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语10
这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科学院。
丈夫是国家核试验基地的军官。
妻子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
从结婚，丈夫就去了青海，每年回来一次，也许两年一次。
妻子生了一儿一女，没有办法，她把母亲从四川接到北京，为她看孩子，一直到孩子二十岁，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家。
丈夫和蔼，实在，因为妻子姓张，科学院的同事们就叫他“张先生”，妻子文静聪明，很能干，国家烟草局的数据库系统，就是她支持开发的。
做丈夫最后终于可以回北京了，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而且，妻子分到了一套房子。
丈夫手很巧，能干，所有的装修和家具都自己做，我们去看，萨爹就说：“张先生何必自己做，我给你找个师傅吧。”张先生就说：“自己做的好。”他是四川人，好字总是咬成四声，念“浩”。
大家都理解他，科学院两地分居的太多了，我的父亲母亲也分居了八年，家的概念，是母亲调回北京以后才存在的。张先生的家比我们又晚了十五年。没办法，他是基地骨干，基地舍不得放，他也舍不得走，国家需要他。
可算有机会建设自己的家了！
看着他在小区里打家具，收拾装修材料，我们都觉得很替他高兴。
他们的女儿那时候到新加坡留学去了，临走前，到我们家来聊天，妻子--我习惯叫她张阿姨--双眼如同墨黑的深潭，那种快乐发自心底的笑。
结果就那一年，妻子查出来肝癌。
其实是有征兆的，萨爹和她一起负责国家烟草局的项目，到青岛做颐中烟草的调查，我也正好在青岛做项目，去看，谈话中她就出去呕吐，回来说胃不好。
查出来了，大夫当场就告诉她：晚期，没法治了，最多两个月……
大家相信吗？就这样直截了当，不当回事的说出来。这就是给科学院人员作体检的医生的素质。对这样的医生我想来依然痛恨，然而这是真实的事情。
以后的两个月，他们跑遍了武汉，四川，东北……
那医生虽然没有医德，却说得很准。
深秋里，忽然有朋友来告诉萨爹，说张阿姨不行了。
我们就赶紧去医院看，萨爹和她是三十多年的老搭档了。
走到医院楼梯拐角，看到一个泣不成声的小老头蜷曲在那里，大概有亲人去世了，更增加了悲哀的感觉。
我们走上楼梯，迎面就看到她的儿子，我幼年的朋友，满面泪痕而来，我们明白了，她，已经走了。
尔后，令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场面是。
我的朋友走向那个蜷曲的小老头，叫：“爸...”
这个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因为我曾经从他的面前走过，再想不到那就是平日里腰板笔挺，英俊豪迈，军人风度十足的“张先生”！！！我第一次明白悲痛，竟然可以把人变化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和他本人判若两人。“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她怎么就不等等我哟……”
他不断的重复这几句话。在医院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三十年穿军装的汉子，发出那种从心底里出来的男人的痛断肝肠的哭。。。
我的朋友抱住他的爸爸，用力的抱紧他。
“张先生”转回头来看他：“你知道你妈妈有多么苦，多么苦……生你的时候，”他的口张得大大的，我以为他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但是他忽然更猛烈的爆发了：“你爸爸还在大青海里哟……”
他抱紧自己的儿子，像一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朋友就出生在1967年，那一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
[这是一段真实的回忆，这位英年早逝的妻子，就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张冬冰研究员，我曾经在陈景润一文中提到她，象她这样中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院很多。使用她的真实名字，希望所有人记住这些平凡的，为了我们的国家耗尽了生命的人，而这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细节，我都可以保证它的真实，从那一次，我才感到，作为一个军人，生活可以是多么的沉重，他们为国家所做的，和他们对家庭的歉疚，又可以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萨苏《科学家的故事》
