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留了十来天，知州多次催促他赶快给意见，但钱若水就是不副署个人意见，同州上下都很奇怪，不知他要干什么。
有一天，钱若水找到知州，屏退从人后，对他说：
“我钱若水之所以留着这个案子不动，是因为秘密地让人在找这个小女仆。现在，找到了。”
知州惊问：“小女仆没有死？现在哪里？”
钱若水就叫人将小女仆带到知州，也将她的父母带来。然后隔着帘子问小女仆的父母：“你们要是见到自己的女儿会认识吗？”
小女仆父母答：“哪里有不认识的道理啊！”
于是，将小女仆推出来见。
父母一见之下认出，于是抱头痛哭。
知州升堂，将富民一家从狱中提出，打破枷锁，放他们走。
但富民一家不走，对知州说：“没有您，我们一家都被灭族啦！”
知州说：“这是钱推官的功劳啊，不是我的功劳。”
富民一家又去见推官钱若水。钱若水不见，说：“这是知州自求得到的结果，跟我没有关系。”
知州因为钱若水为人雪冤，救活好几个人，要为他奏论请功。但钱若水看得很清楚，对知州说：“我钱若水只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至于论功，不是我的本心。况且，如果论功，那录事参军会怎么办？”知州对他这种姿态很是叹服。录事参军则到钱若水办公室，“叩头愧谢”。钱若水不说这事，但知州和录事参军在说，于是远近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就记载在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中。
钱若水也有捍御契丹、平定西夏的谋略，曾上书朝廷谈自己的战略意见，得到嘉赏。太宗一朝，钱若水得大臣体，有名士范，为后来的大宋名流，形塑为一种特殊的人格模型。
李昉不朝宋太祖
李昉是太宗一朝最有影响力的文人之一。
他在后周时代就享有大名。周世宗曾读过他的诗，对人说：“吾久知有此人矣。”于是，将李昉提拔为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后来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李昉成为后周的一等一笔杆子，文名之大，仅次于范质。后周恭帝嗣位，“赐金紫”。所谓“金紫”，指“金印紫绶”，“金印”可以是印玺，也可以是金鱼袋，这是一种表明职务职称的饰品；紫绶，则是紫色的官服，都是高官显贵可以享有的身份标识。这时，他可能正在担任汴梁市长的职务。
但有意味的是，陈桥兵变之后，李昉，这么重要的文臣，却没有得到太祖重用。从建隆元年（960）开始，史上看不到李昉的记录，直到乾德元年（963），才知道李昉“为给事中”“权知衡州”，此前有三年时间，没有他的身影。
李昉，是一个在士林中享有盛誉的人物，他死后，光环不减，著名收藏家、文臣宋绶，曾经为孀居的李昉夫人上寿。宋绶带着二十多人到李府，李夫人在帘后答礼。宋绶在堂下拜祝道：“太夫人您不能饮酒，我请以茶代酒为您祝寿。”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壶茶来，斟满了，献给李夫人。再拜而去。
李昉死后，在士林中，仍然享有如此人望。
李昉是一个自尊心很重的文人，这方面，他可能仅次于钱若水。
太祖自陈桥进入汴梁，后周三大名相范质、王溥、魏仁溥都已经称臣；另一个文人陶谷，更在实行禅让大典时，将预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在众人仓促无备中，拿出来邀宠。而李昉，则在这一最重要的现场，失踪了，不见了。他一定是没有出席典礼。
野史，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记录一故实，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宰辅李昉在后周时，知开封府，当时太祖赵匡胤已经有了很大威信，很多人都在攀附这位殿前都点检，只有李昉不去巴结。等到陈桥大兵进入京师，李昉又独自不去朝见。
这样，李昉就成为大宋建国的一个异数。
所以，初期，赵匡胤将他贬为道州司马。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与广东接壤。从汴梁到道州，有两千多里路。李昉上路后，步行，每天走十几里。同行有监护，问他，他说：“不急，等着，后面还会有诏命。”太祖知道后，下诏要他骑马去上任。他不去买马，去买了头驴，慢慢骑着去上任了。
后来又调到延州做别驾。延州，即今天的延安，那时属于边境地区。别驾，相当于通判，是州郡的第二或第三把手。按规定边境州官有三年期限，但到了期限，李昉不愿意往内地迁徙。后来朝中宰相向太祖推荐了李昉，说“可大用”。于是召他到兵部。李昉辞别了五次，不准，于是进京。但路上走到长安时，称病两个月，朝廷派来的中使催促他尽快回朝复命，到了洛阳，又称病一个月，而后才走。好不容易这才到了汴梁。见到太祖后，他在等待一个结局。没有料到的是，“上劳之”，皇上很是慰劳了他一番。李昉这才受到感动。仿佛卧龙先生被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一样，于是，说了一句让太祖感动的话：
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
臣此前只知为后周服务而已。现在愿以为后周服务的忠心为陛下服务。
史称“上大喜”，皇上大喜，说：“宰相不谬荐人！”宰相真没有胡乱举荐人。能得到李昉，太祖真心高兴。
李昉就用这种方法，“前倨后恭”，完成乱世之后，读书人的一点孤傲式自尊。看起来很可笑。与誓死不背叛后周的韩通将军比，他屈服了；但是与范质等人比，他扼守了一点士大夫的荣誉；与陶谷比，他坚守了不主动阿附的门限。值得庆幸并值得原谅的是，大宋乃是一个有道邦国，李昉此举，气节有亏，但不是附逆。文明展开，需要更多模型，李昉的模型，意味深长。
《后山谈丛》记载的李昉故实，与国史记录或有抵牾，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进入传统且有效传播的故实而言，文本可以独立获得独立的意义系统。至于如何鉴别“真伪”，需要思想史和辨伪学的双重介入。
与薛相一样，李昉并没有多少传奇故实，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种倾向：明哲保身，立言自重。
