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星期后， 我们学校受邀加入“斯瓦特地区儿童代表大会”， 该组织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克帕寇尔孤儿基金会联手创办。60 名来自斯瓦特各地的学生被选为代表， 多数是男孩， 不过， 我们学校有11 名女生参加。第一次会议在一个大厅召开， 很多政治家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参加。我们投票选择发言人， 我获选了！ 在演讲台上挺起腰板， 成为众人眼中的“发言人女士” 的感觉有些奇怪。但是，我们的声音能被听见， 这感觉很好。大会代表的任期是一年，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我们通过了九项决议， 其中包括要求终止童工， 并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 让行动不便或流落街头的孩子上学，以及重建所有被塔利班摧毁的学校。一旦决议被采纳， 就会被呈交给官方人士。其中一部分竟然获得了实施。
因为一个名为“战争与和平报道协会” 的英国组织所开展的一项“点亮巴基斯坦” 的计划， 莫妮巴、阿依莎和我得以开始学习新闻写作。学习如何正确报道事件非常有趣。在见识了自己的文字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后， 我开始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 而这也和我从《丑女贝蒂》的DVD 里看到的美国杂志从业者的生活有关系。但两者之间有所区别———我们写作的主题是我们心里关注的———极端主义和塔利班， 而并非衣服与发型。
时光飞逝， 考试的时间又到了。我再一次以微弱的差距击败玛丽克·努尔， 成为第一名。玛丽安女士试图说服她担任学级会长，但她说她不想做任何会使她分心于学业之外的事情。“你应该向马拉拉看齐， 做一些别的事情，” 玛丽安女士说， “这跟你的教育一样重要， 学业不是一切。” 但我理解她。努尔很想让她的父母， 尤其是她的母亲开心。
斯瓦特与以往不同了———也许它永远不会如同以往了， 但它开始慢慢回到正轨。甚至一些班惹市场的舞者都开始搬回来了。虽然她们现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卖自己的DVD， 而非现场跳舞。音乐与舞蹈又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不用再接受塔利班的控制。父亲在马尔格扎筹办了一场庆典， 并邀请了那些住在南部地区、曾收容过IDPS 的人来参加， 以聊表感谢之意。音乐响了整整一夜。
我的生日前后， 似乎总有事件发生。2010 年7 月， 我13 岁了，雨季来临。斯瓦特通常降水不多， 所以一开始， 大家都很开心， 认为雨水意味着好的收成。但雨势越来越大， 而且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雨甚至大到连对面站着的人都看不清楚的地步。环保人士发出警告， 我们山上的树木已被塔利班和盗伐者砍伐殆尽， 形势非常危急。很快地， 泥石流从河谷上部咆哮而来， 席卷了流经之地的一切。
洪水来临时， 我们还在学校上课， 但随即被要求赶紧回家。水流很大， 浑浊溪流上的桥梁已经被淹没了， 我们只好想办法找其他的路。第二座桥的桥面也被淹没了， 但水还不是太深， 所以我们涉水回家。水闻起来很臭。回到家时， 我们已经浑身湿透， 肮脏不堪。
第二天， 我们听说学校被淹没了。洪水好几天后才消退。当我们回到学校， 看到墙上和胸部等高的洪水印渍。泥巴， 泥巴， 视线所及之处都是烂泥巴， 沾满了我们的书桌与椅子。教室的味道闻起来很恶心。水灾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 父亲花了九万卢比修复。这笔钱等同于90 名学生一个月的学费。
