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汉，以赫赫威名，让吴越国与清源大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原；失之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虽然也有“石岭关之战”“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但“高梁河之战”与“岐沟关之战”两场失利，影响太大，综合来看，太宗一朝在与契丹的较量中，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称成就显著。论起来，这才是久远事业，超过“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计。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响中国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视察“三馆”，也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去看这三馆的藏书。唐代曾建有崇文馆，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有学士等官，掌管经籍图书，方便太子学习，但后来也在此地教授诸生。后梁时沿袭了唐制，没有大的变动。大宋沿袭后梁的三馆建筑，做国家图书馆。但太宗发现馆内破旧潮湿，这里的馆员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于是下诏，在京师另选一块好地，重建三馆。
第二年三馆建成，赐名“崇文院”。
这个图书馆可比以前宽绰多了。东边厢一排建筑为“昭文书库”，南边厢一排建筑为“集贤书库”，西边厢则分藏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总六库。原来旧馆的图书也全部迁过来，这样六库藏书达到八万卷。
又在崇文院内建“秘阁”，将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属于崇文院。大臣李至总理此事。
雍熙元年（984）正月，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动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遗漏的还很多。
于是，下诏向全国求书，诏曰：
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
现在三馆已经以大唐《开元四库书目》为索引，正式开馆了，但是对照目录，缺失的还很多，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向中原内外募集。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应该讨论甄别录入，并给予报酬奖励。其他要根据所献书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级优厚赏赐。如果不愿意献书，可以借给朝廷，抄写完毕后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史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从此四方各地各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从此越来越丰富，国家藏书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如“太清楼”“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扫过去馆员的暮气。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最让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几乎是当时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官荣誉。那时候，谁要是能入三馆任何一馆，带职做个普通科员，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来做这个秘书监，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李至本来就是个“书虫”，读书乐此不疲。他曾经因“目疾”而请假，要求换工作，但是要他到这里工作时，“目疾”似乎也不碍事了。太宗优容，也不说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阁中观书干活时，一定要“赐宴”，比工作餐要丰富得多，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也都一块参与。
李至也不负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多次推荐人才来充任校理，又请求购置“亡书”，也即五代以来离乱，天下丢失的古籍。这样，就不断地有新发现的“亡书”出现，每一次有发现，李至就向太宗汇报，太宗就让他将“亡书”送来“御览”，在很休闲的便殿，便座召见，对李至“恩礼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李至后来又兼判国子监，到太学去做总管。他发现当时虽然已经流行《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左氏传》这“五经”，但儒学其他重要典籍《春秋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这七部经典的注疏还没有刻版，就推荐当时的饱学之士杜镐、孙奭、崔颐正等人整理这些典籍，准备刊刻出版。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就让他和名臣李沆一起来裁断总揽此事。这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十三经”就差《孟子》了。《孟子》在五代后蜀时，孟昶曾经刊刻，到了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之一，正式成为“经书”。