《今日说法》中也播出过“戴不算强”“拘留所打死人”，实名举报信直接被送到被举报人哪里，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等事。
其中有一件事：
一个警察没有提取和检验，就凭老人口供判断两个少年强了老人，并以此结案。少年的妹妹受不了学校的流言，外出打工，少年的家庭也支离破碎。后来此案平反，面对采访，办案警员很后悔的说，自己草率断案，给人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很对不起人家。可是这样的事，只凭借人证和刑讯逼供的口供就断案，是怎么得到上面认可和结案的呢？
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相对混乱的年代。
西方记者最喜欢指责我们缺乏人权，我们反驳，只把这种指责当做无稽之谈，其实也是自欺欺人。孔子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想应对指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西方记者提出具体事例，然后对整个案件进行公开公正的审理，邀请记者参与其中，最后得出结果，用事实说话，这才是真正的反驳。
发言人义正言辞，可是真的对吗，用傲慢和不了解中国反驳对方的话语，听起来很爽，但是不明情况的就反驳一通，很难得到实际的进步，最多是原地踏步吧。
不过审判也看是怎么来的，怎么判的。
袁腾飞说：
斯大林惩处异己的时候，曾经公开审判两个列宁时期的元勋，审讯室里夏天开暖气，打的伤口往外爬蛆。两个人受不了了，沙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罪啊，于是审讯人员告诉他，只要你们在法庭上认罪，就从宽处理。
于是苏联找来外国记者，开了一场世纪大审判。记者一边照相，一边直乐。
一般法庭都是，这罪是你犯的吗，不是，你看是你做的，有指纹、手印，不对，那是他们伪造的。
他们两个倒好，这罪是你做的吗，是我做的，两个人还强，这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
法官说，好了认罪是吧，宣布叛国罪成立，即可枪毙。
两人当时就懵了，哎，斯大林同志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啊。
然后不管，法警就往外拉，两人说，看在死去的列宁的份上，让我们见斯大林同志一面，拉上囚车。到了下面挖坑了，两人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见斯大林同志一面。共产党人是不信上帝的，这两人连幼年的偶像都说了出来。砰砰两枪，直接杀了，而后埋了。
如果是以上这种审判的话，当我没说过吧。
《今日说法》里，有过一个法律援助的案子。村子中水井里被人下毒，很多村民遭殃，于是大家认定是一个老妇人做的，并为此提出种种老人下手的动机，报案。公安局将老妇人抓获。
老妇人的老公不服，于是请求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老妇人在法庭辩解，以没有确凿物证为由，要求法院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法院最后采纳被告辩护人的意见，无罪开释。
撒贝宁带领的团队在送老人回家的时候，却被村民们围住。很多村民很委屈的说，明明是她做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帮她脱罪。撒贝宁在其中只好费尽唇舌的解释，当然并没有播出是怎么解释的，也不知道村民是如何撤围的，很可能是警察来了才撤的。
疑罪从无，现在算是共识了。可是村民们依旧再想，明明是她做的，为什么法律不惩处她。通过此，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古代遇见这种事，开明点的扭送官府，官员大刑伺候，而后秋后问斩，一般村子里族长直接就判处了。
六月飞雪，三年大旱，血溅三尺白绫，不是无缘无故的。
很多案件不是想当然的，也有很多突发性事件，可是想当然的冤判了，那自然是求诉无门。而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只是唏嘘不已，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有的受了。社会要是真是这样的，仅凭人证和合情合理就断案，想起来也真是可怕，不认就打，可怕不可怕，屈打成招，可恨不可恨。
