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泾州（今甘肃泾川）安定县，有一个庶民的妻子，对庶民前妻的儿媳妇很是痛恨，将其断喉杀死。此事成为一个大案。按一般法条，这是“婆婆杀儿媳”，而“婆婆”属于父母一辈，“儿媳”属于儿女一辈，这样就可以界定为亲族之内因纠纷而起的杀人案，且因被杀者为子女辈，或有“忤逆”情节，故“婆婆”杀儿媳，似可减免一等罪过。
卷宗到了太宗那里，看过后，给出的意见是：
法当原情。此必由继嫡之际爱憎殊别，固当以凡人论也。
司法应该考察天理人情。这个案子，一定是嫡子继承，继母心不能平，因此有绝然不同的爱憎喜恶所导致。可以不必考虑宗族内部关系，就当是普通士庶杀人论罪。
撇开“婆媳关系”，按法律事实定罪，这个“庶民之妻”就是一个“杀人犯”，“婆婆”的身份并不能让她享受豁免权。这是从“杀人”的动机给予定罪的大宋案例，具有“同态复仇”的自然法精神，也符合“春秋决狱”的“原心”大法。太宗还因此下诏，对《宋刑统》做了补充意见：“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妇，并以杀伤凡人论。”从此以后，凡是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儿子及儿媳妇，都要以普通人杀伤论罪。
与此连带的还有继母改嫁问题。
继母的丈夫死了，家中的财产归谁所有？继母还是前夫的子女？太宗给出的意见是：继母改嫁自由，但不得占有已死丈夫的财产，应当全部给丈夫的子孙。丈夫的子孙如果年纪幼小，要有官方为之检查，封存财务，待幼子长成后，交给他。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以盗窃论处。
这个处理看似对继母不公，但丈夫与前妻留有子女，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则子女不免处于啼饥号寒之中；而继母改嫁，后夫应该能满足她的生存所需。如此处理，也是对丈夫和前妻以及他们的子女权益的一种保护，值得肯定。
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宋时，有“场务”，经营各类物资，包括粮食、木材等，也有制造业，造船、造酒等。“场务”属于官办企业，由朝廷派出官员监管。一般由官方额定经营指标，指标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帛。完成指标之后，还有盈余，这个就叫“羡余”，也称“羡利”。有些比较贪的监官，往往就将这部分盈余收归己有。但难免被人告发。一旦败露，按当时大宋法条，属于“监守自盗”，应“弃市”，也即街头正法。太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量刑过重，不符合法典精神。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贪用“羡余”的，只算“偷盗”，不算“监守自盗”，刑罚只能判处“流”罪以下。
传统判罪，由轻到重，有“笞、杖、徒、流、死”之五刑。“流”刑就是发配流放，下“死”刑一等。大宋太祖太宗，对于贪污罪犯，极为厌恶，一般都有“从重”判决的倾向，但就贪污“羡余”的这个案例看，太宗也有尽力“原情”，从天理人情考虑，此类案自有“罪不至死”可能性。于是，减免一等，由“死”降为“流”。从现代司法量刑标准看，太宗此举，可称公允。
有一个著作佐郎龙士元，在老家单州（今山东单县），告他的侄子龙小喜，说这个侄子“无赖”，好赌博，屡教不改，因此想不承认这个侄子，断绝叔侄关系。单县知州刘察、通判田贽就将这事弄成一个案件报到朝廷。定谳之前，太宗看到了这份卷宗，他怀疑这个案子有假，龙小喜可能被诬告。于是交付御史台重新审理。真相原来是，龙士元看上了亡兄龙士安的财产。龙兄死后十余年，龙小喜子承父业，龙士元就要夺取这份产业，于是诬告龙小喜。而知州和通判，就在龙士元家一场酒宴上，定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炼成一场冤案。
