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路上，大哥教我学当时的校园流行歌曲，歌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歌词唱到：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漫步走在小路上，留下脚印一串串，有的直，有的弯……唱歌的时候路就短了，很快我们到了家门口。母亲匆匆地从屋里出来，用手势制止我们的歌声。批评我们的歌词，怎么能唱“有的吃有的玩”？大哥给母亲做了解释，但是母亲说村庄里有几个人能听懂呢，大家会认为我们家现在有了大学生就给人显摆，这是遭人唾骂的事情。父亲也支持母亲的观点，我们只好唱那首我不大懂得的《童年》。
我当时虽然觉得母亲过于谨慎，后来明白正是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低调，才让我们在村庄里有了较好的人缘。还因为父亲的博爱和善良，才让父亲这个外乡人在村庄里得到极大的尊重，得到村庄里异口同声的赞美。
在村庄还以煤油灯照明的年代，父亲就一直努力要给村庄拉上电。1985年，父亲通过朋友的关系，给村庄争取了供电项目，但是还需争取一部分群众的集资。父亲下班回来利用晚饭后的时间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整整跑了近半年的时间，才让大家都愿意集资拉电，当时有一拨和父亲颇能说得来的人支持父亲，尤其是村庄里的几个老读书人。其间虽然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交涉，甚至有人公然反对父亲这个外乡人插手村庄的事情，好在母亲始终站在父亲这一边，她帮助父亲争取到了乡亲们的信任和认同，最终在那年过年的时候让村庄通了电，上演了七天七夜的电影。第二年村庄里就有了电视机，后来我在邻居家的电视上看了《西游记》和《乌龙山剿匪记》两部电视剧。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电视里那雄奇崔嵬的高山，比之于村庄背倚的南山，虽然高峻，却又少了点灵秀，少了许多我所熟悉的东西。
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村庄将它千疮百孔的点点滴滴遗失在了岁月的河流中。像风翻卷秋天的落叶，泪水和疼痛在蒙昧之后风干，村庄又将一个新的春天唤回。村庄里考上大学的孩子多了起来，南山的沃土滋养了成片的森林，孩子们是林间的秀木。这些上过大学的孩子大多数回来当了老师，有的就在本村的小学校里，给更小一点的孩子们教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学校一放学，一群群的少年顺着南山根回家，追逐嬉闹，也背诵诗文，拖得长长的音调，故意要引出南山的回音来。
有了更多的读书人，村庄忽然开始重视礼节。除了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整个村庄的人自发地给八爷祝寿，就是那个曾经夸赞过我父亲的八爷，嗓门很大的高寿老人。据说年轻的时候当过生产队队长，上世纪六十年代运动迭起时的风云人物。当年曾经为了给村庄里争抢灌溉机井的使用权，抱着自制的猎枪将邻村的队长给顶到粮仓门上，也借着运动之风狠狠地整过村庄里不听他话的人，更有传言说八爷年轻的时候还霸占过谁谁谁家漂亮的年轻媳妇。
当年一顿吃四大海碗饭的八爷，后来老到只有一碗饭的饭量，却自动担起村庄里总管的职务。无论婚丧嫁娶，谁家过事情都是八爷既当主持又兼管理，事情就办得井井有条，办得体面热闹。因为八爷的姓氏算是村庄里的大姓，八爷的辈分又高，喊他太爷爷的子孙一大堆，顺理成章八爷在村庄里有着绝对的威望。常常在事情场上，有想要偷懒的毛头小伙子，不愿意担水劈柴偷着躲在墙角打扑克，八爷只要看见，赶上去对准偷懒人的屁股就是一脚，还要高声骂，直到偷懒的人红着脸赶紧去干活才作罢。一般这样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人敢和八爷犟嘴，即使那些愣头青也不敢胡来。八爷好酒，腰间挂个葫芦，酒不离身。给人家当总管的时候就不喝葫芦里的酒了，喝酒席上的。所有的人都想给八爷敬杯酒，但八爷只喝他能看上眼的人的敬酒，有那平日小气的、邻里不和的、不孝敬父母的人八爷就很不齿。但即使这样有选择地喝，往往也是大醉而归。
