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排，实有安慰寇准的意图在内。寇准，也确实值得安慰。这是大宋三百年间一等一的功勋大臣，中国在十一世纪之后的百年和平，几乎可以说是由此人一手推演而成。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成为皇储，寇准有功；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继承皇位，吕端有功。吕端、寇准，是太宗晚年择选的最重要的两个人。邦国兴，在人。大宋得人，这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最值得庆幸的大事。吕端深知寇准，寇准也深知吕端；太宗深知寇准、吕端，寇准、吕端也深知太宗；更有意味的是：吕端深知太宗知道他深知寇准，而太宗也深知吕端知道他深知寇准。尤有意味的是，吕端与太宗之间，都深知对方的深知。所以吕端有请，太宗立即心领神会，当即应允，并不解释。这种“君臣际会”，在帝制时代不是寻常可见，总有动人的一面。
吕端对太宗有感情。至道元年（995）五月，开封尹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奏言太康县昭庆乡华阳村的村民，捉获了一只黑色的兔子贡献给朝廷。
太宗听说后，对大臣们说：“玄兔之来，国家之庆也。”黑色的兔子能到中原，这是大宋国家的喜庆之事。
吕端等人回答：“玄色，是北方之色；兔子属于阴类，因此代表了夷狄之相。华，就是中华，中国，属于阳。这个瑞兆，意味着夷狄将要入朝，接受中原冠带。这很可能预示着国家和民生的喜庆，推动国家进入‘太康’之世。”
太宗一向不很相信“祥瑞”，但这一次谈“祥瑞”，事实上大有内心委曲。他与契丹和战十几年，最后的感悟是：虽然输不了江山，但也打不赢契丹；因此，只有“和”一条路可走。但是当他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还记着他十几年前“惟有战耳”一句狠话，“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一篇檄文，所以不肯和。而西北西夏正在日益坐大，西蜀西川刚刚平定了李顺王小波之乱；而中原承平已久，虽然有效抑制了藩镇割据之祸，但“冗兵冗官”也开始成为一种渐起的负担。国家在繁盛的背后，已经有了疲惫之相，这让太宗不免忧惧丛生。
吕端“深知”太宗内心之苦，于是，顺势论“祥瑞”，安慰一下这个知音大老板。但太宗还是在不久之后驾崩，我认为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腿上的箭伤发作自是一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心力交瘁。
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吕端捍卫太子赵恒顺利即位，是他决断的重要大事，也且按下不表。且说西夏李继迁。这位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曾经归附大宋，献出了所属的几个州郡；但李继迁不服气，就另立一个山头，且投靠契丹，做大河西之地。太宗时，多次与大宋战了和，和了战。有一次保安军（今属陕西志丹县）边帅在和李继迁的战事中，俘虏了他的母亲。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有了诛杀这个老妇，向西夏示以朝廷威断的意思，但并未最后决定。当时寇准在枢密做副使。枢密负责军机大事，于是就招来寇准商议此事。寇准觉得此事两可，诛杀老妇，一利一弊；不诛杀老妇，一利一弊。最后准备草拟一篇东西给保安军，可杀。
寇准从宫中回来，路过相府，吕端看到，怀疑有大事，就邀请寇准过来一聊，并对他说：“陛下是不是告诫你不要对吕端说什么事啊？”
寇准说：“没有这事。”
吕端又说：“边境寻常之事，属于枢密使管辖，我吕端可以不必知晓，如果是军国大事，吕端我备位宰辅，不可不知。”
寇准就将此事告诉了吕端。
吕端问：“怎么处理这个老妇人啊？”
寇准说：“准备将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正法，以此来告诫凶逆，对抗大宋，就这下场。”
吕端说：“一定要这样处理，不是有益的策略。请您慢慢起草文书，吕端先去见皇上，再论此事。”