处理结果是：龙士元决杖，发配商州衙前禁锢，列入另册，终生不得做官。知州刘察、通判田贽同时免官，废为庶人，家财没收。
太宗为此特意下诏：“方今抚育黎元，钦恤刑宪，岂容照临之下，尚有冤枉之人！黩乱政经，损伤和气，望其安治，其可得乎！应两京及诸道州府，凡有鞫狱，宜令尽心，无致枉挠。”现在大宋正在抚育黎民百姓，推演法制宪章，岂能容忍法律照临之下，还有冤枉之人！那种贪渎乱法，破坏政制，损伤天地和气的行径在，怎么能期望得到太平治理？以后，两京及诸道州府，凡是有案件审理，应该尽心查验，不要违法断案，导致正理不能伸张。
宽大兵痞，护持工人
有一年冬天，有人报告，有盗匪群伙夜半进入人家劫取财物，经过很长时间侦查，没有结果。但此事恶劣，太宗一定要得到结果，就让人发出高额悬赏告示，果然，就有人来检举揭发了。原来是军人士兵，几个人结伙干的事。再查，“尽获其党”，把所有的同伙都抓来了。太宗没有客气，全部正法。但这事还没有完，太宗认为军人干这种事，大有五代恶习，唐末五代以来多次“阴谋拥戴”的兵变，大多由这类兵痞推演而成。于是开始在军中整肃，调查那些积年有罪罚，受过处理的凶恶无赖之辈，得到数百人。但是看着这些兵士的时候，太宗又动了恻隐之心，想想罪恶归罪恶，但是按法，似不当死，于是就给他们上了铁钳颈圈，留在军中察看。过了一个阶段，又将这些人都召到崇政殿，训斥一番，每人赐钱三十文，将他们都放了，算是宽大处理了这些兵痞。
但太宗亲自“听断”，有时也会放出辣手。
有个管理皇宫花圃的小官高进，曾诬告役夫也即园艺工人朱希，说他有种种恶迹，但太宗召问，原来是这位高进曾经向朱希索要贿赂，朱希不给，于是遭遇诬告。太宗发脾气，将高进“杖脊”，打板子，流放海岛。
这事给太宗一点阴影，他感到工人很容易被人欺凌，天平就开始向工人倾斜。
太平兴国七年（982），有个西窑务，就是管理东西窑务的一个官职，负责烧制瓷器，供宫中用度。此地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打架斗殴案，说是西窑务的一位役夫，也即雇佣的烧窑工人，名叫夏遇，他喝醉酒，殴伤了队长杨彦进。太宗审理卷宗，“听断”，弄清了原委，原来这位夏遇，很有一点“群众领袖”的派头，西窑务有一位指挥使牛鹗，不免对这位“带头大哥”有点嫉妒，就安排队长杨彦进设计做局，试图陷人以法。太宗大怒，将杨彦进正法，牛鹗流放海岛。而夏遇则被提拔为管理人员，还赐给他布帛银带。
宰相们看到太宗总是亲自“听断”决狱，并能察见隐微，于是互相联翩来向太宗庆贺，并要求将太宗听断的故实记录下来，交付史官，将来修《太宗实录》用，太宗答应了。
皇子被推问
端拱元年（988）初，太宗非常喜爱儿子赵元僖，在赵元佐疯癫之后，很想将他立为太子，于是任命他为开封尹，封许王。但是他惹了麻烦，什么麻烦不知道，反正被御史中丞弹劾，而且找去“谈话”，史称“被鞫”。“鞫”就是审理，究查，但不判案。两宋“鞫”是“鞫”，“谳”是“谳”，后者才负责判案。在“鞫”与“谳”之间，还有个过程，就是由专业司法文官，根据“被鞫”之后报上来的案情，援引法条，即告知负责“定谳”的主官，此案适合使用什么什么法条，法条的引用，皆源自《宋刑统》和后来的《编敕》。主官根据案情和适用法条，给出判决意见，称为“定谳”。如果是大案，还要上报，县报到州郡，州郡报到朝廷，朝廷有司会审，最后报到皇帝。现在大宋首都汴梁市长、许王赵元僖“被鞫”，他这个习惯享受尊崇的人物，受不了这个待遇，于是向君王诉苦，说：
“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
臣好歹是天子的儿子啊，因为犯在御史中丞手里，所以“被鞫”。请求父皇开恩，宽大处理我啊！
太宗说：
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