同样的故事在巴基斯坦各地上演。自喜马拉雅山上流淌而下，穿过开伯尔-普什图省与旁遮普， 流经卡拉奇， 汇入阿拉伯海的伟大的印度河， 本是我们的骄傲， 现在却成了洪水猛兽， 它冲垮了河岸、道路、作物， 甚至整座村庄都被河水冲垮。这次事件约2000 人死亡， 1400 万人受灾。许多人失去了家园， 7000 所学校被冲垮。这是人们记忆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洪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它是一场“慢动作的海啸”。我们在媒体上读到， 这场洪水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损失， 比亚洲海啸、我们在2005 年时发生的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与海地大地震中的人员伤亡及损失全部加起来都还要惨重。
斯瓦特是灾情最惨重的地方之一。我们的42 座桥梁中， 有34 座被大水冲走， 隔绝了河谷的许多地区。电力转接塔被冲毁， 电力中断。我们家的街道位于一座山丘上， 所以面对湍急的水流时， 比起其他人， 我们算是稍微受到些保护， 但我们被那声音吓坏了。洪水仿佛一条号叫着、呼吸沉重的巨龙， 吞噬了它所行经之路上的一切事物。以前， 河岸边满是旅馆和餐厅， 游客们在那里边享受美味的鳟鱼， 边欣赏眼前的美景。现在， 这些已经被全部摧毁了。旅游地区是斯瓦特灾情最严重的区域。山岭上的旅游景点， 如马兰加巴、梅德昂和巴合拉恩都满目疮痍， 旅馆和市集变成一片废墟。
我们很快从亲戚口中得知， 香拉县遭受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损失。
从香拉县的首府阿尔普里到我们村庄的主要道路被河水冲毁， 很多村庄整座被淹没。许多位于卡夏特、夏波及巴卡纳梯田旁的房屋都被泥石流裹挟而去。我母亲的娘家， 也就是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住的房子所幸还在， 但屋前的道路却消失了。
人们绝望地试图挽救他们仅有的一点儿资产， 设法将他们的家畜搬移到高地上， 但洪水泡烂了他们采收的玉米， 摧毁了果园， 淹死了许多水牛。村民们束手无策。他们没有电力， 那些临时水电设施都已被冲得支离破碎。充满残骸和碎砖的河水黄褐浑浊， 缺乏干净的水源。河水汹涌而猛烈， 甚至将水泥建筑击成瓦砾。沿着主要道路而建的学校、医院、发电厂全部被夷为平地。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斯瓦特人沿河而居， 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一直将印度河视为我们的命脉， 而不是威胁； 视我们的河谷为世外桃源。现在， 正如我的表弟索尔坦·罗姆所言， 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了“悲伤之谷”。先是地震， 其次是塔利班， 接着是军事行动， 然后现在， 我们正要开始重建， 无情的洪水又汹涌而至， 冲走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人们无助地担心塔利班会趁着混乱的局势， 重回我们的河谷。
父亲通过朋友和斯瓦特私校协会募得善款， 购买食物及医疗用品寄送到香拉县。我们的朋友西莎和部分我们在伊斯兰堡遇见的政治积极人士来到明戈拉， 捐赠大量金钱。但正如地震期间一样， 首批带着医疗用品抵达更偏远及隔离地区的， 主要还是来自伊斯兰宗教团体的志愿者。许多人说， 洪水是真主对我们最近举办庆典时又唱歌又跳舞所降下的惩罚。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这次再也没有电台帮助散布这种言论！
当这些痛苦还在继续， 人们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人、他们的家园与他们的生计时， 我们的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却在法国的一间城堡里度假。“我很困惑， 爸爸，” 我问父亲， “到底是什么东西阻挡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家们去做善事？ 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安全，拥有食物和电力呢？”