八爷的几个儿子都能干，经商的，务农的，从政的都有。政策好了几年之后，八爷成了村庄的首富，但八爷不傲气不自夸。按我父亲的话说就是八爷深藏不露，有城府，也大气。村庄里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家都借过八爷的钱，能还起的还了，还不起的八爷也不计较。
东家西家的老婆子们聚到一起，总要说道八爷。她们喊他老八，说老八知道年轻时候得罪的人多，现在这么尽心尽力给大家帮忙，是在赎他的罪过哩。
我母亲说，赎罪也罢，尽心也好，村庄里总得有个人管理这些事啊，总比一盘散沙的好。我赞同母亲的看法，也愿意跟上父亲去给八爷拜寿。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八爷的生日，也正好是各家都送灶王爷的一天。父亲拿了平日舍不得喝的好酒，带上我去给八爷祝寿。进院一看，怕是全村的人都来了，屋子里堆满了糖茶烟酒，八爷身着簇新的对襟棉袄，一脸幸福自豪的笑容。村庄里的女人们在灶台上帮忙收拾饭菜，凡去拜寿的人都必得在八爷家吃上一顿饭。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八爷家坐席，尤爱喝八婆自酿的醪糟，比蜜还甜。还有个原因就是八爷必得亲自将我父亲安顿坐在上席，我也借光在父亲的左侧坐下，然后满桌子的人就都给我夹菜，真是幸福的时光。
大家坐席正热闹的当口，村庄里最穷困的旺喜也来了，给八爷带了八只鸡蛋，全用染料涂成了大红色，说是喜庆的长寿鸡蛋。八爷乐呵呵接住，安排旺喜人席。还没坐稳呢，又来个不认识的人，说刚才给旺喜卖过鸡蛋，旺喜却不敢抬头看人家。问了半天才弄明白是后山里进城赶集的人，半道上遇见旺喜说买鸡蛋，价钱是一只鸡蛋一毛八，旺喜给人家算的账是八只鸡蛋八毛八，然后成交。鸡蛋拿走好一阵了，这卖鸡蛋的人才算明白上当了，随后便赶了来，并嘟囔说这南山脚下的人还会哄人哩。八爷二话不说，给来人补上少给的鸡蛋钱，并执意让坐一轮酒席。
发生这件有趣的事情时，父亲已经退休，从校园回家侍弄菜园，同时拿起曾经一度丢掉的画笔画画。菜地里一茬茬的蔬菜生长，画案上一张张的花草盛放。只两二年的功夫，村庄里二分之一的人家挂上了父亲的写意牡丹图，这还不算，每到年关，父亲忙不完的事情就是给各家各户写春联。直到年三十的那天，还要写上半夜。母亲常唠叨说一年到头了也不让人早点休息，还要熬眼瞌睡地给大家服务。父亲却毫无怨言，始终乐呵呵地应承下来，又乐呵呵地让四邻八舍都满意。屋子里常有三五个客人来聚，父亲拿出他的好茶好烟来招待大家，母亲说我们的家是“揽人摊”，啥人都爱进来坐坐。父亲说这就是人缘，有的人你就是好饭好菜的备上也不见得就有人去，人是人的势嘛。
父亲以一个读书人的谦和有礼在村庄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以一颗宽厚仁爱的心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也用自己的孝行博取了我外祖父母的疼爱。父亲远离自己的家乡，走进我外祖父母的家，和母亲共同赡养老人，养活我们。父亲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苦难重重的年代里，拉扯了包括老家兄弟姊妹在内的两个大家庭，使这两个大家庭现在近六十口人过上了幸福和睦的生活。
我的外祖父母是真的视我的父亲为半个儿子，按风俗讲我父亲进的是他们的门，那就是上门女婿，上门女婿生下的孩子都必须跟女方家姓，而在我们家大哥、我和弟弟都姓的父姓，只有二哥随母亲姓。父亲说这都是我外祖父的安排，可见父亲在我外祖父母心中的分量。
