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北送说完，原大国又爬上了那辆骑起来总歪向一边、脚踏板仅剩根磨脚心的轴儿的破自行车。
最南边的窗子里，又透出了一点烛光。
“原野，糟踏蜡烛呗！”原大国的破车子在家门口紧急刹车，对着窗内吼了一声。
“怪你么事？”很显然，原野不怕父亲原大国。
下了车，原大国扯着嗓门朝厨房里喊问：“那个原利炮子打的呢？”（“炮子打的”是南方人对不听话儿子的责骂）
原大国的老伴，孙玉兰正坐在火炉边，火炉子上正焖着饭，高压锅嘶嘶地冒着白气。“他嘛，还做什么正经事，准又死在哪家打麻将。”
“莫留饭给他，饿他一阵子。”原大国直立身子，重重一顿脚，“看那个崽子回不回头。”
原大国搬起车子进了屋。
孙玉兰端下了锅子，一勺子水下去，“嘶嘶嘶嘶”地，一股子白汽腾起来，雾一样窜遍了整个屋子，涌入窗外的世界。
“咣”的一声，原大国挪过了椅子，“有酒没？拿瓶酒来！”
孙玉兰从橱柜里拿了一瓶啤酒过去，原大国接过酒瓶，“唏里哗啦”地倒起了酒来，往喉咙里一倒，筷子就伸向了碟子。他的手扒在桌子上，身子前窜着，下巴都快够着菜汤。“吧咂”一声，他一块菜送进口里，一郎腿抖了起来。是的，高兴哩，他今天承包一场建平顶的活儿赚了三十元。值，顶两个劳动力呢，他又倒进了一杯酒。
孙玉兰盛好了饭，站在门口叫：“原野哩！原野哩……”
“喂！来了！来了！”原野在他那间房子里看书，烛光一闪一闪地暗下去。他一听到母亲的喊声，一手捏掉了燃烧的烛焰。
烛泪像一层厚痂，斑斑驳驳地结在他正在阅看的一本书上。他一边把书放在床边的桌上，一边不慌不忙应承着。
“吃饭了？好了，马上来！”
“喊，吃饭还要喊？你做了么事？”原大国侧头斜眼，一脸的不高兴。
原野不理他，端起了饭碗，夹了菜，气昂昂地坐在板凳上吃。
现在，两个儿子谁都不怕原大国。尽管原大国一早一晚在田间干，在地头干，在外面干。可是谁尊敬他呢？不过把他当作了一架劳作的机器，每天一股气驾驶着。
“呃！”原大国打了个酒嗝，酒味立刻散了开来，原野厌恶地起身要走。
“原野，你明天建平顶去！”他爸原大国叫唤他。
“我不去，要去你去。”很显然，原野并不领他爸的情。他是一个落榜的高中生。
“不去？不去莫吃饭！饭从哪里来？哎？”
“饭都不给我吃，那你为何要生我？”
“生你就让你吃闲饭的？你又不是饭桶！”
“饭桶就饭桶，怎么啦？！我不再读书了，又没花你钱！”
“那你莫点腊烛看书。蜡烛不要钱买吗？考又没考上，光看书充哪门子秀才？”
原野火了，他一摞饭碗，“我点腊烛，你管得着呀？我想点就点，怪你么事？”
“你给老子自量点！”
“老子就不自量！”
“好了，好了。”孙玉兰打着圆场，这头是丈夫，那头是儿子，她真不知道咋办了，“吃饭，吃饭，有么子架吵？少说点，原野！”
“老子是在给谁做？老子明天也歇伙去。”
“你不做吓哪个，哪个要你做了？你不做就不做，谁也不稀罕！”
南边房里又亮起来了，烛光跳跃着似一个精灵。
一个黑影印在窗玻璃上滑过。不用说，只听那风一样卷过的响声，就知道谁走过去了——准是哥哥原利——他整天打麻将的。
房边是一条大道，道的另一边是叔叔宁小国的家。这会儿，叔叔又同他的爱人吵嘴了。
“看别人的老公，做了外头做里头。你在外挣不了儿个钱，在家又不做事，整天打麻将，好意思？”
“你跟老子说哩，老子的事你最好莫管。你也管不着。”
“你打麻将咧，总要拿钱出来……”
钱，钱，钱，他们又吵开了。
原野不想听，他叹了一口气。烛光飘飘地闪动。可是又由不得他，纷乱的头脑好比群鱼攒动的水塘投进一颗石子，“砰”的一声，扰动得更加厉害。
钱，钱，钱，就是他妈的钱，乡下人红眼珠子，飞短流长骂大街，两口子吵架斗鸦，原野隐隐地叹起气来，他想起了自已的命运，他心想：唉，这年头，除了钱，农村人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话题呢？
高考落榜后，他一气之下剃了个大光头，同学邀他复读，他只是摇头。可怜的妈妈孙玉兰，倒是叫他去复读，复读又怎样呢？一切的由靠，非得这样的老爸不可。这样的老爸又偏偏不站在他这一边。他看重钱，看重脚背两个小钱，两个臭钱。他以为儿子花了不少钱。
“呸”的一声，那烛光被父亲原大国吹灭了，简直像闪电，像用汤瓢烧融一勺子雪，好无情、利落，容不得你想，它就一个筋斗翻身，一下跌进了农村这所地狱。
