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一拐弯儿的地段，现而今车水马龙，在我记忆里并非如此，暮鼓晨钟应该也已经是记忆里的事儿了。我现在很少来到这里，五年前姥姥生病，爸妈担心两个老人生活问题所以把姥姥和姥爷搬来东边一起住了，没想到一转眼已经五年了。我是正统的BJ姑娘，按领导的话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很难得。哈哈，好吧，听到这句话，我是窃喜的，而心里又是坦然的。
前天妈妈接到房管局的通知，鼓楼这片按照市政规划要拆迁了。记得妈妈接到电话后很平静，转身就进屋姥姥姥爷说起此事，说完后我只听见姥姥说了句“拆就拆了吧。”我知道她的意思其实是“还是要拆了”这是一种只有我们才能体会的情绪。无奈却又是使人必须接受，而拆迁所带来的所谓物质之类的赔偿或者安置房，于我们来说，真的也只是些数字或是屋子而已。我相信，这种感受是不限地域的，但又或者只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的。之所以难过，却是因为我们曾经的一切是多么美好，而我一直希望能将这样的美好分享给更多的人，却又无从说起。
当时姥爷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低头看着报纸。那一刻，姥爷脸上的皱纹我觉得清晰得刺眼。我知道，姥爷看得不是报纸，因为他的眼睛已经花得很厉害了。姥爷有心脏病，做了两次支架，七十多做了一次。那次做手术之前姥姥电话里跟他说“你可撑住了。”姥爷八十多的时候又做了一次。那次姥姥跟姥爷电话里说…什么也没说。姥爷近几年身体也越发沉了，以前姥爷可以自己按时吃药，但后来记忆不好了，妈妈就在每月初把这个月的药按早、中、晚分别放在小盒里。姥爷会按照上面标识的文字来吃药。每到月末，姥姥就会把装着这些小药盒的铁盒拿出来给妈妈。这些看来已经程序化的动作却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姥爷喜欢靠在被子旁边，一边一手扶着脑后，一边仰头闭眼。姥爷的耳朵不好，听力也是下降得很厉害。在上大学时，有时楼道吵得厉害，我睡不着，于是就买了耳塞。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好爽，终于可以不用听噪音了。后来有一天，我接了电话结果忘了摘耳塞，什么都听不见，那种想听清，却又听不清的感受是多麽的无助，感觉全世界都在我之外，全世界把我给隔离了，那是一种恐惧，那是一种孤独，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安静。而姥爷也很爱说，家里一有人来就会聊上半天。从工作、生活甚至到政治、局势。从那次忘摘耳塞的时候开始，我知道了，姥爷是勇敢的，也是乐观的。姥爷是党员，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对于生死也看得很开。可这方面我是真的没有继承姥爷的优良传统，我是真看不开，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我不是生存在这个时代，也许我就去悟道了，但我还是个顿入社会的世俗之人，清净之地现在不会收我的。我不是哪个教的信徒，但是我总是相信命运总有安排。而有时我很怕面对这种安排，很怕。每天晚上我会跟姥爷和姥姥道晚安后再入睡。我枕头旁边的小熊每天都是一个位置，一个姿势，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改变了位置就会改变了气运，或者会有不好的事。同事都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下班就会着急回家，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天一天的时间老人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五月份我结婚了，意味着自己不能住在这里了。结婚的第二天我和先生踏上了蜜月的旅程，这个蜜月的每一天都是牵挂的，我害怕，家里的老人会突然的离去。离开家搬进自己家的我，每天我都会牵挂这里，我想打电话，而又怕打电话，我担心我打电话的时候惊吓了他们的动作，或者着急接电话而被绊倒。我终于懂得了那句话，有时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
第二天，姥爷心脏病发了，叫来120后缓和了过来，就开始卧床静养。但我知道情况不是很好。不过我不这么想，我想的是只要尽一切可能，希望就会有。可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只是我自己以为自己这么想。
同住鼓楼一个院的只有3户人家，大家都是姥爷的老同事了，想法思想也都基本一致，并没有对拆迁做出什么干扰。只不过，姥爷这次生病了，我家签字的时间会往后移。原本说一起再聚一下的计划只能取消了。小时候过年，每家都会把自己的屋子布置一番，窗户贴窗花，门上贴福字，屋外挂灯笼。那时我特别期待的就是年三十的早上和姥爷一起把灯笼挂上。晚上的时候再把灯笼点着，在院子里溜达。我胆儿小，不敢点火，每次都让姥爷给点上。有一次走路绊了一下，灯笼里的蜡烛把灯笼点着了纸灯笼就一下烧了起来，那次给我吓坏了。姥爷看到灯笼着了就给我又点了一个，说了一句“接着去玩儿吧。”我就乐呵呵的去玩儿去了。姥姥说这段时间姥爷在家还算稳定，而且小姨一家从国外回来了白天陪着不用担心，于是就让妈妈抽时间去把鼓楼的东西收拾收拾，签了字就尽早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