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Golding（1911一1993）
1983年获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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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寓言形式表达真理的方法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和困难之处，但我在自己得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中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我的总的用意说来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相信社会的人能够达到完善的境地；一种恰当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亲善的感情，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的方法消除一切社会弊端，很可能我今天又一次相信了与此相似的见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却不抱这种信念了，因为我无法怀有这种信念。我发现了人对别人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我并不是说一个人持枪杀害另一个人，或者向这个人扔一颗炸弹，或者把他用炸药炸死，或者用鱼雷来炸死他。我是在考虑难以用言语描绘的、年复一年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的卑鄙无耻的丑行。只须说下面的这些事就够糟的了：那么多犹太人就这样给消灭了，有那么多人给整肃了——多么美妙文雅的字眼一但在那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我现在仍然想都不敢去想，唯恐心里感到难受。干这些事的人不是新几内亚境内以猎取敌人头颅作为战利品的野人，也不是亚马逊河流域某个原始部落。这些罪行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医生、律师，继承了文明传统的人娴熟而又冷酷地对自己的同类犯下的。我不想对此事详加解说，我愿意接下去讲些别的；但我必须说，任何人只要经历过那些年月却不懂人制造罪恶就像蜜蜂产蜜一样，那他准是个有眼无珠的人，要么就是个神志不清的人。……据说人身上没有残忍和肉欲这种可悲的东西。当这些属性成为行为之时，人们就认为这是反常的行为。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建立，脱离了人的真正本性。它们是人们可称之为政治交响乐的东西，它们会使大多数人达到完善的境地。至少可以减少反常行为。
我以为，人们的贪婪本性，内心的残忍和自私隐藏在一条政治的裤子里，因此我认为，人类出了毛病，不是某个例外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我相信人类的情况是一种道德病态的产物。我当时所能从事的最好工作就是追溯出人类病态的本性和人类本身堕入国际纷争的联系。
在你们许多人看来，这种看法以神学的观念来看不过是陈词滥调，浅显之说和老生常谈而已。人是一种堕落的生物，人受到原罪的制约，人的本性是有罪的，人的处境是危险的。我接受这种神学理论，并承认其陈旧性；然而陈旧的东西却是真的，而且当一种自明之理成为人们狂热地笃信的信念时，它就远不只是陈词滥调了。我在周围寻觅某种阐明上述论点的方便形式，结果在儿童的游戏中找到了，我当时的环境十分适宜做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在给孩子们教书。而且我既是儿子，又是兄弟，又是父亲，能十分准确地理解他们，了解他们。我决定采用小男孩流落到荒岛上这个常见的文学形式，但又把他们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缺乏生气的剪纸人儿；并力图表现他们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如何受到病态的天性、堕落的天性所制约的情况。
（顾明栋译）
小说与读者
因此，最终这将怎样影响小说这种对读者有所要求的文学形式呢？首先，它使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最强烈、最具特色的乡土情趣。对于十分丰富多彩的表现力的欣赏减弱了。创作的活力——那种能够使显然是平凡事物具有强烈意义的观念力量和表现力——这种活力必须克服另一层次的感觉迟钝。我可以描绘发生这种情况的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既可笑又很微妙。在许多学校中——就我所知，可以说是大部分学校中——孩子们花去相当一部分时间撰写实验报告。他们受到教导要客观地报道实验中的现象。“把一克氯化钠置于试管中，加八十毫升水……”他们就这样一直写下去，使用自己的语言，精确程度仿佛是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这样的语言解释各种各样的事物，就像是把洗碟布盖在碟子上一样。在他们看来，作家使用的似乎是一种他们必须从头学起的语言，这难道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吗？他们辩论各类书籍，犹如刚开始学习希腊语，仿佛是在根据字行的长短判断写成的这本书是不是诗歌。
压力太大了，重点太明显了。孩子们并不是在评价一本书，只是将书分成各种类别：色情书，战争书，西部小说，游记，科幻小说。一个孩子会接受他所熟悉的类别中的任何一本书，而不愿冒险读另一种书。他必须看见瓶子上贴有标签，知道这是与以前见过的一样的货色。你得把侦探小说印成绿色纸面本，不然的话，他就会遇到这样的困窘，即阅读了一本其中没有人遭到暗杀情节的书。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即自然科学家。这种人至多不到百分之一。这样的孩子或成人是十分聪明的，会离开自己的专题，从艺术中找到他欣赏的东西。他很可能发现小说或诗歌，而留在艺术这一侧的那些低劣的精神素材是不会与小说或诗歌相争的。我考虑更多的是埋头苦干的人，是我们当中令人感到亲切的大多数，是那些并不特别聪明或富有天才的人。这些人用心良好，但却被搁置在一大堆他们消化不了的事物之中，一筹莫展，只能出售一点零碎的技术。文学怎么会有机会与每日每时都为他们安排好的各种明确的娱乐活动竞争呢？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性的和在电视上没有西部片时用来补缺的节目，除此而外我就看不出文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和19世纪的先辈们相比，他们的生活远不及那样野蛮。他们相信的东西少了，害怕的东西也少了，但正像破损的钞票会赶跑完整的钞票那样，劣等文化也会挤走优等文化。既然任何能力都可使价值判断产生错误或发展不起来，那么，诗歌、纯文学，真正无畏的戏剧，试图重新看待人生的小说，一句话，不妥协的精神，会有什么可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前程呢？一心想兜售掉自己作品的作家——这无疑是可望得到的最低限度的尊严——将不得不愈来愈落入俗套，墨守成规，迎合公众的趣味。
（顾明栋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