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重耳离开郑国，向南流浪到楚国，本来只想蹭饭，却受到热烈接待。楚成王把他按国君规格招待，一顿饭献九次大菜。重耳很有破落户那种死猪头不怕开水烫的性格，落难之中还摆英雄谱，成王越是恭敬，重耳越是不逊，楚成王问他：“我这顿饭这么好地照顾你，未来你若是返回晋国当上国君了，怎么回报我啊？”
重耳说：“你们楚国物产丰富，什么高级宝贝都有，你们不要了的，扔到我们那儿都是宝贝，我能有什么好东西来回报你呢？”
楚成王也已五十岁了，说：“那你没关系，还是说说，有什么可回报我的？”意思是，比如当我的盟友，或者干脆当我的小弟。
重耳说：“如果赖大王的威灵（意思是帮我回国），我能返回晋国当国君的话，未来一旦不得不跟您发生战事，与您周旋，会猎于中原，我愿意退避三舍，以让大王。”
当时战车在诸侯各国之间的干道上行军，一天走30里，30里为一舍，有驿舍休息，“三舍”等于90里。意思是，如果未来我跟你打仗，我退后九十里，让着你，做王报答。
重耳接着说：“如果退避了您还要打，那我只好左手执鞭，右手执弓，以与您周旋。”
嗬！旁边的楚国令尹子玉看不过了，散会之后就劝楚成王杀掉这个出言不逊的二流子，至少要杀掉他的几个随从，免得未来养虎遗患。楚成王显示出常人少有的胸襟度量，说：“重耳很有贤能，而且他说的也没错啊，不这么说还怎么说呢？他不卑不亢不谄媚，很好啊。若说怕他回国会害到我们，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政事不好会害到我们，而不是别国出了明君而害到我们。”
于是，楚成王招待重耳极尽礼仪，宾主甚欢，重耳在楚成王这里一呆就是几个月，相与甚好。
这时候，秦国秦穆公正到处找重耳呢（因为他生了晋怀公太子圉的气），听说重耳在楚国，就派使者来接。楚成王说：“本来我是要武装送你回国去的，但是从楚国到晋国，中间经过数国，并不好弄。秦国与你们一水相隔，秦君也是个贤人，他必能送你回去。所以我选择，还是请秦君送你回去，你这就跟着他们的使者走吧。”
重耳千恩万谢，楚成王又厚赠重耳，重耳于是离开。
这里，楚成王其实这里犯了一个战略错误。秦人送晋重耳回国，秦晋必然结成联盟，最终将联合威胁楚在中原的霸业。楚成王应该拆散秦晋联盟，而建立楚与晋或者楚与秦的单线连横关系。任何两个相邻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对于世界霸主来讲都不是好事--会挑战和削弱霸主的霸权地位。所以霸主总要尽可能制造两两相邻国家的冲突态势，以为互相牵制，从而维护自己在世界的霸权。
如果楚成王知道，重耳回到晋国后晋国强大成为了霸主，成为了楚国的巨敌，未来晋楚南北争霸了长达一百年，那么，这时送重耳回去的决策，他会要好好斟酌考虑一下了吧。楚成王可能低估了晋国和重耳，而令尹子玉的做法虽然不道德，但也许还是求妥当的。
重耳一行人到了秦国，期待的就是秦国武装送自己回国继位（打跑晋怀公），到了以后，秦穆公先把自己的五个宗族女儿嫁给了重耳（一气娶了五个！），其中还包括晋怀公（太子圉）以前在秦国的媳妇，即怀嬴。重耳觉得娶怀嬴不合适吧，因为算是自己的侄子媳妇啊。
跟班胥臣说：“你现在，连你侄子的国家都要去打，何况娶他个过去的媳妇呢？而且，只有接受了，才能跟秦国结为亲好啊。”
重耳遂接受，一起拜了堂。于是秦穆公高兴，和重耳饮酒，许诺送重耳回国。
这时候，晋国大夫栾氏、郤氏等家族听说重耳在秦国，都偷着过来劝重耳回国，我们可以当内应。于是，秦穆公发兵，带着重耳回国，他们到了黄河边上，登上船去，重耳对自己的生活主管说：“我马上就要回去当国君了，这些破烂还有什么用，就不要再带上船去了。”于是把流浪以来的瓶瓶罐罐都扔下了船去。
狐偃看了十分难受，就双手捧着一块白玉，跪到公子重耳面前，恭恭敬敬呈上去，说：“现在就要渡河了，不久您就是晋国国君，自有国内臣子辅助，外有秦国支持，显然十分稳妥，我也不中用了，就此告别。这块白玉是我的一点心意！”