继伊斯兰宗教团体之后， 主要的帮助来自军方。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美国人也派直升机前来相助。不过此举却引起部分民众的疑心。一种传言认为巴基斯坦此次遭受的大毁灭， 是美国人使用一种叫作HAARP（HAARP， High Frequency Active Auroral Research Program， 高频主动式极光研究计划） 的技术造成的， 它能在海底制造出巨大的波浪，以淹没我们的国土。接着， 他们再以提供救援为挡箭牌， 顺理成章地进入巴基斯坦， 获取我们所有的机密。
雨水终于停了， 但生活依旧非常艰辛。我们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电力。8 月， 明戈拉发生了第一起霍乱病例。很快， 医院外面就搭起了帐篷， 里面挤满患者。因为获取补给品的道路被切断， 那一点点可以果腹的食物就变得异常昂贵。正是收获桃子和洋葱的季节，农夫们尽全力抢救他们的作物。许多人为此甘冒生命危险： 利用橡皮船穿越不停翻卷的高涨河水， 试着把他们的作物运到市场。当我们发现市场上有桃子卖时， 都非常开心。
这次的国际援助比以往的都少。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 而总统扎尔达里的欧洲度假行也使得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的同情心降低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指出， 巴基斯坦的多数政客都不缴纳所得税， 所以还要他们这些国家捉襟见肘的纳税人帮忙出钱赈灾，有些不合情理。而且， 在塔利班的发言人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拒绝接受来自基督徒及犹太人的帮忙之后， 一些国际救援机构开始担心他们员工的人身安全。没有人敢怀疑塔利班言出必行的程度。前一年的10 月， 位于伊斯兰堡的“世界食物计划” 的办公室遭到轰炸， 五名援助工作者因此而死亡。
在斯瓦特， 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征兆， 证实塔利班从未真正离开。有两所学校被炸毁， 三名来自基督教团体的外籍救援工作者在回到他们位于明戈拉的总部时被绑架， 随后被杀害。我们陆续收到更多惊人的消息： 我父亲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鲁克医生， 也是斯瓦特大学的副校长， 被两名闯进他办公室的枪手杀害。法鲁克医生是一名伊斯兰学者， 更是伊斯兰大会党的前任成员， 也是反塔利班化的最有力人士之一。他甚至还曾签署一项反对自杀式袭击的伊斯兰教令。
我们再次感到灰心与恐惧。当我们沦为IDPS 时， 我曾想过要成为一名政治家， 现在， 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国家面临了太多危机， 但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下定决心去解决。
17祈祷再长高些
到了13 岁之后， 我就再也不长了。一直以来， 我都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些， 但突然间，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比我高了。我是班上30 位同学中最矮的三个女孩之一。当我与朋友们在一起时， 总觉得难为情。每天晚上， 我都向真主安拉祈祷能再长高些。我用尺和铅笔在卧室的墙上记录下自己测量的身高。每天早上， 我都会靠在墙上， 检查自己是否长高了些。但那铅笔画下的记号固执地停在1.5米高的地方。我甚至答应真主， 如果我能再长高一点点， 我就会再多做一百次raak at nafl（除了每日必须要进行的祷告以外， 自愿额外进行的祷告）， 在原本每日五回的祷告基础上心甘情愿地增加一百次。
我发表过多次演说， 但因为我实在太矮了， 让人很难感到权威。
有时我几乎看不到讲台外面。虽然我并不喜欢高跟鞋， 但也只好开始穿了。
那年开学时， 我们班上一个女孩没有再回到学校上课。刚进入青春期， 她就被嫁掉了。虽然她的个头比同龄的女孩子们高些， 但也不过13 岁而已。再后来， 我们听说她生了两个孩子。我在化学课堂上一边背诵碳氢化合物的分子式， 一边做起白日梦， 想象着如果开始不上学， 只是照顾丈夫的日常生活， 会是怎样。