原野高中没考上大学，他一直在矛盾中痛苦地挣扎着。他为了帮助同学李天红辅导功课，结果自已落榜了，他想去复读，但父亲的干扰和指责，将他复读的勇气和信心击得粉碎。高考落榜后的几个月里，他每天都是这样，睡得很早，起得很晚。其实真正睡眠的时间倒并不多；他整晚整晚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从搅得乱翻翻的被褥看来，从枕头套上明显的泪痕印迹看来，这种痛苦的休息简直等于活受罪。只是临近天明，当父母亲摸索着要起床，村里也开始有了嘈杂的人声时，他才开始迷糊起来。他朦胧地听见母亲在橱房里弄锅碗瓢盘的声音；又听见父亲骑着破旧自行车出门的声音……他于就眼里噙着泪水睡着了。等到醒来时，头脑仍然是昏沉沉的。睡是再睡不着了，但又不想爬起来，无奈地拿起床边桌上的一本书，来慰籍狂乱落寞的心。每到傍晚，他故意没有打开日光灯，他点上腊烛看书，但他的这种节省电费的做法，不但没有得到父亲的理解，反而受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心想：唉，这种日子该怎么熬下去呢？
月儿斜斜挂在树隙间，星星那么多，怎么压不垮天幕。沉甸甸的，似一颗若落未坠的泪珠儿，只须风儿那么一弹，便会摔个空山玉碎。
原野挪过身子，“咚”的一声倒在床上。星光不见了，头顶是厚实的平顶，粉白壁上一抹寒冷的月光，绣花娘子一般，把窗棂的影子镶上了。
村北方向又传来了说话声。原野不知为什么，暗暗坠下了两滴冷泪。记得落榜那年，他流下了多少眼泪，不在人前，不在白天，在深更半夜，在星光月下，在被窝里，他感觉冰凉泪珠在冰凉的脸上流淌。
“怪你么子事啊？吃饱了撑的？用了你的钱？输赢与你有痛呢还是有痒？草种鸡婆多事。”
“莫吃老子的！”
“老子吃了又哪样？你还敢夺碗？”
“咣当”一声，什么东西被踢飞了。
“炮子打的，你还摔东西？”原野一听，是母亲的声音。
原野瘫在床上，竭力不听。哥哥原利脾气更犟，像一头牛，父亲原大国也怕他三分。原利早几年帮人建平顶赚了几个钱，就一个劲地赌，赌，赌。“啪儿啪儿”麻将搓得欢，票子搂出来晃人眼。
到底怎么办？这个家。原野脑子发财的念头，可以一个人翩翩兮想上半天，可一旦苏醒就猛然惊慌，那还差得远。现实与理想像隔千山万水，太可怕了。
他有点怀疑自已的命了。难道，自已真的只能在农村呆一辈子？
对此，原大国常常嘲笑儿子：“草包一个！”那往往是与他吵了架后，因而分明地刺激原野的耳朵、心肝。
“老子讨米都不怪你！”原野每次都要这样顶父亲。
做母亲的孙玉兰也隐隐觉得儿子的命有问题。“咱家坟上没长那根蒿啊！”她心中总有一种悲凉的感觉。两个儿子都成人了，但都不成器，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要得上媳妇。唉哟！想到伤心处，孙玉兰不禁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事实上，如果原大国真想用武力来改变两个不听话的儿子，还真有点不科学。就算对着两个儿子各赏十大棍，也不过是两个儿子当作在过一把武术瘾罢了。
论身材，两个儿子都比他高；论力气，两个儿子都比他大；论体魄，两个儿子都比他强健；论打架，两个儿子都学个几套拳术。原利小学毕业后，迷上了武术，每天照着武术书上早晚练习，而且，原利在房里吊上了一个沙包，每天总要腾出个把小时，对着沙包过把瘾；原野高考落榜后，也跟着原利学起了武术和练习沙包工夫，他想以打沙包的形式，来发泄高考失利的一股怄气。时间一长，力气也变大了，身体也强健了。
时间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它为一个人延续了嗣也为一个人挖好了坟墓。想当年宁大国何等豪气，队长当了几茬，老婆骂了不少，奖旗得了一筐……可今天，偏偏败在两个儿子手里。
原利一点也瞧不起他老爸。除了赚两个剥脚趾甲的小钱，还能干啥？捏泥水刀？嗨！半路和尚，半路出家，武大郎水平。还能喝酒，一喝便醉，一醉便唱谁也听不懂的鬼歌……要讲武，原利一只手可揍扁他老爸宁大国。原利毕竟是他儿子，敢吗？
原野一点也不喜欢哥哥原利，原利一看到弟弟原野就来气，时不时丢下一句“落榜了？唉，落榜了！”。于是，你一句“老子”来，我一句“老子”去，有时一句话不投机，两兄弟就像武术电影里一样，摆起了“武术擂台”，每当这时候，总是母亲孙玉兰跑过来，边骂边解围。时间一长，两兄弟就像两个住店的旅客，长年的、熟悉又陌生。