重耳大惊，赶紧谢罪问道：“为什么你要走啊，不是照顾得我很好吗？”
狐偃说：“我自知有罪过甚多，比如从前趁公子酒醉，拽你离开齐国。现在，我已好比这些破烂儿东西，不能再用啦，不如弃去好些。”
重耳流着泪发誓说：“二舅你的功劳，我誓死不会忘记，河伯可以作证！”赶紧让人们把扔到岸上的破烂，全部又捡回来。并且，接受了狐偃的玉璧，和狐偃盟誓。
这时候，介子推也在船中，看了狐偃的表演，就酸着笑说：“公子能回国当国君，是天意的安排的引导，狐偃非觉得是他自己的功劳，而且以此要挟公子，真是可耻啊。我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混啦。”
秦军和重耳等人过河以后，晋怀公赶紧派在自己的两个顾命大臣吕饴甥、郤芮带兵前去边境城邑令狐迎敌。也就这两家是听晋怀公的了。可是，即便这两家，到了令狐，在秦国大夫的游说下，觉得现在重耳的名气在国际国内炒得这么响，还是顺应大势吧，都宣布缴枪投降了。
于是，二月丙午，重耳进入曲沃，在祖庙里祭拜之后，继位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晋国群臣都来相贺。而晋怀公（故太子圉）则一个人向北逃往了高梁，随后很快被晋文公重耳派人追杀死。
吕饴甥、郤芮投降，本是迫不得已，于是这时又想作乱，暗杀晋文公重耳。
从前，晋献公怀疑重耳也参与了祭肉投毒案，就派宦官寺人披带兵到蒲城追杀重耳，重耳逃脱，但寺人披斩断了重耳的衣袖。此时，寺人披听说了吕饴甥、郤芮想作乱，就去找晋文公重耳，想告知这一情况。结果重耳不见他，说：“当年你到蒲城追杀我，斩断了我的衣袖，我差一点死在你手下，这衣服我现在还留着呢。献公当时命你两天到达，你假积极一天就到了，你催死啊！你还不自己乖点离开晋国吧！”
寺人披听了重耳侍臣的传话，就说：“请你禀告主公，我是一个阉人，只知道忠于主子。到蒲城，是奉献公之命。当时只知有君，不知有你。管仲替公子纠射杀齐桓公，射中他的腰带扣，桓公不记一箭之仇，重用管仲，建立霸业。我斩断了您的袖子，还没有射腰带扣来得更致命呢。今年我来这里，如果您不想行齐桓公之道，我自要离开。而且那要走的人还多得很呢，岂只是我。”
晋文公听他话中有话，于是只好请寺人披进来。寺人披就把吕饴甥、郤芮的阴谋密告给了文公。重耳大吃一惊，知道吕、郤二人党羽众多，于是干脆自己微服逃回了秦国。
不久，吕饴甥、郤芮果然作乱，进攻公宫，焚烧重耳的宫室，以为把重耳烧死在里边了，然后他俩又跑去秦国，希望秦国重新再立个国君来。秦穆公见他俩来的正好，一把逮住一个，当即杀了。随后，再次送重耳回晋国，并且送了三千兵马作为重耳的宫廷警卫队，还把重耳那五个媳妇送去了。
晋文公（重耳）于是大修政治，施惠百姓。从前追随重耳流浪的这些人，都被封成了卿和大夫，功劳大的得到封邑，小的获得爵位。
晋文公四年，楚国带领其仆从诸侯联军北上中原，围击宋国，因为宋国不肯再臣服楚国了，宋国连忙请盟友晋国紧急相助。晋文公接到宋成公告急文书，下大臣讨论。是否“抗楚援宋”，成为晋国能否建立霸权的关键。先轸认为：“报施（宋襄公曾赠给咱二十辆大马车）、救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
狐偃则提出了战术规划：“如果我们向楚国在中原的盟国曹、卫用兵，楚必然救之，那么，宋国之围可以告歇。”
狐偃的意思，其实是“围魏救赵”的思想。
于是，晋文公把从前晋献公的两军改为三军，三军南下跃过太行和黄河，先攻击卫国，次年正月，夺取卫国的五鹿（就是自己从前吃泥的地方）。卫成公想和晋文公讲和求成，晋文公不许。卫成公又想向南求楚国相助，国内的大夫都不赞同，就把卫成公干脆赶出了国以取悦于外面的重耳（晋文公）。