官员、百姓在这一刻都成为凶手，他们事后也会惋惜，包括建庙等手段，希望弥补，可是对当事人，那就于事无补了。
中国乡下，曾经认为旱灾是旱魃（ba）闹的。当初黄帝和蚩尤大战，风神雨伯帮助蚩尤降下大雨，黄帝请旱魃相助，旱魃将雨停歇，于是黄帝得以战胜蚩尤。于是旱魃成了不下雨的祸患。
村民们发挥想象力，发棺掘尸，遇见经年不腐的，就烧了，而后雨就下来了。也有开明点的村民们去龙王庙求雨的，给龙王爷上供。
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依旧是中国的现状。刚在法院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还说看见老人过来跪在大堂上喊冤的的，还有拿着状纸在控诉的，甚至当庭撒泼打滚的，引以为笑谈。
西方也有很多人将女巫烧死，以防女巫蛊惑人心的，包括罗马教廷曾经为了惩罚异教徒，施加刑罚，甚至伽利略都上了法庭，表示认罪，这都是不可磨灭的过往。
而后西方又发展了现代法律体系，中国沿用了人家的法律体系，很多地方也在完善，算是摒弃了古代那套法律手段，凡事讲求证据，不准公务人员用刑等等，都算是进步，只是还需要更进一层。
《寒战2》中，警务处处长郭富城抓到了反对派的大人物，前任警务处处长。郭富城表示，自己来前请示过特首，为了警务人员的声誉，为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希望他能识趣拿着机票走人，永远不再踏入香港，并且出售旗下公司的所有股份，get 、out。
弹幕里很多人说，死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就这样让对方走了。
而对方确实拿着机票走了。
包括《五亿探长雷洛》里，雷洛将警察内的乱收费规范化，以此获得五亿财富，算是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作出贡献。
随后廉政总署出现，香港追求更加廉洁、高效的队伍，于是雷洛主动离职去了加拿大。香港对雷洛进行通缉，其实也算是一种政治协定，你可以带着钱离开。
当然，对于雷洛我可以理解，离开后进行通缉，表示我们有更高的追求，虽然你对香港作出贡献，可是我们依旧要把你当做反面典型，而不是说，为了顾全警界声誉，我们不能对华人探长发出通缉令。
香港古惑仔，黑色会等等，砍人、放火屡见不鲜，警界声誉确实已经很烂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维护了。
不破不立，有时候太多的东西为了顾全颜面，反而会影响发展，因为你不敢正对自己的历史过往，总以为瞒下去好了，或者我们内部解决。
隐瞒一个冤案，需要很多人努力，最后成为了一个圈子的包庇。这次你出了事，我帮你隐瞒公众，那么下次我有了事，你就要帮我，大家同做一条船。
包庇和维护，最后一烂烂一片。乾隆时陕西发生贪腐，几乎陕西官员全部参与，不参与的被排挤，你说你参与不参与。
雷洛刚进警队，不想拿黑钱，于是被同行忽略，那个年代，升迁需要给英国人50万港币，当华人总探长，需要任由英国警务处长的妻子在赌场里输，输多少我来赔，之后还要送礼物。
于是花钱当官，而后捞钱成为惯例，包括很多医院，医生进去需要拿十万，后期你自己赚，护士进去收费低一点，三万。
靠关系的社会，将过错抹杀于无形。犹如和珅一样，那就干脆把苦主杀了，无人伸冤，那么自然案子就过去了。
陈世美派人暗杀秦香莲，若是杀了，那么包拯自然不会出头了。戏文里，公主请出了太后，太后对包拯说，看在哀家的面子上，这件事就这样吧。
包拯左右为难，拿出钱给秦香莲，事到如今，我也无能为力。
秦香莲也打算认了，可惜公主多嘴，包拯怒了，而后当庭斩了驸马，算是豁出去了。
君王感慨自己没有包拯一样的清官，也要想想，自己能不能容下这样的官员，能不能在权贵之中，保下这样的官员。换做外人，参与了狸猫换太子，估计早就被灭口了，又换作是包拯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妹妹，也早就处理了，起码的发配外地当官，算是一种保护了。
你自己是这种德行，也勿怪找不到这样的官了。其实千里马常有，只是你着实不是伯乐。
所以宋仁宗是否算是一位英主，只看手下有包拯就知道了。
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用简单的是否值得可以衡量的，为了一个人不值得处罚那么官员，为了一个人不值得兴师动众，为了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不值得我们公开如何如何，而是要维护声誉，维护大局，维护到苏联解体了，连自己的党员都同意解体，可见到了什么份上。