吕端进入宫中，对太宗说：“过去项羽得到刘邦的父亲，说要烹了老爷子。高祖刘邦说：‘如果要烹老爷子，请分给我一杯羹汤。’古训有言：‘举大事者不顾其亲。’何况李继迁这种悖逆之人，他就更不会顾忌亲人被杀了。陛下今天杀了李继迁的母亲，明天能擒住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反而白白结下一个怨仇，这就更坚定了李继迁背叛大宋的决心。”
太宗认为他说的对。但是怎么处理呢？
吕端说：“以臣之愚见，不如将老妇安置在延州（今属陕西延安），使人伺候她，善待她，以此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来，不降，也可以由此而系住他的心。他知道他的母亲生命就在大宋手中，不至于太过分。”
太宗听他一番话，不禁拍着大腿说：
“没有爱卿你这番话，几乎就误了我的大事！”
随后，太宗采用了吕端的这个决断意见。
后来，李继迁的母亲病死在延州，李继迁不久也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改变了李继迁的政策，同时与契丹和大宋“和好”，这样就等于不再与大宋为敌，短时间，也曾迎来西部的和平，这种局面的获得，史称“端之力也”，是得益于吕端的建议。由于这个建议的价值很高，太宗晋封吕端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吕端虽然居于相府，但已经可以参与军机大事。
吕端像张齐贤，也是个大胖子，也很能吃，他在被贬为地方小官司户参军时，还专门置办外厨，延揽宾客。他身材魁梧，又姿容瑰秀，还善于谈谑，遇到贬谪，意态“豁如”，旷达而自然。被贬往商州时，太宗还给他一个惩罚：不准骑马。官属中有人就安慰他：“您忍一忍吧，可以消灾。”吕端晃晃胖大的身躯，一笑道：“不是某消灾，现在是长耳朵的马消灾啦！”
寇准多次向太宗推荐吕端，说：“吕端不是寻常人，要早一点起用他。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渐渐老了！”太宗还在为秦王赵廷美的案子生闷气，就说了一句气头上的话：“朕知道此人，是一个好人家子弟。但是很能吃大酒肉，其他有何本事？”但是不久以后，还是起用了吕端，显然，这话不过是一时之言，不是太宗心里话。
吕端多次升迁贬谪，都随天意，“无可无不可”。他待人厚道，善与人交往，也轻财好施，又多宽恕。有一个叫李惟清的，从原来知枢密使改为御史中丞，降级了。他怀疑是吕端在挤对他。等到吕端被贬谪，李惟清就开始从外围网罗证据，打算构陷吕端。有人提醒吕端要小心。吕端说：
“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当初，吕端的祖父因为宦海风波，被举族杀害。吕端的父亲吕琦，那时还是个小孩子，被一个同郡的老乡叫赵玉的救了出来。后来，赵玉的孙子赵绍宗被吕端视如己子。后周时的名相冯道，因为与吕端的父祖有世交，冯道家世败落后，吕端将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来救济冯道的后人。
吕端的名气连草原契丹都知道。他曾两次出使沙漠绝域，敌国对他很是尊重，后来又有使者到，契丹就问使者：吕端还在做宰相吗？
奇才寇准
寇准，是太宗朝提拔上来的名相之一。
他出生于961年，是大宋建国的第二年。父亲曾在后晋时做过官，也算世家子弟。寇准少年时就有“英迈”之气，通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梁传》。十九岁时，中进士。太宗殿上取人，很重视老成人物，看到年纪太轻，往往不取。有人知道太宗习惯，就劝寇准虚报年龄，增加岁数。寇准答：“我寇准正在进取，可以做欺君之事吗？”于是不改。但还是中第，受大理评事，知归州的巴东、大名府的成安县。他在治理地方小县城中开始显露治世之才。县里，每当有按期与会、缴纳赋税、参与徭役之事，他都不必专门下发通知，只将官府具体事宜写一张纸，标明何人何时到何地做何事，张贴在县衙大门旁，事就办成了，史称“百姓莫敢后期”，士庶百姓没有人敢晚到不来。这事证明了他令行禁止的能力不是一般。
太宗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刚猛威断，认定他是个奇才，就将他调入京师，做朝官，做到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到吏部负责官员审核工作。