晋文公进攻卫国，是为了使得正在围攻宋国的楚军离开宋国，前来与自己交战，从而解宋国之围。但是，这时候，楚国令尹子玉还是死命围攻宋国都城，不肯解围。于是接下来，晋文公又向南攻击曹国（曹也是楚的盟国）。三月，晋文公攻入曹城，把曹共公捆起来数落了一顿。并且下令不许进驻僖负羁家骚扰，以报僖负羁之德。
楚国令尹子玉这时候派人向楚成王请战：“从前大王待重耳甚厚，如今明明知道曹卫是我们的心头肉国家，还去打它们，这是轻视大王您啊。我们请求北上与晋交战。”
楚成王不愿意这样，他说：“晋侯出亡在外十九年，受了很多困苦，老百姓的真情还是诈伪尽知，所以能用其民，这是不容易对付的了的，不可对当的。”子玉非要打，说：“我不敢求有功，只是想这样打一下，以堵住那些谗佞之口。”原来，楚国内部有不少家族总是风言风语说子玉的坏话，说子玉无能什么的，子玉气急了，要打，给他们个回敬。楚成王见子玉不从，就怒了，于是，就少给子玉增兵，只给他补充了有限的新兵员。
子玉得到补充，于是离开宋国，北上要与晋军决战。
晋国见子玉杀来，于是命令大军后退。军吏说：“为什么退啊，这还没打呢？”晋文公说：“从前我在楚国，曾经跟楚王有约，如果不小心和楚国打仗，我将退避三舍。这说了话能背弃吗？”于是晋军后退九十里。
看见晋军作为国君所领的军队向子玉这个臣子所领的军队退却，楚军将吏见到晋军又有齐秦助战，战力颇强，于是都不愿意往前去追晋军。但是子玉非要追去。于是，四月，晋、齐、秦、宋四国联军，和楚、郑、许三国联军，在城濮爆发大战，楚兵左右两翼大败。楚令尹子玉收拢中军撤去。
楚军败走。这次城濮之战，郑国作为楚国霸主下面的中原国家，也帮着楚军作战了，于是生怕晋国联军跑来再报复自己，连忙派使者请求与晋盟会，于是双方盟会，郑国臣服于晋。盟会之上，晋文公勒令郑国人毁掉自己国都城墙的女墙。
当时的城墙墙基厚度达二三十米，城墙顶上还有女墙，就是凹凸的垛口，是城墙上的牙齿，可供人隐藏，据之射击。重耳命郑国毁掉女墙，一旦郑国人再不老实，再跟老楚眉来眼去，我们晋国兵就可以比较方便地搬着梯子打进你们这被拔掉牙齿的郑城里面去了。
随即，五月，晋文公把所俘虏楚兵献给周襄王做奴隶，随后召集宋、齐、鲁、郑、陈、蔡、邾、莒等国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所谓“践土之盟”。会上，周襄王派王子虎命晋文公为伯，伯也就是霸。从此晋文公一战而霸，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春秋第二位霸主。
其实春秋五大霸主，古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大家一致同意的，也就是齐桓、晋文，其他三个，名气就小，而且是谁也论说不一。
这次城濮之战胜利后，晋文公却总是叹气。左右问道：“咱们打胜了，你为什么还这么忧愁啊？”晋文公说：“我听说，打胜仗以后还能安然的，唯有圣人。况且，子玉还在，哪能喜呢？”重耳对于打了胜仗抱着戒惧的态度，这是很对的。当对外打了胜仗，没有外部战争压力的时候，国内就该折腾了。胜仗令君主骄纵，骄纵就开始在国内干坏事。重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意思。并且，他也怕着子玉领着楚军再来报复自己，下一次，就未必易于打胜了。
谁知，子玉回国以后，楚成王愤怒于子玉不听自己的话，非要决战，于是责备子玉，子玉遂自杀。晋文公说：“我从外面打它，楚国则从里面诛杀，里外相应。”于是这才大喜了。
随后，晋文公回到晋国，论功行赏，把狐偃定为了首功。诸大夫都说：“这次城濮打仗，都是先轸谋划和指挥的功劳啊。”晋文公说：“这次城濮之战，狐偃告诉我不要失信（也就是信守退避三舍的承诺什么的）。先轸对我说：军队之事，一切以谋求胜利为最高标准（言下之意，战胜是最高目标，所以可以不太在乎信义，而不择手段地用些欺诈）。我用了先轸的话（即搞了诈谋，在战斗时使用了诈败，然后三军合计对方的追击部队的战术）而胜。但是，这是一时之说啊，而狐偃说的是万世之功。所以狐偃是头功。”