兄弟俩在争吵中称呼“老子”不打紧，但作为儿子，怎能把“老子”二字作为与父亲讲话的口头禅？你一声“老子”来，我一声“老子”去，像什么话呢？原野毕竟是个高中生，比原利懂理一点，他有时不禁可怜起老爸来。论理儿，他老爸也吃了不少苦，光这房就三扒八建，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自已读书，他老爸也费了不少钱。从小学到高中，十三年啦，该要花多少钱？也怪不得老爸宁大国来气，谁知道复读是啥结果，复读是一种赌博，且周期太长——一年，人有几个一年。退一步说，人不怕老，钱可怕少啊。可那年，那些复读的同学捷报频传，原野在电视上看到考上大学点歌庆贺的复读同学的喜讯时，总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原大国上床后感到两儿子简直不是东西。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去覆去地想了好几遍。他生了他们，养了他们，最后却让他们骂，让他们站在头上“拉屎”。狗曰的，乌鸦也知道报恩哩。养只狗还会摇尾巴，养这些狗曰的，还不如养只狗。又没样本事，一个尽在麻将里搓，一个尽在书里转。他妈的都浪费哩。他妈的老子天天干死干活是在给谁干呢？不干了！原大国沉沉睡去，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呼噜呼噜像拉起了风箱。
骂归骂，怨归怨。作为做父亲的，看到两个儿子不争气，骂几句消消气。但哪里能解心头恨。这么多年，苦没少吃，活没少干，气没少怄，为了这个家，为了两个儿子，他仍然过着日日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次日，原大国一早就醒了。急忙翻身、起床、穿衣、着鞋、往工地上所赶。
“玉兰，给原野说去，今天卖一天工，十八元哩。”原大国在厕所里说。
农村小家小户的，大都过得不宽裕。外面物价潮起潮落，农村人不敢潮头，不步潮尾，他们赶不上，他们追不起。纵然天外发生了惊天的变化，他们也一样赶着牛牯往田畈里悠悠而去。
九十年代中期，出外打工的人见了世面，回来穷吹。姑娘媳妇在外头从事特殊服务，赚了钱就回来盖房子，像撑伞一样，农村人只会这样说：“好快！”他们不会说雨后春笋，也不会说争相竞发，鳞次栉比，他们只会说“他妈的，好多，路边占尽了，像条街了。”
原野不想去，他正在忙着几件决定终生的事情。在他看来，这就是出路。他并不想这一辈子就这么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他买了一些电器书，自已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一幅图一幅图地琢磨。磕磕碰碰，好像有些眉目了，又好像并不清楚。脑子涨乎乎的，眼睛酸溜溜的。他的确只是一个平常的孩子，并没多少聪明可用。他想到了后来么？即使他看懂了，也只是一个半吊子而已。家又穷，他自已又无钱，连基本的工具都买不起。他的梦，实际上相当沉重。这一点，他自已也好像有点清楚了，所以在他妈叫他去时，他问明了工价，立刻应允前往。
母亲孙玉兰端来一碗面条，原野三下两下扒了个精光。父亲原大国找来一根扁担和两个竹筐，将其绑在一辆破旧自行车的后面；妈妈孙玉兰找来一个麦笠戴在原野头上。然后，原野骑着这辆破旧的自行车跟随父亲出发了，车子拐过村门口，就前行在村庄的泥土马路上，路面凹凸不平，前行的自行车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就像原野的心一样此起彼伏。太阳还没有出来，路两边的庄稼田地里，早起的农民们正在忙着各自的农活了，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担柴的，挑菜的，牵牛的，提蛋的，拉车的，推车的……都纷纷挤向这条泥土马路上了，开始了新一天的活计。路上，趟起了一股又一股的黄尘。
由于这几年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沿村的一路，农村已陆续建起了一些崭新的平顶房。泥土马路上，一些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一群一伙地奔驰而过。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现代”衣裳，看起来时兴得很。上街购物的农民的赤脚上，有的穿上了丝巾袜和皮鞋。脸洗得干干净净，头梳得光光溜溜，兴高采烈地去县城露面。