寇准执政，对内格外注重刑法公正。太宗也重视公正问题。淳化二年（991）的春天，中原大旱，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义理，天灾乃是上天对人祸的示警。太宗一朝的知识精英，与殷商以来的知识精英一样，都会借着天灾讨论人祸。于是，在久旱无雨之际，心焦如焚的太宗召来群臣，问时政得失。一般大臣知道太宗近年对大宋的“文治武功”有得意之色，于是，大多用“天数”来应对太宗，无非说天意如此，我等谨慎修德即好。他们不想直接指陈时政。
寇准就借着这个事说《洪范》，说人祸，说刑法不公。太宗听后果然不愉快，拂袖，起来回到禁中，这一次寇准没有来得及拉住他的衣服。但过了一会儿，有内侍来传寇准。寇准入见后，太宗问他哪里有什么“刑法不公”。寇准回答：“请您将二府的官员都召来，我就说。”太宗答应，就诏召二府官员。二府，乃是中书和枢密两府。都来了之后，寇准就说了祖吉、王淮同是贪赃，却得到不同处理的案子，那原因，就因为王淮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得到庇护。
太宗处理了这个案子，更知道寇准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物。当天即拜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但寇准有一个天生的弱点，他不太会委婉说话。这在日常交流中，要么他听对方的，要么对方听他的，都做不到，那就只好争吵。但他一般也不愿意争吵，那样似乎有失体统。所以往往在对方的“攻击”下，自己无话可说。
刚猛宰辅不敢自辩
寇准在后来做宰相时，一如既往地“守正嫉恶”，恪守正道，痛恨恶行。这样就得罪了很多人，往往被小人倾轧。有一次，有一个布衣，肯定是受到谁谁谁的指使，就来朝廷告发寇准，说他跟王子赵元杰有勾结。寇准毫无准备，他也确实跟赵元杰有来往，但事出突然，怎么才能说清楚呢？史称“准皇恐，莫知所自明”，寇准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说清楚这个事。幸亏有另一位名臣毕士安在，极力为寇准辩白，然后将这个布衣交给审讯机构，一审，原来是诬告。
至道年间，翰林学士张洎执掌考功，负责考核官员政绩，但寇准负责吏部选事，有推荐官员任命某某职务的权力。张洎年纪比寇准大，却知道寇准正是现管，于是一力讨好寇准。而寇准也正好年少气盛，也想着有个老儒能支持自己才好，而张洎从南唐过来，有老儒之名，就很注意这个人。张洎常常观察寇准，总是冠带整齐等着寇准出入，就为了一个“揖而退”，作揖后，恭敬退下，但一句话也不说。他这就是做姿态，所以博得了寇准的好感，因此就召他来聊天。张洎乃是一个铁嘴，能说，敏捷，善于持论，所言很多都能被寇准信服。于是寇准拿他当兄长，反来尊敬他，并多次向皇上推荐张洎的能干。等到张洎与寇准一块在中书执政后，张洎对寇准态度更是恭谨。
但寇准的宦海沉浮，几上几下。太宗渐渐有点无法忍受这位老朋友的聒噪，恰恰被张洎看出。而张洎因为附和太宗打算放弃灵州的念头，议事不称旨，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就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更担心自己与寇准友好来往，将来有一天寇准被罢黜，自己也受牵连，于是，有一天奏事，堂而皇之地开始弹劾寇准，说寇准退朝之后，有很多“谤言”。这很正常，寇准因为一个阶段以来认同了张洎，“兄事之”，肯定是无话不谈，没有任何戒备。张洎就将这种不设防语境下的言论，拿来弹劾寇准。史称“准色变，不敢自辩”，寇准脸色都变了，不敢自己为自己辩解。结果，寇准又一次被罢相。
这类故实都透露出，这位刚猛的宰辅，其实不太会为自己说话，不太懂自我保护。人一诬告他与王子勾结，他就没有话说；人一弹劾他下班后胡说，他也没有话说。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罪名，但他不懂自我保护。与吕端不同的是，吕端在张洎试图“倒吕”时，轻轻一句话，就奠定了张洎未来的败局；而寇准做不到，与小人打交道，他不在行，他的智慧不在这里。
太宗罢免寇准后，又不免想念这位聒噪者。
有一次，将寇准罢黜到青州去做官后，太宗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很快乐吗？”左右回答：“寇准得到一个不错的州郡，应该不算苦。”几天后，太宗又问。左右揣摩太宗可能是想重新召回寇准，但一想这个执拗的相爷太招人烦，就回答说：“陛下思念寇准，总也忘不了他。但我们听说寇准天天纵酒取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思念陛下呢！”太宗听后，默然不语。但是过了半年多，还是召回了寇准，拜为参知政事。太宗知道寇准的价值。
