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谦逊的提议》（1991）中（该文提议建立一个联邦资助的项目用以分发几百万本廉价的平装美国诗选），布罗茨基指出像弗罗斯特的“没有对曾经当明星的回想／能补偿晚景的凄凉／或避免艰难的收场”这样的句子应该进入每个公民的血脉，不仅是因为它们组成了一个精炼的对生老病死的提醒，也不仅是因为它们示范了语言最纯净有力的状态，而是因为通过对它们的融会贯通，我们在向一个进化的目标努力：“进化的目的，不管你是否相信，是美。”
也许如此。但如果我们做个实验会怎样？如果我们这样重写弗洛斯特的句子：“对曾经当明星的回想／补偿了晚景的凄凉／并避免了艰难的收场”会怎样？在一个纯诗歌韵律的层面上，这个修改版在我的耳朵里听起来并不比弗罗斯特的原诗逊色。可是，它的意思是相反的。在布罗茨基的眼里，这些句子也够资格进入这个民族的血脉吗？回答是不——这些诗句显然是虚假的。然而要说明它们怎么和为什么虚假就必须要有一个包含历史性维度的诗学，它要有能力解释为什么刚好是在历史中的这个瞬间里成形的弗罗斯特的原诗为它自己在时间中开辟了一个空间（“重构时间”），而另一种选择，也就是它的戏仿形式却不行。这样的一种诗学必须用统一的和历时性的方式对待格律学和语义学。对一个老师来说（布罗茨基明显把自己看作一个老师），声称真正的诗重构时间没多大意义，除非他能说明为什么伪诗做不到这一点。
总的说来，布罗茨基的批评诗学有两个方面。一是形而上学的上层结构，其中的作为缪斯的语言通过诗人的媒介说话从而实现它自己的世界的——历史的（进化的）目标。另一个是对某些英语，俄语和德语（相对较少）诗篇如何在实际中运作的一系列洞察和直觉。布罗茨基选的篇目明显是他热爱的；他对它们的评论总是富于才智，常常敏锐透彻，时而令人目眩。我怀疑曼德尔斯塔姆（在《少于一》中的随笔里）或者哈代（在这个文集里）曾有过更具有同情的，更专注的，更能一起创造的读者。幸运的是，他的体系中的形而上学的上层结构可以被弃置一旁，留给我们的是一套抱负不凡而且细节出众的批评解读，足令当代的学院批评汗颜。
学院批评家能从布罗茨基那里学到一课吗？我恐怕他们不会。在他的层次上工作，一个人必须与过去的诗人们同呼吸共命运，而且有可能缪斯女神也会去拜访他。布罗茨基能从学院里学到一课吗？是的：不要发表你的未修改压缩的，包含着俏皮话和题外话的逐字照搬上去的讲稿。论弗罗斯特（44页），哈代（64页）和里尔克（52页）的讲稿每篇砍掉10-15页会有好处。
三
尽管《论悲痛和理智》时而影射并间或直陈布罗茨基自己作为被放逐者和移民的处境，但是除了一篇古怪而且缺乏结论的关于间谍金·菲尔比的文章之外，此书并不谈论纯粹的政治。如果冒着过分简化的危险，我们可以说布罗茨基对政治已经绝望并从文学中寻求救赎。
因而，在致瓦克拉夫·哈维尔的公开信中，布罗茨基建议哈维尔不要再托词说中欧的共产主义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应该承认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类学的倒退”的结果。这种说法的基础正是原罪说。他写道，总统先生应该考虑接受人性本恶的假设；对捷克公众的再教育或许可以用日报中刊登的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和加缪的精神药物作为开始。布罗茨基在《少于一》中站在同一立场上批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后者拒绝接受他明显意识到的观念——人类是“极端恶劣的”。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勾画出一个在其基础上可以建立伦理的公共生活的美学信条。美学，他说，是伦理的母亲，这是因为做出好的美学区分能够教会一个人做出好的伦理区分。因此好的艺术站在善的一边。而恶，在另一方面，“尤其是政治的恶，其风格总是糟糕的。”（在这种时候布罗茨基要比他所希望的那样更接近他杰出的俄罗斯美国人先驱，贵族气的纳波科夫）。