这是朝廷的仪轨制度，谁敢违背？即使朕有过错，臣下还不忘了纠察指摘呢！你作为开封尹，能不奉法吗？
史称“论罚如式”，赵元僖被处罚，一如国家法式。
《续资治通鉴》等书中记录了这个事件，这种法律精神，是传统中国永远的光荣；也是太宗赵炅的光荣。值得为之浮一大白。
太宗担心子弟不能“克己”，于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对诸王有过一次训诫。
当时皇子封王，授以节度。陈王元僖进封许王，韩王元侃为荆南、湖南节度使，进封襄王，冀王元份为威武、建宁节度使，进封越王，益王元杰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太宗亲自写了诏书给元僖等人，说：
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恐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此不可以不察也。
朕在后周显德年间，十六岁时，那是江淮之地还没有平定，跟随昭武皇帝（太宗父亲赵弘殷死后谥号“昭武”）南征，屯兵于扬州、泰州等地。朕少年时就练习弓马，多次与敌寇交锋，敌寇应弦而倒者很多人。太祖当时驻扎在六合（今属南京），听到我的事，拍着大腿叫好。朕十八岁时，跟从周世宗、太祖，曾经攻取瓦桥关、瀛洲、莫州等地，也常常在行军阵营中。自从太祖践祚，亲自讨伐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朕留守在京师，镇抚首都，公平执政，上下一律。就在这一年，接受了兵权，一年后，又授我开封尹，经历十六七年，对于民间农事的辛苦、君子小人的真伪，没有我看不懂的。自从继位以来，十三年啦，朕一直坚持简朴生活，对外，谢绝田猎游赏之乐，对内，推拒乐舞色情之娱，这是真实之言，没有虚假的粉饰。你们都生于富贵，长在深宫，对于民间的艰难，人心的善恶，恐怕未必全都知晓。我这里略说说根本大事，并不是我全部的心思。帝王之子，作为亲王，首先必须做到的是克己，砥砺意志，励精图治；要做到谦卑地纳谏。每穿一件衣服，就要心存对蚕妇的怜悯；每吃一顿饭，就要心念对耕夫的同情。至于司法“听断”之间，一定不要没有问案由之前，上来就以自己的喜怒对待。朕每次亲临军政实务，岂敢怕苦怕累；每次以礼接待文武百官，无非是想求得臣子的竭诚意见。你们千万不要鄙视他人之短，不要仗恃自己之长，这样才可以永远守住富贵，保持始终的吉相。记住先贤的一句话：“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这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啊！
太宗这一番话，啰唆，语言并不凝练，应该属于史官未修改的实录原稿，可以见出作为父皇的真实心意，堪称“语重心长”。
安崇绪疑案
太宗时代的执法，除了太宗亲自“听断”“录囚”之外，遇到“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也即寻常所说的疑难案件，也会集合廷臣讨论解决。这方面，没有常法，也即没有制度规定，有了疑难案件，就会临时临事召集群臣，听取各方意见，而后决断。
端拱初年，广安军（今属四川广安市）有一个庶民名叫安崇绪，他的亡父安知逸先后有五个女人，其中三个已经不在。生母蒲氏之外，尚有继母冯氏。他要上诉继母，案由是：继母冯氏曾与安父离婚，现在要将资产全部给她自己的儿子。朝廷大理寺审理后，发现继母与安知逸并没有离婚情节，那么这个儿子起诉继母，估计是有隐情，于是按“礼法”判决：安崇绪诉讼母亲，栽赃，罪当死。
报到太宗这里，太宗生疑，反复询问细节，执行这个案子的判大理寺张佖坚持自己的判决是正确的。于是太宗将此案下到台省讨论。台省，乃是中书门下所在，于是一班文职官员都参与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