当原野骑着破旧自行车载着扁担和竹筐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农民了。他觉得泥土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朝他看。他，一个曾经是充满无限希望的高中生，现在却像一个农村乡巴佬一样，与大伙儿奔赴农家去建平顶，他的心难受得像无数虫子在疯狂地噬咬着。
但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严峻的生活把他赶上了这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只能这样开始新的生活。父母亲那么大的年纪都还整天为生活苦熬苦累，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怎好意思一股劲呆下吃闲饭呢？他踩着自行车，戴着麦笠的头，尽量低着，什么也不看，只瞅着自行车前面轮子的路，匆匆跟随父亲前行。他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在那建平顶现场。
约摸二十多分钟，就到了那户农家建平顶的目的地。
他猛然想到一个更糟糕的问题：要是碰上他昔日的初中同学或高中同学怎么办？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先慌忙朝前后看了看。这时候他才真正后悔随同父亲来建平顶了。这样的活儿，在农村来说，是比较低贱呀！现在返回去吗，可这怎行呢！他已经到了现场。再说，这样回去，父亲会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母亲虽然不会说什么，但她心里会难受的——为他的没出息而难受！
“不，”他想，“我既然来了，就是硬是头皮也要干下去！”
当然，他也在心里祷告，千万不要碰上同学或熟人。
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自行车停放在一边，把扁担和竹筐拿在手上，伴随父亲站在一起，等待着开工。此时，他将麦笠的前沿放得很低，很低，低得别人看不清他的脸蛋，他生怕被熟人认了出来。
建平顶的，又是一个世界。
包工头王大明大声吆喝着：“上料啦！”于是，人担着挑子，甩开双腿迈去，一直登上房子的顶上。“哗啦哗啦！”，是沙子、石头落地的声音；“擦擦擦！”是他们拿着铁锹翻起来了。水泥灰弥漫，风吹就要呛人。“泼水！泼水！”于是就“哗”地一桶倒下去。“咋搞的，满了，水泥浆外流，真没用！快，快！”人们埋怨着，铁锹的刀口闪着白光，忽上忽下。人们背上汗水流成了河，脸上也团团挂满了汗珠。一滴掉进眼眶子里，滋滋的熬得人难受。
休息时，人们便聊。
“做屋不简单哟，一连三的房，就要一万多元，这一连六的房差不多三万多元噢。”
“啥不简单？人家还不简单？人家一月顶咱一年。”
“对，就是！有的女孩子在外跑一月，顶咱干三年。”
“我村的大甲，他婆娘一月就汇回八千元。”
“是啊，他婆娘真赚钱。她在路上说呀，她半个月可买一辆摩托车。”
“啧啧！”“啧啧！”
原野低了头，坐在沙滩上，不语，汗已经干了。挑子就搁在他脚边，像有生以来就伴着他似的。
“他妈的，真是个聚宝盆哇，出金出银啊！”
“看女却为门上楣。”原野脑海里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
“莫骂，莫骂，没人家建房，咱上哪卖工？咱今天就不会聚在一起了。”
“莫骂？你说莫骂？有人还编了歌子哩。你听：这里有个王太平，率领妇女去从事特殊服务；赚了钱来建平顶，子孙后代落骂名！好听吗？”
众人哈哈大笑。谁也不顾忌主人，主人的老婆是从事特殊服务的，实在的，这几年从事特殊服务成风——东南西北中，发财奔GD；娘子军铺天盖地，人们已习以为常。
“莫讲喽！”不知什么时候，包工头一声吆喝，“吃饭！”
大家立刻站了起来，身上的灰土也没弹拍，争先恐后朝吃饭的地方迈去，占位子，争汤匙。一道菜上来，筷子的方阵包围了它。筷子左右穿梭，上下交错，前后逡巡，虽快不乱，虽乱不碰。偶尔也有两双筷子同时夹住一块瘦肉，于是拔河，于是斗勇，于是斗智，筷子突然一推，然后一拉，或是朝盆沿一磕，乘对方分神之机，夺得肉块，纳入大口中囫囵咽下。人们吃得大汗淋漓。大滴大滴的汗挂在眉毛上，顶在鼻尖上，爬在手臂上，然后像崩了根的堤岸一样垮下来。好多人的背心洇湿了一大块，一甩头就汗雨纷飞。好像吃饭也累，比挑担子还累。好多人吃完就长叹一口气，打了一个饱嗝，松一松裤带，然后拣个地方，吸支香烟，又开始聊。