进入到与伟大文学的对话中，布罗茨基继续在阅读题目中鼓励“一种他的独特，个性和独处的意识——从而把他从一个社会动物变成一个自主的‘我’。”在《少于一》中，布罗茨基赞扬俄罗斯诗歌树立了“一个道德纯洁和坚定的榜样”，尤其是通过保存古典的文学形式。他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废墟和碎片的，极少主义的，气短一截的诗学”。而他举出他那一代的东欧诗人作为榜样——他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在大屠杀和古拉格之后，他们肩负起了重建一个公共的世界文化并进而重建人类尊严的任务。
攻击，讨论甚至提到他的哲学上的反对者，这些都不是布罗茨基的作风。因此我们只能猜测他如何回应这样的看法：艺术品（或者“文本”）构造读者的个人，同样也构造群体；比如，对他拥有读者和文本之间高度个人化的关系的强调，也是受文化和历史制约的；他（追随曼德尔斯塔姆）称之为“世界文化”的东西，不过是历史上的特定阶段的欧洲高等文化。然而，他毫无疑问地会抵制这些看法。
四
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诗人所享有的威望，伟大的诗人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黑夜中保持的个人正直的火焰，以及根深蒂固的阅读和记忆诗歌的俄罗斯传统，廉价版本的经典著作的唾手可得，还有地下出版时代的禁书的近乎神圣的地位这些——还有其他的因素都有助于在俄罗斯为诗歌形成一个巨大的，衷心投入的而且见多识广的公众。那里的文学研究对语言学分析的偏好（一部分是继续了20年代的形式主义推进，一部分是自我保护地回应了1934年后对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的文学批评的禁止）进一步养成了它的一种批评话语，其技术性的复杂在西方罕有其匹。
诗人批评家瓦伦蒂娜·波卢辛娜汇编的俄罗斯同代人（诗人同行，学生，竞争者）对布罗茨基的评论证明了，尽管他几乎有四分之一世纪在国外，在俄罗斯他仍然作为一个俄罗斯诗人被阅读和评价。诗人奥尔加·谢达科娃说，他最大的成就在于“给苏联的文学时代画上了句号”。他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为俄罗斯文学带回一种文学品质：人生的悲剧感——苏联的文化工业以乐观主义的名义压制了它。此外，他通过从英美引进新的诗歌形式而丰富了俄语诗歌。因此他堪与普希金相提并论。作为布罗茨基的年轻些的同代人，同时也许是他的主要竞争者，叶莲娜·施瓦茨也认为：他给俄语诗歌带来“一种全新的音乐性，甚至还有一种新的思想形式”（施瓦茨对作为随笔作家的布罗茨基并不友好，她称之为“一个出色的诡辩家”）。
俄罗斯人对布罗茨基诗歌技术上的特征很有眼光。在叶甫盖尼·瑞恩看来，布罗茨基找到了一种用韵律的手段去体现“时间流过和离开你的方式”。他认为这种“对诗和时刻的融合”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布罗茨基的最大成就。对立陶宛诗人托马斯·范斯洛瓦来说，布罗茨基“超越诗节限制的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跨度，他的文法，他的思想”使他的诗成为“一种扩展读者灵魂限度的精神操练”。
因此布罗茨基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强大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尽管他的作家同行乐于接受他的发明，除了瑞恩以外的所有人都似乎对他背后的形而上学存疑，这种形而上学让诗人成为一种被认为是拥有一个独立现实的语言的声音。列夫·洛索夫对这种对不受控制的语言的“偶像崇拜”不以为然，并把它归因于布罗茨基在语言学方面缺乏正规教育。