在对待契丹、西夏方面，寇准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但也不是坚定的“主和派”，他应该是坚定的“积极防御派”。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是寇准一手推演而成，那就既不是主和也不是主战，而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毫不犹豫地坚决不做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想。严格说，这是“务实派”。
寇准为相后，西边有麻烦。
从唐末以来，番族部落，有一部分居住在渭水之南。当时有名臣温仲舒知秦州，将这些部落驱赶到渭水北岸，而且设立军事要塞，设卡子口，不允许番族南来。太宗看到这个简报后，很不愉快。他对寇准说：
“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古代的羌族戎人，不只在渭水一带，甚至在河南的伊水、洛水，都与中原人杂居，这个很正常嘛！西北那边的番族部落喜欢动，不喜欢静，很难让他们定居。万一边警一起，那就会让我关中地区陷入困境啦！
寇准回答：
“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场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
宋璟乃是唐初名臣，时突厥在边境时有骚乱，边将曾擒杀突厥首领，但宋璟担心边将一心立功，自夸威武，容易“为国生事”，于是抑制边功，一年后才颁发赏赐。大唐之所以有开元盛世，与宋璟以静制动的治国风格有关联。
寇准也担心边将乘机“邀功”，那样就容易启动“边衅”，所以不赞同驱赶番族。
太宗认为寇准有理，就派他出使渭北，去见番族首领，安抚了地方。温仲舒则被徙往其他州郡。
太宗朝，寇准最大的决断是帮助大宋帝国选择了第三任君主宋真宗。
君臣选太子
至道元年（995），寇准加给事中。这时已经是太宗在位二十年，快六十岁的人了。大臣冯拯上疏要求立储。太宗大怒，将冯拯贬往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当时寇准从青州刚刚被召回来，按礼要来入见。太宗正在处理“高梁河之战”受到的箭创——这个旧伤近来似乎越来越严重，总是“旧创复发”。
看到寇准进来，太宗就撩起衣服来给寇准看箭伤。一面问：“卿何来缓耶？”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寇准回道：“臣非召不得至京师。”我没有皇上的命令是不敢到京师的。
太宗直接问他：“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我的儿子谁可以做继承人？
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陛下为天下选择后继君主，如果向后宫、宦官谋划，是不可以的；向近臣谋划，也不可以的。唯有陛下自己选择，看看谁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寇准这话答得很是机智。一方面将选择大权给太宗，一方面又提出“副天下望者”。当时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已经疯癫，被废；次子赵元僖已经暴薨；“副天下望者”只有三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所以，寇准表面上给太宗一道选择题，其实是让太宗自己说出寇准也想拥立的太子。
但太宗还是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史称“俯首久之”。
太宗“俯首”之际，寇准就待在那里，等待结果。他看了太宗大腿上的箭伤，很严重。他知道结果是什么。
果然，太宗将左右屏退，悄声问寇准：
“襄王可以吗？”
襄王，就是赵元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