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了要表现所有的人，并且向所有的人去表达，人们就应当表达大家都明了的东西，表达与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的现实。诸如海洋、雨水、贫困、欲望、与死神的斗争——这些就是把我们大家统一起来的东西。在我们共同目睹的、并共同忍受着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彼此间是颇为相像的。虽然理想的梦幻因人而异，但世界的现实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共同的。所以朝着现实主义方面去努力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它与艺术探索是基本相关的。
因此让我们还是讲求现实吧。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能办到，我们就努力去这样做吧。因为还不能肯定地说，世界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不能肯定地说，现实主义在艺术中就是行得通的，即使它是合乎人们需要的。如果我们相信19世纪自然主义作家的宣言，那就只能算是现实生活的精确复现。因此，那种主张之于艺术就如同照相之于绘画那样：前者复现生活，后者则有所选择取舍。但是它复现什么呢？而且什么才是现实生活呢？说到底，即使是最好的照片也不见得是完全忠实的复现，因此仍算不上是完全的现实主义作品。比方说，在我们的宇宙间，有什么东西比人的生活更真实呢？我们如何才能希望使这种真实保留得比现实主义影片中的情形更圆满呢？而这样一部电影又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只有在纯属想象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实际上，我们应当不得不预想出一种日夜把焦距对着人、并且不断记下他的每一个活动的理想的摄影机。放映这样一部电影将持续一个人一生，而且只能供那些甘愿浪费时光去观看他人生活细节的观众去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单单由于这一原因，这样一部令人不可想象的电影也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生活不可能局限于他凑巧所在的那个地方。它也体现在另一些人的生活中，因为那些人的生活帮助构成了他的一生。首先，它体现在他所热爱的人的生活中，照此说来，这些人的生活也必须拍进电影了；此外还体现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人的生活中，也就是那些颇有影响的人和微不足道的人，市民同胞，警察，教授，来自矿山和工厂的见不到面的同事，外交官和独裁者，示教改革者以及那些创造了对我们的行为举止有决定性作用的神话的艺术家——总之，那些支配大多数日常生活的无上机遇的谦卑的代表人物。所以，只有一种可以行得通的现实主义电影：由一架无形的摄影机不断在世界的银幕上放映给我们看的那种电影。因此，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唯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是上帝。而根据事实来看，其他一切艺术家都是不忠于现实的。
因此，抵制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形式主义艺术的艺术家们，坚持表现现实生活，并且只表现现实生活的艺术家们便陷入了痛苦的窘境之中。他们必须坚持现实主义，但却又无能为力。他们想使自己的艺术服从于现实，但在未实现一种使之服从于艺术独创性的选择时，现实则是无法表达的。
现实表面上被承认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结果反而被更加方便地抛弃掉了。艺术已被降低到子虚乌有的地步。它为其他东西服务，并且通过这种服务成了一个奴隶。只有那些回避描写现实的人才会被当作现实主义者称颂。而其他人则在前者的赞同下受到非难。名气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恰恰在于不被人诵读，或者被人误解，而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中，名气则在于不让别人受到诵读。真正的艺术将再次受到歪曲或窒息，广泛的交流将受到那些曾经极其热切地要求过的人阻挠而难以实现。