重耳讲的很好。打仗以胜利为最高标准，为了胜利而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可以搞诈谋，这虽然不是什么错事，但也不必过于鼓励。
先轸在这回城濮之战前的谋划和战斗中，其成功就在于用诈。先轸在这场城濮之役中的这种“战争诈谋化”的实践，被后来的孙武子总结提升为“兵不厌诈”的新军事思想。我们一说孙武，想到的就是“兵不厌诈”这四个字，这是他兵书中的灵魂。它是受“城濮之战”、“崤之战”这样的战例启发而得到的。这两场战役，就成为中国战争诈谋化的转折点。
但是，孙武子的“兵不厌诈”，也未必都是好事：为了求得胜利，绞尽脑汁运用诈谋，就会忽视了真正军事能力的培养发展。同时，用诈也导致世风浇漓。
“兵不厌诈”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军事领域，也影响到了民间。譬如做实业的人，总不愿意走正轨竞争的路，不去拼产品质量，而总想着走走捷径、造造水份、搀搀假料、搞搞关系、用用特权、钻钻漏洞、偷偷瞒瞒，丝毫不内疚，反而觉得能这样干成了是属于很了不起的本事，是能“诡诈致胜”，符合孙子的兵法，是值得羡慕的聪明之举。最后，弄得每个人都很机巧，总想惜力而赚钱，用巧劲赢过对方。孰知，大家都不使力，都想走捷径发财，受损害的是整个国民生产能力。
所以，《孙子兵法》被津津乐道，只是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理和机巧的文化心态。如此反复强化下去，未必是好事。不是常听人说吗：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确实聪明、太聪明了！--这个名声已经传到国际上去了，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聪明”起来的罢。
而在先轸之前，诸侯之间那种“不聪明”的打仗法，像外国人那样吭哧吭哧一根筋地吃力地做事的方法，也许是更好的！
不管你赞同也好，批判也好，先轸开创、孙武总结出的“兵不厌诈”，后来成为中国人战争术的最大特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打仗几乎都是这个，即便民间比武打擂，也是赞赏“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轻视巨拳粗膀的挥舞。慢慢这就形成中国人重智谋而轻实力的特点，找歪路子而轻品质。而西方则不太这样，西方强调实力和做事的认真，不是靡时靡刻找变通和机巧的办法的。
“兵不厌诈”的对立面就是“遵守原则”，“兵不厌诈”的潜台词就是“没有绝对的原则，一切皆可以出入”，导致了中国人太多的不守原则。而西方人却认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出入的，有许多原则和标准是必须遵守的，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圆通和多变通。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显得大气滂沱、慨慷直朴（不像现代某些圆通的“中国人”），到了“兵不厌诈”的后代，就变得机巧玲珑、奇思善想--像“中国人”了。
重耳从其流浪经过郑国时，郑文公不肯礼遇重耳，重耳就觉得有报复郑国的必要。
城濮之战战胜后的次年，晋文公七年，晋文公重耳觉得虽然战胜于城濮，郑国因此也宣布脱离楚国阵营，改奉自己为盟主，但不能保证郑国这个中原国家就不再又去投奔南方楚国，必须好好打郑国一顿，才能让他多少年踏实下来，附从晋国我这个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