布罗茨基并非一个广受热爱的诗人，比如说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范斯洛瓦说，俄罗斯人在他的诗中找不到“温暖……宽恕一切的精神，泪水，温柔或者欢快”，“他不相信人类固有的善；他也不会把自然看做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诗人维克多·克里弗林表达了他对布罗茨基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非俄罗斯式的反讽的怀疑。克里弗林指出，布罗茨基制作反讽是要保护自己不受让他不安的观念和处境的侵扰：“一种对敞开自己的恐惧，也许是一种对隐藏自己的欲望……已经根深蒂固，因而每一个诗学的观点已经固有地作为分析对象而存在，而接下来的观点是从这个分析中产生的”。
罗伊·费什尔是布罗茨基在英语中最好的评论者之一，他指出在布罗茨基从俄语翻译的自己的诗歌中一些可与之类比的特点，他批评这些诗在音乐的意义上表现出带有“很多小的音符和停顿”的“繁忙”，“一些东西在乱跑乱撞，妨碍了诗歌。”
跟在他的诗歌里一样，这种“繁忙”加上持续的反讽的回撤已经成为布罗茨基散文的特点，而这很可能会激怒《论悲痛和理智》的读者。布罗茨基的逻辑具有一种参差不齐的品质：接连不断的思考没有时间得到发展，它们没有被停下，提问，质疑并依次服从检验，但同时矫饰的反讽却得到了质询和检验。文章里存在着持续的通俗的和正式的措辞之间的往返穿梭，一旦有句名言出现，布罗茨基定然趋之若鹜。在他对英语的“回音室”（echo－chamber）的效果的迷恋上，他再次和纳布科夫相像，尽管纳布科夫的语言上的想象力要更加训练有素（也许同时更受束缚）。
语调的一致性的问题在来源于公开演说的随笔中变得尤其显著。在那些文章里，仿佛是出于压制他思想中的习惯性偏题的努力，布罗茨基会倾向于大而无当的概括和空洞的演讲会堂的散文风格（样本：“因为每个社会的基本目标是它所有成员的安全，它必须首先要求历史的完全独断，以及任何记载中的消极经验的有限价值。”）。
布罗茨基此处的困难也许部分地因为他的气质——公共场合显然不会点燃他的想象力——但是，正如美国批评家大卫·拜瑟观察到的，也是出于语言上的原因。拜瑟说，布罗茨基尚未掌握美国人谈话方式中的“准公民”的层面，同时他也没有完全掌握反讽的幽默中的细微之处，在拜瑟看来那是外国人掌握英语的最后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指向布罗茨基的语调问题的途径是提问：他想象中的对话者是否总是与他相称。在他的讲演和发言中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成分，导致的不仅是对他的材料的简化而且是对他的情感和智力的格局的揶揄和总体上的平面化；然而，一旦他独自面对与他平等的题目，这种语调中的不安就会消失。
我们看到布罗茨基在《论悲痛和理智》里的两篇关于罗马的随笔中真正在题目上游刃有余。在其情感的广度上，论马可·奥利乌里斯的随笔是布罗茨基最具雄心的作品，仿佛是他的题目的高贵赋予他自由去探索某种忧郁的庄严。和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一样（他对待公共事务的斯多葛式的悲观主义与布罗茨基多有相同之处），布罗茨基把马可看做是一位使跨越时代的精神交流成为可能的罗马统治者。他令人感动地写道，“你正是曾经活过的人中的佼佼者，你执著于你的责任是因为你执著于德行”。他深沉地补充道，我们应该总是选择像马可这样的统治者，他们具有“可以觉察到的忧郁气质”。
这本文集中最好的一篇随笔同样具有挽歌气质。它的形式是俄罗斯人或者（罗马的说法中的）北国之人布罗茨基写给阴间的贺拉斯的一封信。对布罗茨基而言，贺拉斯尽管不是他最喜爱的罗马诗人（奥维德占据这个位置），也至少是拥有“忧郁的平衡”的伟大诗人。布罗茨基做了这样一个奇想的游戏：贺拉斯刚在世间用奥登作为伪装完成一个符咒，因而贺拉斯，奥登和布罗茨基自己拥有的同样的诗歌气质（如果说不是同一个人）在一个持续的毕达格拉斯式的变形中重生。当他沉思的是诗人之死，他自己作为人的灭亡，和他在他为之效力的诗歌音步的回声中的存在，这时候，他的散文获得了一种音调——它新鲜而又复杂，苦涩中带着甜蜜。
（王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