两种长期以来互相对立的美学观表现在：一种建议完全否定真实生活，另一种则要求否定任何算不上真实生活的东西。然而，这两种观点取得了一致意见，终于远离现实，在单一的谎言中和对艺术的压制中趋于结束了。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我们难道非得作出结论说，这种假象是艺术的本质吗？我倒要说出相反的看法：我一直在描绘的那些看法是假象，只是因为它们与艺术没多少关系。那么，什么才是艺术呢？这肯定是几句话说不清楚的。要在那么多竭力使一切都简单化的人的喊声中找出艺术的定义来，那就更难办了。一方面，人们希望天才应当是杰出的，独往独来的，而另一方面，人们又要求天才像大家一样。哎呀，现实是比较复杂的嘛。巴尔扎克曾经在一句话中指出：“天才就像每个人一样，但又没有一个人和他是一样的。”艺术也是如此，没有现实，艺术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没有艺术，现实也毫无意义。那么，艺术怎样才能在确乎没有真实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呢？艺术怎样才能服从于真实呢？艺术家选择自己的对象，同时自己也受到对象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艺术是对抗世界上每一样正在消亡和未完成的东西的反叛。因此。艺术的唯一目标就是向现实提供另一种形式，然而这一现实正是艺术迫不得已要当作其情感之源泉而保存的。在这方面，我们都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既非对现实的完全抵制，又非对现实的完全接受。它同时既是抵制，又是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它必定会受到不断更新、并受到歪曲的原因所在。艺术家经常生活在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中，既不能否定真实的东西，却又必然没完没了地在其永不得完善的方面对它提出质疑。为了描画出一种恬静安闲的生活，就必须在画家和苹果之间设置一种对抗和共同的调节。如果在没有世界的明暗的情况下谈不上有什么形式的话，那么形式就得反过来加上那种明暗度。真正的宇宙通过其光辉而唤起物体和雕像，因此它同时也从这些东西中接受了对天空中的光有着决定作用的第二种光。所以，伟大的风格恰恰就在于艺术家和自己的对象之间的地方。
根本就不需要确定，艺术是逃避现实呢，还是服从现实，倒是需要确定，艺术作品究竟应当具有多少现实性。并且以这些现实性作为阻止艺术品飞浮到云彩中、或者阻止其拖着沉重的靴子耷拉在地上的镇重物。每一个艺术家都是按照自己的眼力和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艺术家对于世界现实的反叛越大，用来平衡那一反叛的现实的重力也就可能越大。但是那个重力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抑制住艺术家的个人要求的。正如在古希腊的伟大悲剧家、麦尔维尔、托尔斯泰或莫里哀那里表现出的那样，最崇高的作品将始终是那些保持了现实与人们对现实的抵制间的平衡的作品。它们每一种因素都迫使另一种因素在一种永不停息的充溢中蓬勃向上，从而反映了本身就处于最欢乐和令人断肠的两个极端的生活特征。然后，偶尔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虽与所有的世界迥异，但也相同，它虽然特殊，却又一般，充满了天真烂漫的不安之感——有一些时候是让力量和天才的渴望所唤起的。它正是这样的，但却又不是这样的；世界什么也算不上，世界就是一切——这就是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相互矛盾的、坚持不懈的呼唤声。这种呼唤使他站立着，睁大双眼；有时这喊声还为这个沉睡的世界上所有的人唤起那种正在流逝、并引人注意的现实的形象，而我们则无须了解这种现实就可把它辨认出来。
同样，艺术家既不能逃避自己的时代，又不能使自己迷失在其中。如果他逃避这个时代，就只好在真空中说话了。但是，相反的倒是，既然他把自己的时代当作自己的对象，那他就断然肯定，自己的生存是主体，并且不能完全屈从于它。换句话说，就在艺术家选择分享大家命运的时刻，他也就断言自己是一个个人了。他不能回避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艺术家从历史选取自己目睹或经历过的东西，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就是说，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今天仍活着的人，而不是与当代艺术家看不见的未来有关的那种最近事件。以还未生存于世的某个人的名义对一个当代人作出判断只是预言的功能。但艺术家却能估价那些提供给他的仅仅是与当代人有关的神话传说。预言家不管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有政治信仰的，都能作出绝对的判断，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是无所顾忌地这样干的。但艺术家却不能这样做。如果他作出绝对的判断，就等于专横地把现实划分成善良的和丑恶的，因而就沉溺于情节剧之中了。相反的是，艺术的目的并不是要制定法规，或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而是要取得人们的理解。有时，由于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它确实高高在上，支配一切。但是没有一部天才之作是建立在仇恨和轻蔑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在其缓慢进展的尽头要求赦免、而不要求判罪的原因所在。他不是法官，而是一位辩护人。他是活的生物的永久辩护者，因为那种生物是有生命力的。他真正是为赞成热爱近邻而辩护，而不是为热爱遥远的陌生人而辩论。因为那后一种爱贬低了当代的人道主义，直到它成为法庭的问答手册为止。而不同的是，伟大的作品最终将使一切法官惊慌失措。有了这样的作品，艺术家在向人类最崇高的形象致敬的同时，又在最邪恶的罪犯面前俯首屈尊。王尔德曾在狱中写道：“在这个悲惨的地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不幸之人，没有一个不是站在与生活的秘诀有着象征性关系的地方。”不错，那种生活的秘诀恰好同艺术的奥秘相一致。