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和我提起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多么温良贤惠的人，更是一个村庄里少见的不识字但却懂得大道理的人。从父亲怀恋的语气和神情，我感受到父亲这个异乡人当年从外祖母那儿体味到的母爱。
我对外祖母的印象不深，她逝去的时候我才三岁。母亲不止一次地说过，那年的夏天，外祖母卧病在床，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想验证一个古老的说法，在村庄里流传了很多年的说法，说是没有换牙的稚童可以预言老人的生死。刚刚三岁的我被外祖母叫到炕跟前，一遍遍地问：乖，我是要死哩还是要活？
要死！据母亲说，我干脆利落地回答了外祖母。
外祖母再问：乖，我是要活哩还是要死？
要死！我依然干脆利落地这样回答外祖母。
母亲说，如此的问答反复了好多次，我的答案就没有改变过。
然后，到了秋天，外祖母真的死了。
这些我都早巳没有了记忆，只是母亲老爱说起。等我长大些，再听母亲叙说，心里就有了深深的内疚和不安。我想象外祖母在病中无奈的心情，想象她和大多数老人一样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那些因为恐惧带来的焦虑。我既为自己没有回答对问题懊悔，又为这不可信的古老说法着恼。
多年以来，我们在过年和清明的时候去给外祖父母上坟，我的心格外虔敬，庄重地跪下叩头，焚烧纸钱，临走还要拂去墓碑上的尘土。墓碑是父亲给立的，父亲的朋友镌刻的碑文，字迹清秀隽逸。碑联上说：自人婿乡承厚爱，膝前半子痛何如？当然问号是我在这里加上去的，我认为应该有问号，它强调了父亲失去亲人的大悲大痛。
南山不老，村庄不老。在我定居城里之后，每次回去，看到的却都是父亲的衰老：皱纹满面，华发满头。尤其在秋季，父亲蹲在花园里捡拾满地的落叶，脸上是不能掩饰的寂寥和落寞。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父亲敏感而细腻的心，是季节的流转，还是身旁花事正盛的紫荆？
我开始怀着深深的恐惧，担心总有一天我就会永远地失去父亲。任何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候。我羡慕南山，千年不老，万载不灭。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留心我的恐惧之感，我的羡慕之情。总之是父亲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与世长辞，没有给我留下一句临别的话语。
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把父亲从医院拉回了村庄。颠簸的救护车沿着南山脚下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前行，父亲躺在担架上，我坐在父亲脚跟前，看父亲的白发随着车子的颠簸忽闪，别的都一动不动。我的泪在心里，我的没有泪水的眼睛望着车窗外起伏的南山，依然高峻深邃默默不语，看起来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我没有父亲了！我没有父亲了！我在心里对南山默语，我真想跑下去，从南山最高的地方跳下。
三天之后，我身着孝衣，手举招魂幡，一路呜咽着将父亲领到南山上新打的墓地里。村庄里的男人们都上山来给父亲送行，黄土在哀绝的哭声中隆起，一座新坟，让我与父亲阴阳两隔，永不得见。我跪坐在坟头给父亲说话，听不到一丁点应答，多么像我从前和南山说话啊，南山也从不应答。
那么，父亲是归于南山了，归于南山的沉默，归于南山的博大。至此，我对南山有了更深的爱恋和不舍。
我站在山上眺望我的村庄，太阳照常升起，新居的炊烟温暧如初。我站在村庄里仰望南山，山间的林木绿了变黄，黄了又绿，仿佛父亲的画卷，一页复一页，一季又一季。
201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