原野不吸烟。他在桌上无论怎么积极，在这群人面前还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有人对他说：“吃呀，这又不是做客，讲哪门子礼？”一边说，一边伸筷子攫取，余音尚在，肉已入口，直到杯盘狼籍。
“这并不是我的世界，这并不适合我。”原野心里想，“可是钱呢？不流汗就挣不到钱。除了卖力，我还能干什么？原野啊原野，你二十年干什么去了，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啊……”他低下了头，手在沙滩上划着。
此时，一种难受的羞愧使原野的胸部有一阵绞痛，他低着头，在心里说：我这样下去，实在太不像话了！父母整天在田地里辛苦操劳，我不能老呆在家里闹情绪呀？不出农村，让全村人笑话！是的，他已经感到全村人另眼看他了。农村人嘛，不出去闯天下，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原野痛苦地想，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生活是严酷的，他必须承认他目前的地位——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那个时期，遇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农村掀起了南下打工潮，农村的青年男女甚至中年人开始打起工来，农村父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种田赚不到钱”，很多农村妇女在外从事不可见人的服务行业，挣钱快得马都撵不上，回家后为丈夫买起了摩托车，盖起了新楼房。对于有钱人，庄嫁人都很尊重的。不过，对于妇女从事特殊服务挣来的“爆”钱，庄稼人总是背后对其指指啧啧，说三道四的，但这些妇女根本不理睬这些，反而觉得很光荣，从内心上说，原野可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羡慕和尊重这些挣“爆”钱发财的妇女人家。他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没本事的父亲用劳动换来的钱供养他上学，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这些挣“爆”钱的妇女人家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
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下去了。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他没有上高中，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踏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那些靠女人在外挣钱的男人，天天呆在家打麻将，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失去了人类拥有的本质精神，这是一种悲哀啊！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这些失去志气的男人比个一高二低！
太阳渐渐下山了，平顶房盖好了。大伙儿都在收拾各自的劳动工具，三五成群地站在场院里，等待着包工头给工钱。原野独自站在一旁，太阳马上下山了，但他仍戴着麦笠，他生怕有熟人或同学认出他来。
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包工头王大明才从房主手中领到承包的工钱，他将钱一一分给大伙儿，向每人递着香烟，说着一些客气的套话，“辛苦了！辛苦了！”
原野和父亲各领到十八元的工钱，披着满头的水泥灰，带着全身的汗渍，踩着那辆破旧的、呱呱叫的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