我们常说罪己诏如何如何，知错能改如何如何，可是到我们自己，却固执己见，面子大于一切，所谓讲不过道理耍流氓，耍不过流氓比不过武力，武力再比不过只好讲道理了。
《我不是潘金莲》里，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纷纷到李金莲的家里，为得就是一句话，你不要再上访了。
而之所以这么优待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农妇，既然和中央扯上了关系，那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妇，那就要认真对待。
马上人大会就要开了，一定要看管住老上访户。李金莲的家外有很多便衣，不过李金莲还是跑了。然后县长发动所有交警，守护所有交通要道，务必要截住李金莲，在此向连日来奋战的交警致敬。
李金莲到京后，县里、法院等人纷纷守候，查询各种关系，为得就是找到她，而后带回来。
为什么官员们如此重视，因为之前李金莲一事，因为下级们忽视了，李金莲告到了中央领导哪里，领导大怒，一个农妇的小事情，你们搞的那么大，那么久，还没有解决，搞的人家现在要告法院院长、县长、市长，激化社会矛盾，到底有没有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
领导在会上发怒，高官也大怒，下令将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撤职。
秘书说，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而撤那么多官员，不值当吧？
高官说，他们在会上为全省抹黑，难道不该撤吗？
所以无怪乎大家如此重视，乌纱帽不保如何不重视，可是又拿不出解决办法，只能靠拖了，反正不给解决，只要不闹到上面去就好。
时间一久，李金莲也烦了，她只是想要个公道，可是谁也给不了，最后老天给了——前夫车祸死亡，算是黑色幽默。
如果整件事情，能够通过法律，一审、二审乃至终审判决，其实也是可以判决和解决的。
李金莲说，离婚的时候她正怀着孩子，因为此事孩子没了，所以想要为孩子讨回公道。
只要李金莲在法庭上说出这件事，根据我国的《婚姻法》，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可以单方面离婚，除非女方同意。只要李金莲咬定自己实现不知道怀孕，那么之前的离婚可以判处无效。
据闻有一对夫妇，都是高学历，来到律师事务所办理离婚，很文明，和和气气。之后女方发现怀孕，两人又来律师事务所，说不想复婚，只想打个官司证明之前的离婚无效。
律师们表示活久见，而后果然找到了，女方怀孕期间不可以单方面离婚，以此为依据又打了一场官司，推翻了之前的离婚案。
两人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律师事务所表示，欢迎这样的夫妇来办事，打折都可以。
说到底，李金莲缺的是一个律师，她只想到了利用关系送壶油到法官哪里，或者上访，而没有想着用法律手段争回属于自己的权益。
李金莲的案子不是个案，至如今，很多地方在北京都有专门的看护人，就是为了截住这些上访户，在哪里都有不少，且不说是李金莲这样一件，在她本人不占理的事，也有上访户有理却不得伸张的，只能年复一年的上访，而官员们的解决手段竟然是，上访户累了、烦了，自然不会上访。
其实在那么多上访人中，固然有不少胡搅蛮缠的。包括拆迁户，有一家老太太非要人家公司经理级别人物娶她的女儿，否则就要继续上访，我们也只能付诸一笑。不过，庞大的上访户中，也不缺乏半途而废的，因为着实没有时间和精力耗下去，可是依旧存在这种群体，甚至让地方政府不得不派遣人员常驻北京，也说明我国法律意识在民众心中的淡薄，其实很多都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
《奋斗》里，为了多获得拆迁款，一户人家住在楼里。结果开放商停水停电，该户人家直接打了市长专线，然后供水供电又恢复了。
不管目的如何，生存和居住是人家的权利，你不能出于利益目的，就损害人家的权利。虽然有着，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名义，不过大多数毕竟是虚词，受益最大的还是你自己，而你打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威胁甚至动手，都是严重损害对方个人权益的行为。