太祖晚期，对赵普的“专断”有所警惕，当赵普被雷德骧、雷有邻父子弹劾时，他有了罢黜赵普宰辅的意思，更由于卢多逊与赵普不和，太祖也听到了更多赵普的坏话，因此，特别想听听后周宿臣李昉的意见。但李昉的回答很让太祖不满，李昉说：“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臣的职责所在，主要是负责草拟书诏，至于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我能知道的。
太祖时，李昉没有做到宰辅。到了太宗朝，因为赵普、宋琪做宰相很久了，朝廷也希望能有后继者，但宰辅需要资历，在老臣中，没有人比李昉资历更老，于是李昉开始参知政事。赵普出镇河阳后，李昉又拜平章事，正式成为国家丞相。太宗一朝的“文治”，因为有李昉这样的文人参与，越来越有文明气象，距离五代乱世，已经越来越远。
李昉为相，在处理大宋与契丹的关系上，是“主和派”。他的名言就是：“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皇上要委屈自己，努力与契丹修好；尽量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
这一条原则，后来成为大宋诸臣中“主和派”劝谏君主的关键词，也成为君主自我标榜的关键词。
为了做到“弭兵息民”，李昉几乎不讨论北向用兵之事。几次应诏上书，也都是主张不用兵。对边备也不上心，更多的日常生活，都在“赋诗宴乐”。这样的姿态，连“布衣”人物都看出来了。于是有个“布衣”名叫翟马周的，就击响了“登闻鼓”，诉讼李昉这些事，认为他不适合做宰相。太宗听后，也适当地给了李昉一点“薄惩”。
一钱不值
李昉人很厚道，待人有“恕道”，史称与人打交道“不念旧恶”。乱世中，他看到了太多的睚眦必报，因此，在朝臣的位置上，他总是小心谨慎，“无赫赫称”，没有那种盛大显著的样子，很低调。但即使这样，还是被人嫉妒。陶谷嫉妒他，卢多逊嫉妒他，张洎也嫉妒他，尽管他对陶谷一让再让，对卢多逊从无一句恶语，对张洎更主动交好，但嫉妒，该来，还是来。
李昉与卢多逊平时很友好，但卢多逊多次在太宗面前说李昉坏话。有人甚至透露过卢多逊的背后毁谤之言，但李昉不信。直到李昉做了宰辅，太宗跟他说卢多逊事，李昉还在为卢多逊辩护。太宗忍不住说：“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卢多逊平常把你糟践得一钱不值。“一钱不值”成语在此。
李昉这才知道他交了个什么朋友。
但李昉做事也有原则，他守住读书人那一点清高，从不请托，也不倚老。他在中书做宰辅时，总有人来求他，请他在皇上前美言，以求晋用。李昉若明知此人可以拔用，但还是“正色”拒绝，却在背后推荐此人。如果明知此人不可大用，反而会和颜悦色对待他。李昉的子弟们就问他为何如此。李昉回答：
“用贤良人才，是君王之事。如果接受人才的请托，那就是买卖私人的恩典，所以遇到可用之人，一定要严肃拒绝，这样就能将恩典归于君上，我不必居功。如果遇到不可用的人，让他失望，又没有好话给他，那是容易收获怨恨的，所以要和颜悦色对待。”
李昉患有心悸病，几年发作一次，一次发作，就要一年才能恢复。据说这是他执掌诰命三十多年，因为劳役思虑所致。等到他做了宰辅，更加忧虑畏惧。至道二年（996），李昉陪同太宗到南郊参加祭天大典，烦琐的礼仪完毕后，诸臣入贺。李昉“拜舞”中，忽然仆地，应该是心肌梗死，被台吏扶出回家，几天后，薨，年七十二岁，谥号：文正。
“文正”，是大宋朝，乃至于延续到大清朝，传统文人死后能够享有的最高荣誉。历朝不多见，大宋能够荣膺这个谥号的，李昉是第一个，随后三百年间，只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等不足十人。
善人君子，父子相继
此前一年，正月，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李昉坐在旁边，并亲自给他斟了御酒，取了案上水果小吃之类给他。楼上大臣不少，太宗就指着灯火中一派繁华的京师街道，对诸臣说，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坊”，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巷”，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官衙、官署，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因为城市改造，街道拓宽为通衢大道了。说着，又发表一通议论：“过去，后晋、后汉，君臣那么昏暗，互相猜忌，枉陷贤良，当时人，民不聊生。就算他们想营建修缮京师，都没有工夫啊！”李昉回答：“后晋、后汉，臣都经历了，哪里可以与今天的圣朝同日而语啊！像今天这样四海清平，州郡平安，民物阜康，都是陛下恭谨勤政的结果啊！”这一番话似不免“面谀”，但也是实情。太宗像所有愿意听奉承话的人一样，听后也高兴，因此回顾诸臣，给了李昉一个评价：
“李昉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李昉服务于朕，两次进入中书。但我知道的是，他从未做过伤人害物的事，善有善报，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尊享。真可谓“善人君子”啊！
李昉，就是大宋太宗朝的“善人君子”。
薛相身后荣誉在《旧五代史》，而此书，李昉也是编撰者之一。李昉身后荣誉更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三部大书。这是奠定他“文正”公地位的名山不朽事业，与薛相比并不逊色。更有意味的是，他教子有方，他的儿子李宗谔，也是文职起家。李昉曾经做到“三馆两制”，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做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令，为“内制”；加知制诰，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为“外制”。而李宗谔在此之后不几年，也做到了“三馆两制”，时人很认为这是一种父子相继的荣耀。李相比薛相更具士君子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