李至要求刊刻十二部“经书”，前人已经做过部分，但如此大规模系统整理（校勘、注疏），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久，秘书监李至进献新近校订的图书三百八十卷，太宗从容地对他说：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远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彦卿以射猎驰逐为乐，于是近习窥测其意，争献鹰犬，彦卿悦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澹然无所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焉。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人有嗜好，不可以不戒惕。这个道理，不用说远古的什么案例，只说近来的事吧，你看那老将符彦卿，那还是我岳父呢，他就喜欢射猎驰逐，以此为乐。结果呢，近侍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争着向他进献猎鹰猎犬，符彦卿呢，也很高兴就接受了。这样一来，下人们就开始为了获得鹰犬，有了对百姓的恣意蛮横侵扰。所以知道人君应当淡然，不要放纵，更不要使嗜欲见形于外。这样，奸邪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嗜好是什么。朕越来越年长，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在书中看到了古今成败，好的经验我就学着，不好的经验，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不过如此而已。
李至听了这番话，感到这个君主不简单，就向太宗“拜舞称贺”。
《太平御览》
太宗一朝，为中国文明文化做了不少好事，流传至今的标志性的工作很多，其中最为人称赏的大宋“四大名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除了《册府元龟》为真宗朝编辑外，其余三部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册府元龟》是军政事迹的百科全书，四部书中，它的规模最大，有一千卷，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门。了解远古至五代，也即大宋之前的中国军政，这是最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
《太平广记》是宋代之前，中国笔记小说的一次集大成。全书五百卷，太多有趣的故事。这书是最值得花费闲暇时光，慢慢浏览的大书。从中看到的，是中国人在宋代之前的艺术想象力，以及民俗民风。大宋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样？去看《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是大宋之前，中国文人的总集，是《昭明文选》后的诗文词赋之集大成。但此书所收文人文章从萧梁时代开始，萧梁也即梁武帝时代之前的文章没有收录，而唐代文章又收得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九，几乎等于一部唐代文集汇编。
四部大书，最为我所赞赏的是《太平御览》。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类书。类书，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它集合、辑录各种书的图文材料，按门类、字韵编排，便于循类查阅。
《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太宗读过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在宋代“四大名著”中最早修成。领衔主编者为著名文臣李昉，还有李穆、徐铉等十四人，其中吴淑、吕文仲、汤悦、王克贞四人在具体编撰方面，用力最深。这些人物都是一时才俊。这书从太宗践祚三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初，开始立意、选题策划，完稿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深秋，用了六年时间，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与头脑，编为一千卷的大书。此书将大宋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文字内容分门别类，按类集合，一类一个主题，总五十五个大类，五百五十个子类。
对世界总和性的门类划分，是人类追求逻辑秩序的智慧，它需要对世界总体把握的能力。因此，这类划分，代表了太宗一朝智识者对世界的理解。换言之，浏览《太平御览》，可以约略感知宋初读书人、士大夫，中国的文化贵族对天、地、人、事、物的关心方向。这种方向一旦以文本的形式界定下来，在后世的推演中，就成为传统。《太平御览》就是源自于大宋太宗朝千年传统的文献和逻辑起点。大宋，赖此，奠定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文明文化，是在文化存量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做出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增量贡献。
今人要感谢《太平御览》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全书引用古籍千余种，全部为太宗朝以前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引用的典籍，到今天，检点起来，竟有十之七八已经亡佚，因为有《太平御览》，这些亡佚的典籍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对一个流传有序的文明而言，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近世各类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孤本”文字的发现。每一次发现，都给人类回顾往事带来一种惊喜。《太平御览》在呵护传统文化存量方向上，也是功勋卓著的。
