父亲， 他们正在斯瓦特境内挨家挨户查访， 同时也随时监测边境地区。他说， 他们确知对我下手的那些人， 来自一个由22 人组成的塔利班团伙， 而他们与在两个月前枪击扎西德·汗的是同一伙人。
父亲什么话都没说， 他被气坏了。长久以来， 军方总是对外宣称明戈拉没有塔利班的踪影， 他们已经把塔利班都清理光了。现在， 这名少将却跟他说我们镇里有22 名塔利班， 而且存在时间至少在两个月以上。
而且之前军方还说扎西德·汗是因为牵涉到家族间的纠纷才会被枪击，坚称不是塔利班下的手。可现在， 他们又说我跟他一样， 是被同一伙塔利班攻击。我父亲很想回他： “你们知道塔利班藏身在我们河谷中的消息已经两个月了， 你们知道他们想杀了我女儿， 而你们竟然没有阻止他们？” 但他知道， 这么说并不会对现状有任何帮助。
少将还告诉父亲， 我恢复知觉的确是好消息， 但是我的视力出了状况。父亲被弄糊涂了。为什么军方会得知他不知道的消息？ 他很担心我会因此而失明。他想象他亲爱的女儿， 脸上光彩熠熠， 却终身行走于黑暗中。女儿问他： “爸爸， 这是哪里？” 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他没办法告诉我的母亲。尽管他通常守不住秘密， 特别是对母亲。相反地， 他告诉真主： “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愿意分一只眼睛给她。” 但他又转而开始操心， 他已经43 岁了， 他自己的眼力多半也没多好。那晚， 他辗转难眠。第二天早上， 他询问负责保卫我们家的少校能不能借他的手机致电朱奈德上校。“我听说马拉拉瞎了。” 父亲绝望地告诉他。
“别听人家胡说，” 少校回答， “如果她能读写， 怎么可能看不见？ 菲奥娜医生定时会跟我汇报她的病况， 而马拉拉最初写的一张纸条上， 问的就是你的近况。”
在遥远的伯明翰， 我不但视力无碍， 还要求他们给我一面镜子。“镜子。” 我在粉红本子上这么写———我想看看自己的脸和头发。护士们拿给我一面白色的小镜子， 我现在仍把它带在身旁。当我看见自己的脸时， 难过得无法自已。我的长发， 我过去会花上数不清的时间打点的长发， 没了， 头部的左半边更是光秃一片。“我现在是短发了。” 我在本子里这样写。我原先以为是塔利班下的手， 事实上帮我剃头的却是巴基斯坦那些不留情面的医生。我的脸部扭曲变形，就像有人从一边将它往下拉扯一样， 而在我的左眼侧边， 则留下了
一条疤痕。
“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这样写道， 拼字依旧紊乱。我想知道是谁做的。“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写了“停止光线”， 因为那些刺眼的光线会让我头疼。
“你遇到了一些事情。” 菲奥娜医生说。
“我中弹了吗？ 我父亲中弹了吗？” 我写。
她告诉我， 我在校车上被枪击。她说我的两位朋友也中了枪，但我记不得她们的名字。她解释子弹从我左眼伤疤处射入后， 往下移动了约46 厘米， 停在我的左肩， 它很有可能射穿我的眼珠或射进我的脑袋， 我还能活着是个奇迹。
我没有任何反应， 也许只是些微松了口气。“所以他们还是下手了。” 我唯一的遗憾是， 我没有机会在他们对我开枪之前， 跟他们说上几句话。现在他们永远也听不到我当时想说的话了。我完全不想报仇， 我对那名朝我开枪的人也没有想过报复———我只想回斯瓦特。
我想回家。
这次交谈之后， 一连串画面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涌动， 但我无法分辨那究竟是梦境， 还是现实。关于枪击案， 我记忆中的情景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异巨大。在我的记忆中， 我跟父亲、其他朋友， 还有一名叫作古尔的女孩在另外一辆校车上。当时我们正准备回家，路上却忽然出现两名穿着黑衣的塔利班。其中一名拿枪对准了我的头， 一小颗子弹从中射出， 射进了我的体内。那个人也射伤了我的父亲。然后， 一切归于黑暗， 我躺在一副担架上， 那里到处都是人，很多很多的男人， 而我的双眼在四处寻找着我的父亲。后来， 我总算看到他了， 也试着要跟他说话， 但我却讲不出话来。在其他梦境中， 我身处许多地方： 在伊斯兰堡的吉纳市场、在耆那集市， 然后中弹。我甚至梦到那些医生也都是塔利班。
随着我变得越来越清醒， 我希望知道更多的细节。来病房的人都不准携带手机， 但菲奥娜医生总是随身带着她的iPhone， 因为她是急诊医生。当她把电话放在一边时， 我拿过来在Google 上搜寻自己的名字。这个动作很艰难， 因为我看东西是重影， 导致我一直输入错误的字母。我还想检查我的电子信箱， 但却怎么也记不起密码。就在苏醒后的第五天， 我能开口说话了， 但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的。当蕾哈娜来了以后， 我们开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讨论这次枪击事件。“他们朝我开枪。” 我告诉她。
“对， 没有错。” 她回答， “很多穆斯林都无法相信一名穆斯林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她说， “举例来说， 我的母亲就会说他们一定不是穆斯林。有些人会称自己为穆斯林， 但他们的行为却不遵守伊斯兰教义。” 我们聊到许多事情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发生， 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我身上， 以及受教育的权利不应只是男性拥有， 女性也应当拥有， 这才符合伊斯兰教义。我为我自己的权利发声， 穆斯林女性理当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一发现自己能再次说话了， 我就用贾维德医生的手机跟父母通话。我担心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我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怪怪的？” 我问父亲。
“没有，” 他说， “你的声音听起来跟以前一样， 而且会越来越好听。你那边都还好吗？” 他问。
“还好，” 我回答， “但我头痛得很厉害， 几乎无法忍受。”父亲真的很担心。我猜到头来， 他的头会痛得比我还厉害。之后， 每当我们通电话， 父亲都会问： “你的头痛好些了吗？ 还是变得更严重了？”
那次之后， 我总会跟他说： “我挺好的。” 我不想让父亲担心。
就连院方给我的头部拆线， 往我的脖子打了一管超大的针剂都没说。
“你们什么时候会过来？” 我不停地问他们。
那时候， 他们已经被困在一家位于拉瓦尔品第的医院里的军旅宿舍中一个星期了， 没有任何消息通知他们何时能启程前往伯明翰。
母亲非常绝望， 她跟我的父亲说： “如果到了明天还没有任何消息，我就绝食抗议。” 那天稍晚， 父亲去见了负责他们安全的少校， 跟他说明了目前的情况。少校看来有点不安。十分钟左右， 就有人来告诉父亲， 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 晚点就会送他们去伊斯兰堡了。在那里， 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吗？
父亲回到母亲身边， 告诉她： “你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马拉拉和我才是请愿的专家， 但其实你才是那个真正懂得如何抗争的人！”
他们被送往伊斯兰堡的克什米尔之家， 那是间专供议员使用的招待所。保安依旧十分严密， 当父亲要求一名理发师来帮他剃须时，一名警员全程陪坐一旁， 以免那男人趁机割了父亲的喉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