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直属于一个商业社会的作家（只有极少数除外），认为他们是可以生活在幸福和毫无责任感的圈子里，他们确实生活过，但然后又孤独地死去，正像他们活着时那样。但是我们20世纪的作家却再也不会孤独下去了。相反，我们必须懂得，我们决不能回避共同的灾难，我们唯一的正当理由（如果确实有的话）就是尽我们的可能，大胆地说话，为那些不能这样说话的人声张。但是我们必须为所有那些在此时此刻仍然受苦受难的人说话，不管正压迫着他们的美国及其同伙们过去或未来的荣誉是什么，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虐待者可言。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今天，而且特别是今天，美还不能为任何党派服务；从长远看来或从短期看来，它也只能去为人们的痛苦或自由服务。唯一真正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就是那些积极参加战斗的人，但至少说，他拒绝参加正规部队，因此，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人士。他在美里面发现的教益（如果他正当吸取的话），并非自私的教训，而是牢不可破的兄弟般友谊。因为受到如此看待，美便从未奴役过任何人。相反的倒是，几千年以来，每一天、每一秒钟，美都减轻千百万人的苦役，有时甚至使一部分人永远得到解放。说到底，也许艺术的伟大就存在于美好和痛苦之间的永久张力，这个张力还居于人的爱情和创作迷狂之间，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精疲力尽的人群之间，以及拒绝和同意之间。艺术在两个峡谷之间进展，它们分别是轻浮和宣传。在伟大的艺术前进的峻岭上，每迈出一步都是一次冒险，一次极大的冒险。然而，在那种冒险中，而且只有在那个地疗，才隐居着艺术的自由。难道那是一种更像禁欲教规的艰难的自由吗？什么样的艺术家才会否认这一点呢？什么样的艺术家才敢于宣称，自己能够胜任这一永不停止的任务呢？这种自由预示着一种健康的身心，一种反映心灵力量的风格，以及一种耐心的蔑视。如同一切自由那样，那是一次永久的冒险，一次使人精疲力尽的冒险，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今天回避冒险的原因所在，就像他们回避要求苛刻的自由那样，其目的是为接受任何类型的束缚，同时获得最起码的一点心灵的安逸。但是如果艺术不是冒险又是什么呢？它的正当理由又在何处呢？不，自由的艺术家与其说是一个舒适安逸的人，倒不如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自由的艺术家就是那种以极大的努力来创造出自己秩序的艺术家。他必须使之井然有序的东西越是散漫，他的规划就会严格而且他就越要主张自己的自由。纪德曾说过一句话尽管这句话很容易为人们误解，但我始终是赞成的，他说：“艺术依赖强制而生存，但却因为自由而死亡。”这话千真万确。但这决不能被解释为这样的意思：艺术是可以受到控制的。艺术仅仅依赖于自身的强制而生存；而受到其他一切强制就会死亡。相反的，如果艺术不强制自己，就会沉溺于胡言乱语，并成为仅仅是幽灵的奴隶。因此，最自由的艺术和最反叛的艺术将成为最经典的艺术；它将成为对最大的努力的报答。只要一个社会及其艺术家不接受这种长期的、自由的努力，只要它们在消遣娱乐的安逸或顺应潮流的安逸中变得松弛起来，沉溺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中，或者热衷于鼓吹现实主义艺术，它的艺术家就会迷失在虚无主义和荒芜的境地。说这话就等于是说，今天的复兴取决于我们的勇气和清醒的意志。
是的，这种复兴就掌握在我们大家手中。如果西方要使任何反亚历山大的人把佩剑斩开的文明的难解之结系在一起，那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承担为了自由而作出的一切冒险和努力。没有必要去知道我们是否将通过追求正义来竭力维护自由，但这一点是必须知道的：没有自由，我们将一无所获，我们就会既失去未来的正义又失去古代的美。单是自由就把人们从孤寂中吸引出来了；但是奴役仍然主宰着孤寂的人群。艺术通过我试图阐释的那种自由的本质把人们团结起来，而专制暴政则使人们分开。因此，艺术之所以会成为每一种压迫形式标明的敌人，就不足以令人惊奇了。
我们的结论将是简单的。它的内容将包括我们在历史的喧嚣与骚动中所说的话，“让我们欢乐吧”。让我们为自己作为人而欢乐，让我们为自己作为艺术家而欣喜。西方艺术将逐步恢复自己的力量和尊严。
不负责任的艺术家的时代结束了。当艺术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证艺术家安逸舒适时，它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王宁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