《战狼二》开头就是一个拆迁案子，冷锋等人为死亡的战友家庭撑腰之后，领头的人物的威胁说“你们走之后，我弄死他们”，都是赤裸裸的，也都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进而引发社会矛盾，进而扩大，进而至于不可收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面对此类手段，其实我们也有其他方式，委婉的来处理，包括如今拆迁类的纠纷减少，也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记得有个拆迁案子，父亲说儿子在什么地方当官，然后当地政府一个电话打过去。领导叫来当官的儿子，说你回家把你父亲的事情解决好，不然不用回来了。儿子只好连夜买了车票回家，做父亲的工作。
当然，这种也不算是多委婉，多少带点威胁，可是总比之前强，后面也会有更多更好的方法，当然最好的是能够通过立法，将所有的争执聚集在法律途径上，而不是领导的一句话，断水断电等。
还有一个例子：
为了吸引人才，国企公司会提出种种优惠。一个女子在军工性质的国企工作不到半年就怀孕，修了一年产假，而后提出离职。
公司大领导怒了，拍了桌子，赤裸裸的占我们便宜，骗我们公司钱，再这样下去，都这来，我们怎么混下去，我们也要赚钱的啊。
于是领导将女员工的职位改成了绝密级，女子需要上办理脱岗培训，三年内每工作日去郊外某地上保密课，不得请假，不得找其他工作，只能拿着最低保障工资。
当然，这也是军工企业的一种优势，其他的只能认栽，再通过人事严格把关，形成了“再也不要女的了”“只要不要孩子的女的”等潜规定，以至于女的埋怨，这种人多了连带着我们也吃亏，找工作都不好找。
也有公司相互通风报信，将一些女性列为黑名单，表示诚信不好，然后使她们难以找到好工作。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通过立法，公司有权利通过法律手段，起诉这些占便宜的女性，要求她们返还部分侵占的利益。
其实，如今时代有许多可以制衡不守信、占便宜等人的办法，包括降低本人的信用等级，不给予贷款，不准乘坐飞机，上高铁只能坐二等座等等，只要通过立法，降低社会信用等级，并且将社会信用等级供给各种社会软件进行参考，都可以有效的制衡犯罪。
包括小偷小摸，金额少的可以申请降低社会信用等级，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一起生活的各种不便利，无法去各种游乐场所，无法出国旅行，减少将来养老保险的金额。
用正当方式，维护正当的权益，制衡不当的行为，这是我们要实现的公平公正的社会。
不过嬴政不用考虑那么多，秦国还是那一套，法律是建立在维护统治基础的，也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调整。商鞅变法，耕战治国，为得就是扩大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而将这种利益扩大到秦国百姓身上，通过攻打、掠取其他国家的土地、人口，来满足这种收益。
春秋的国家，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战争和兼并，可是还是在维护整体的利益，包括不灭人国等手段，战争不是掠取，而是维护现有的一种手段，所以法律只是上层阶级调和纷争的方式，而不应用于下层民众，主要是用不着维护。
可是之后，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统治阶层要调用尽可能多的资源，也就是尽可能的压榨百姓，包括增加税收、劳役等措施，使得军队势力迅速扩张，能够在国与国的较量中获取利益，而后用这种利益来缓和国内的矛盾。
于是，统治阶层需要更广泛的法律来约束民众，因为这种压榨会引起民众的反抗，所以要用法律让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行动会引起制裁，而什么样的行动会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获益。
嬴政的勤政，如同刚工作的年轻人好学一样，接触的面广了，学到的东西多了，疑惑多了，而工作能力也提高了，会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知道很多东西并不如想像的那么神圣，也是有自己的缺点的，渐渐地形成了对社会、国家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明白治国那一套究竟是怎么玩的。
所以当嬴政一天拿到一些文章，看里面的内容，顿如醍醐灌顶，字字珠玑，自己从政以来的许多疑惑都在其中有了详细的解答，不禁对作者生出了敬仰之情。
嬴政说，如果能和作者当面聊聊，肯定是人生一大快事，可惜不能和这位先贤同处啊。
得到嬴政如此评价的，正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