现在， 塔利班已经不再占据我们全部的思想， 但也不可能被完全遗忘。我们的军队本来就经营着很多奇怪的副业， 比如生产玉米片和肥料， 现在甚至开始拍摄起肥皂剧。巴基斯坦各地民众都迷上了一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迅雷尖兵》， 剧情再现了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斯瓦特的交战情节。
在与武装分子交战过程中， 有一百多名士兵死亡， 九百多人受伤， 他们希望得到作为英雄的待遇。虽然这些人牺牲了自己， 挽回了政府的权力， 政府却迟迟不做出回应。我下课回家时， 常常会看到几个眼泪汪汪的妇人在我们家里。战争期间， 有数百名男性失踪，据猜测是被军队或是ISI 带走了， 但没有哪个单位愿意证实。妇女们无从得知任何消息， 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究竟是生是死。有些人处于非常绝望的处境之中， 因为她们完全没有自我谋生的能力。我们这里的妇女唯有在丈夫被宣布死亡时才被允许改嫁， 丈夫失踪是不可以的。
母亲为她们泡茶、准备食物。她们到我家来， 是希望得到父亲的帮助。父亲是斯瓦特和平组织的发言人， 他发挥了人民与军队之间桥梁的作用。
“我只是想知道我丈夫是不是还活着。” 我看到其中一个女人这样哀求着， “如果他们已经杀了他， 我就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了。但现在我的身份既不是寡妇， 也不是妻子。” 另一位女人告诉我， 她的儿子失踪了。她说这些失踪的男人没有跟塔利班合作， 可能只是在接到命令时， 给了塔利班士兵一杯水或是一点儿面包。但是塔利班首领们都逃脱了， 而这些无辜的男人们却被收押。
学校里有位老师， 就住在离我们家走路十分钟距离的地方。她的一个兄弟被军队带走， 被铐上脚镣并遭到拷问， 然后被关进冰箱里冻死。他与塔利班分子毫无瓜葛， 不过是家小店的老板而已。后来军队向她道歉， 说他们搞错名字了， 抓错了人。
不只是贫穷的妇女们来到我们家求助。一天， 一位商人从波斯湾的马斯喀特远道赶来。他告诉父亲， 他的哥哥和五六个侄子全都失踪了， 他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这样他才能展开寻人计划，或者帮这些人的妻子改嫁。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毛拉， 父亲动用了点儿关系， 让他被释放出来。
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斯瓦特， 我们听说在巴基斯坦全境， 共有数千人失踪。许多人到法院外面抗议， 张贴失踪亲人的海报， 但往往一无所获。
这时候， 我们的法院正在忙着处理别的问题。巴基斯坦有一条法令， 叫作《渎神法》， 以保护《古兰经》不受亵渎。在齐亚·哈克将军推广伊斯兰化时期， 这条法令特别严格， 任何人只要“污蔑先知之名”， 就会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2010 年11 月的一天， 一则新闻报道称一名基督教女子爱莎·比比被处以绞刑。她是个可怜的母亲， 有五个孩子， 在旁遮普的一个村子里靠摘水果维生。在一个大热天， 她去接了水给同事喝， 但有些人拒绝喝她拿来的水， 并说因为她是基督徒， 水就“不干净” 了。
他们相信身为穆斯林， 如果和基督徒一起喝水， 就会被“玷污”。这些人之中有一位是她的邻居， 她很生气地指责爱莎·比比的山羊污染了她的水源。她们最后吵了起来， 当然， 就跟在学校里斗嘴一样，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 大家各说各话。其中一个版本是邻人试图说服爱莎·比比改信伊斯兰教。她回答道： 耶稣因为基督徒犯下的罪行而被钉上十字架， 先知穆罕默德又为穆斯林做了些什么？ 她的一位同事把这件事汇报给当地教长， 教长报警。她被关了一年多， 案子才被送上法庭， 最后她被判处了死刑。
因为穆沙拉夫将卫星电视合法化， 我们的电视现在能看很多频道。突然间， 我们就可以在电视上目睹这些事件的始末。这起事件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强烈抗议， 所有的谈话节目都在讨论该事件。旁遮普省的省督萨尔曼·塔希尔站在爱莎·比比一边。他曾是一名政治囚犯， 也是贝·布托的盟友， 后来成了很有钱的媒体大亨。他到监狱里探望爱莎·比比， 并表示他认为扎尔达里总统应该赦免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