人这种星球上唯一的“历史动物”，需要了解由无数故实组成的往事，那就是历史。讨论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意义，会有很多话题，譬如，历史，对个体而言，如果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自己的出生前故实，那就永远是个孩子；对群体而言，不愿意思考，或隔断、割断共同体的历史，将会失去未来；而对历史缺乏一种尊重、敬畏，那就注定要犯“历史性错误”。所以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但我事实上还关心传统史学的意义，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赞誉《春秋》这部永恒的经典所言：“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事实上，这也是西方传统史学的主旨，如塔西佗就说过类似的话：“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孙文先生一番话，看似浅显，却提炼了“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思想史”的价值方向，孙文说：“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太平御览》将太宗朝之前的中国文献资料分类整理，内中所含蕴的道德训诫，比比皆是。在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以“反传统”为“天然正确”的各类喧嚣，对传统圣贤人物的“道德训诫”嗤之以鼻，是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文明坎陷。道德，是文明人类的必修课；道德垂训，是人类文明的嫡长子。人类的优雅与美，生成于洪深莫测的道德渊海。无道德，无美，无优雅。推演这个简易道理，方有文明可言。反传统，并不光荣。
《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983）编成。成书以后，宋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修的《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宰相宋琪说：“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伤神了。”宋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鉴戒，此书不过千卷，朕准备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这样想来，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好读书的人，要他读书也读不进。”
此后，宋太宗果然每日读《太平总类》三卷，从不间断。如有哪一天事情太多而未能读满三卷，则一定在以后有空时补上。宋太宗果然一年读完了《太平总类》，便赐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宋太宗从《太平御览》中读了大量史实，经常和群臣讨论历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苏易简说：“皇上批阅旧史，安危治乱，尽在皇上考虑之中。此乃社稷无穷之福。”
著名成语“开卷有益”，就从这个故实中来。
一个月后，太宗在禁中读书，巳时开始阅读，发现有一只苍鹤飞到对面殿脊的兽头装饰“鸱吻”上，太宗没有理它，一直读书到申时，五六个小时过去了，一伸懒腰，发现那只大鸟还在，见太宗“掩卷”，这才拍拍翅膀飞走了。
太宗觉得神奇，说给近臣听。近臣回答说：
“这是上天被陛下好学而感动，所以要用大鸟来示相啊！过去大汉杨震读书，有鹳雀叼着鱣鱼坠落在杨震先生的讲堂下，就是这类故实啊！”
据称，全书五百万字读罢，再和群臣讨论历代得失，太宗就有了“历史经验”。
太宗论刘义隆、杨素、许敬宗
有一次，太宗对侍臣说：“朕于万机之暇，不愿意荒废读书之事。读书，这才知道历代帝王的行为方式。一个经验：如果不能有独立意见，万事全凭他人，那自己最后的位置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了。”说着，就讲述了南朝宋文帝的故实：他虽然很恭俭，但是元凶们一旦悖逆，皇上就完了。
这个南朝宋文帝名刘义隆，是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他一生“恭俭”，在位三十年，减免百姓赋税，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两个儿子刘劭、刘濬，因为做错事，遭到宋帝刘义隆的责骂。刘劭就让女巫刻了一个父亲的玉石雕像埋在宫殿前，日日诅咒父亲早日晏驾，这类“巫蛊”之事，被刘义隆知道后，就要废掉刘劭的太子位，并将此事告诉了潘淑妃。不料潘淑妃却将此事告诉儿子刘濬，又不料刘濬很快就转给了太子刘劭。刘劭于是与大将萧斌在一个夜里，带领东宫卫队，假装说受诏入卫皇宫，进宫后，刘义隆正在烛光下与臣下讨论废太子之事，见太子持刀进入，急忙举起凳子自卫，被儿子砍掉手指，啪啦啦掉了一地。最终，父皇被杀。
显然，在赵廷美大案之后，这类骨肉相残的故实，很让太宗痛心。侍臣们听了也都为之动容，不免一个个心头一凛。
太宗还讲到隋朝杨素的“邪佞”。
隋文帝病重时，很想将帝位传给原来被废掉的皇子杨勇，但杨广与杨素勾结为同党后，杨素也假传圣旨，派杨广的东宫士兵进入宫禁守卫，更派出亲信“守候”病榻上的隋文帝杨坚。但就在当天晚上，隋文帝崩。
杨素之所以拥戴杨广称帝，很大程度上有曹孟德、司马懿之志。他几乎倾注全力“成全”即位的隋炀帝杨广之恶，试图让杨广众叛亲离。但杨素死得早了些，而儿子杨玄感也不争气，造反后，无德无能，被诛杀。
史上对杨素的评价极低。此人帮助隋文帝开国，立功极高，但在晚年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邪佞之举。史称杨素“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只要国家有倒霉事，他就感到对自己有利。
王夫之《读通鉴论》分析杨素，认为：“隋之诸臣，唯素之不可托也为最。”隋朝各位大臣，唯有杨素是最不可托付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从古到今，天下各地，杨素是最为“不仁”的人。而“不仁者不可以托国”，是王夫之的重要史学意见。
杨素的“不仁”，特点就是“杀人立威”。几百人的将士跟敌人大军相遇，不胜，回来后，全部杀掉。这种行为，只有战国时的尉缭说过，而做过的，只有杨素。按王夫之意见：杨素本来也“无他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这人并没有什么智慧和韬略，就是忍心杀自己的人而已。他建造一所宫殿，速度很快，但导致“丁夫死者万计”，这些“功绩”，其实都是“以杀人而速奏其成”，用杀人来尽快完成任务而已。王夫之没有见过近代杀人纪录，所以他说：“旷古以来，唯以杀人为事者更无其匹。”这种人在帝王时代，只能是祸乱江山，涉及“邪佞”，是不可以托国的。
太宗还讲述了与杨素相类另一个故实：许敬宗推举武后。
